摘 要：承担国际责任是体系中的大国必须要履行的国际义务。履行国际责任，可以有效改善国家形象，有利于话语权的获得与提升，进而更好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在对外政策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五个层面都较好履行了大国责任。从这个角度进行评价，“和谐世界”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更好维护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和谐世界；大国责任；国家利益；国家形象；话语权
作者信息：谢磊（1985-），男，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1967信箱中央党校南院研究生公寓C座，邮编：100091。联系电话：13366640283。电子邮箱：croton1985@163.com。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选举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标志着我党最高权力的顺利平稳过渡，同时，我们也可以对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一个全面评估。显然，胡锦涛同志执政十年留给我们的外交遗产很多，而在这十年中，中国外交政策中最大的一个亮点或特色，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中的大国，提出并始终贯彻了“和谐世界”的理论主张，并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方针加以运用。因此，对“和谐世界”进行全面审视，对这十年时间里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面评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大国的战略取向
（一）国家战略目标的分层次性
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由低到高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也是最为低级的层次，即满足一个国家的基本生存（求生存）。正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就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后来的“苏修”）的全方位封锁，实现本国的生存。在对外政策上，尽管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方针始终坚持的是理想主义的情怀，但选择这种外交路径最为根本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实现国家生存这个根本目标。
第二层次即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谋发展）。在满足了基本生存要求后，一个国家才能够在经济领域上花费较多的精力进行建设，中国在1978年年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中美两国正式建交标志着中国的工作重心正式向第二层次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由现有国际体制的反对者成为了国际体制的参与者和拥护者，实现了本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与经济迅速发展相伴的是中国政治地位在世界舞台上的不断增强。总体来看，中国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二个阶段的目标。
第三层次，也是最高的一个层次是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促和平），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经常在公开场合所说的“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与现存国际体制的对接过程中，中国也获得了国际体制所带来的诸多好处。但是，评判一个国家作为大国的重要标志，即看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也必须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的义务，从而推动国际社会的发展。
从现实情形来看，只有极少数国家能进入到第三阶段，由于世界贡献主要是一种政治影响力，因此，只有进入到这个阶段的国家，才可能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体系内的大国。而成为体系内的大国必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主要是由主观和客观两种指标共同决定的。
首先是客观指标，这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一个大国必然是这个体系中政治、军事、经济等力量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之一。只有以硬实力作为基础，这个国家才能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担负在国际体系中作为一个大国的基本义务。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对本国地位的认同，即这个国家认不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大国，有没有意愿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一般来说，在一个大国崛起中太过迅速的展现自己的实力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权力转移”的急速变化过程往往会引发主导国家和崛起中国家之间的战争。[1] 但是，过分掩盖自己的实力，也存在类似问题，因为这种情况往往被认为是只享受国际体系带来的好处，但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搭便车的行为只会引起世界舆论对这个国家的指责和诘难，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被认为是“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那么更会引起国际体系内主导国家的猜疑，进而导致体系战争的发生。
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历史上的大国在处理对外事务中，主要采取的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手段，从而导致的严重后果是，造成了国际关系的非民主化。在大国与小国的不对称关系中，小国只是出于对大国权力的恐惧而选择顺从、而并非是因为大国的道德感召力表示诚服。[2] 在新时期，中国要更加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承担起国际社会所希望中国应该承担起的国际义务。但是，中国的这种参与，应该与历史上西方大国主要采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手段的做法进行区分，在参与的过程中更需要的是道德感召力而非强权政治作为依据。中国并不应该成为国际体系的颠覆者和革命者，而应该充当起国际体系稳定的维持力量和改革者角色。中国应该充分依照本国在新时期所获得的权力地位，切实履行本国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将公平、正义、普遍性等原则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中，改革其中不合理的地方，推动国际体系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郑永年认为：“中国人受尊敬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也在开始认真履行一个大国应当负的责任。[3] 这种姿态也才更加符合“和谐世界”的本质要求。
（二）国家利益与大国责任的关系
1．国家利益与大国责任可能存在冲突
虽然国家战略存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但是这三者统一于“国家利益”这个最为基本的原则之中。在国家发展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由于这两个阶段往往只是涉及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本国自身发展，因此这两个阶段并不与本国的国家利益产生直接冲突，但在发展的第三阶段，即一个国家需要更多承担国际责任的阶段，由于更多涉及到了外部事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国际责任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即国际责任与国家利益孰前孰后的问题。
例如，从2008年年底开始，中国开始派遣海军在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以打击这一地区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虽然中国的商船也因为索马里海盗的侵扰而遭到了严重损失，中国出兵索马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中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但实际上，由于考虑到远洋航行的巨大开支、害怕他国对于中国扩张军事力量的担忧以及担心丧心病狂的海盗报复引发武装冲突，中国并不是很情愿派兵到索马里。[4] 索马里正在经历的一切与20世纪90年代当地的局势类似，当时美国18名士兵在摩加迪沙的阵亡以及CNN之后在电视节目中反复播出的索马里武装人员在摩加迪沙大街上用车拖着美军阵亡士兵尸体游行示威的一幕给美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也直接导致了克林顿政府从索马里撤出美军部队的决定。尽管各个国家普遍希望美国在索马里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因为美国在索马里的国家利益远远小于美国付出巨大代价以维持索马里和平和恢复当地正常政治秩序的利益，所以美国选择了撤军。
中国在索马里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在索马里的国家利益并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中国完全可以不派军队进行护航任务，但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能采取与美国相似的对外战略。国际责任往往体现的是国际关系准则中的道德问题或是原则问题，而国家利益则体现了一个国家为了追求国家权力所进行的努力。正如道德和权力孰前孰后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争论的一个主题，作为体系中的大国，中国也必须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庞中英就指出，中国对于国际事务（或是国际责任）应该调整自己“不”的原则，而应该实行有原则、讲原则的外交政策。“根本原则”实际上比“根本利益”更为重要。
2．如何平衡大国责任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由于大国责任和国家利益存在冲突，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路径以让这种冲突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小化。国家利益具有层次性。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2000年发布的著名报告的划分，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核心利益、重大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四个层次。[5] 把国家利益按照重要性分层的好处是，可以直观区分各种“利益”在一个国家战略地位中的轻重缓急程度。例如，在钓鱼岛争端和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中，领土主权利益当然要远远高于经济利益。对于大国责任和国家利益之间可能的冲突，大国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在不影响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形下，大国可以适当放弃和让渡较低层次的国家利益以履行大国责任。因为对于体系内的一个大国来说，自己的行为往往具有表率作用。如果对国家利益锱铢必较，那并不是大国风范的体现，在特定的时候放弃较低层面的国家利益，反而有助于良好国家形象的建立，并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对国家利益是有益的扩展。
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完全可以在经济适当放缓的情况下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数量，尽管从短期来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会造成一定的损害，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行为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反而是一种有益的促进，既有利于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同时也可以实现本国经济体系的转型与升级。
第二，虽然中国需要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但是一个国家应该是有底线的，那就是核心国家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行为体，核心国家利益应该高于国际责任，因为核心国家利益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自由和安全，以及这个国家人民的福祉。[5] 根据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6] 在任何时候，这些利益都要优先于大国责任，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必须要坚持核心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这是一个仍然处于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家需要坚持的根本原则。
（三）履行大国责任可以更好地促进国家形象，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
履行大国责任除了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扩展，同时这也是可以更好促进良好国家形象，以及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一个亮点是首次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概念，虽然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但是“美丽中国”也包含了扩展良好国家形象的意味。“美丽”除了“自己认为自己漂亮”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别人是如何对你进行评价的。
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一个国家自认为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但这只是一个国家的主观认知，甚至更多的是一种夸大的说辞。因此，中国在努力提高和改善本国国家的形象时，更多需要的是道德感召力而非灌输式的说教。[7] 例如，2011年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中国国家形象片，标志着中国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国际体系中，但是这个形象片中对于主题和内容选择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很多西方人都无法理解这个形象片所想要表达的含义。因此，在选择目标受众时，中国需要选择以正确的方式进行。中国需要时刻注意的是，要用西方人听得懂的方式，以扩展自己的国家形象，而不是自说自话。
最为关键的是，其他国家民众对于这个国家的认知和看法，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主要扮演的是积极还是消极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每年进行的国家形象调查数据显示，2008-2014年间，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持积极影响的受访民众比例一直维持在了40%多的水平，[8] 但中国的排名，与其他排名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主要扮演积极角色的认知比例往往低了十到二十个百分点，此外，对于中国具有良好认知的国家主要是那些与中国一直具有良好外交关系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的民众依然对于中国的形象持有负面看法。
因此，中国在改善本国国家形象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要走。而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做体系内真正负责任的、遵守国际秩序的大国。认真履行大国责任，让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善意，有利于促进话语权的获得，而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呈正相关，“话语权”同时也是与软实力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9] 因此，认真履行大国责任，有利于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的获得，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谐世界”的提出，就是中国为了更好履行大国责任，发挥在国际体系中积极作用的重大举措。
二、和谐世界、国际责任与大国战略
（一）和谐世界的发展脉络
“和谐世界”的提出，大体上与中国在21世纪初期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展同步的，“和谐世界”也是中国领导人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外交思想，对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提高，以及对国际战略重新理解所提出的一种新外交政策。[10] 西方学者认为，“和谐世界”的外交思想体现的是中国认为美国的霸权正在丧失合法性，本国的传统文化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中国可以通过这些理念建立一个更加强调社会福利和集体物体提供的全球大同的社会，[11] 从积极的层面理解，“和谐世界”主要体现的是中国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和谐世界”表明，中国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加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这种理念也是中国所认为合理的国际社会的基本轮廓。[12] “和谐世界”既是“和谐社会”在国际层面上的必然理论扩展，同时，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建设，也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扩展国际话语权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建设和谐世界既是一种政策目标，也是中国承担更多大国责任，寻求更多话语权的一种可能途径，两者是有机统一的。
（二）“和谐世界”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扩展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
尽管“和谐世界”直到2005年才在官方场合由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但自从胡锦涛同志在2002年十六大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十八大他正式卸任总书记一职，这十年中国外交的整体框架，都将“和谐世界”作为外交政策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理念，运用到了外交政策的实践过程当中。在此，我们采用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提出的领域（sector）的概念，为评估“和谐世界”是否为中国履行了大国责任以及扩展了国家利益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评估。
按照布赞和利特尔的理解，国际体系可以划分为军事、经济、政治、社会/身份和环境”等五个不同的领域，而每一个领域都是各国互动关系的一种产物。[13] 国际责任也是由国家的互动关系产生的，因此，“和谐世界”也可以划分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五个不同的领域：
1．在军事层面，中国坚持以“持久和平”为基本理念，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充分发挥了一个军事大国对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正面作用。
军事作为高级政治中最为核心和敏感的因素，也是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实力增强和崛起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因素。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这能构成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过度扩张军力，尤其是体系中大国无休止的军事扩张，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紧张状态的出现，甚至是出现严重的“安全困境”。“中国威胁论”首先就是“中国军事威胁论”，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军队是地区和世界和平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威胁来源。[14] 因此，“和谐世界”提出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消弭“中国军事威胁论”。
与“和谐世界”常常一并使用的一个定语即“持久和平”。和平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非暴力性”。[15] 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手段、而非武力方式和平解决各种国际冲突。建设“和谐世界”，首先就要求在军事层面上，中国需要走一条合作型的、以发展防御性军事力量为主的国防道路。建设“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要求中国在维护本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与主要大国一起推动削减军事力量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避免任何可能严重危害国际体系稳定的情形出现，促进争端地区危机的妥善解决，等等。
从军事层面看，中国很好地贯彻了“和谐世界”的指导方针，在各种国际冲突中扮演着积极作用。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积极参与了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各种区域性的维和行动。截至2012年12月，人民解放军有1 842名官兵在9个联合国任务区遂行维和任务。[16]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没有其他国家在维和过程中常常发生的腐败和性丑闻事件。[17]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也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积极加以应对。例如，2008年年底持续至今的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主要任务的亚丁湾护航任务；2010年派遣军队到巴基斯坦等国进行海外救灾行动；2011年年初派遣军机和军舰到利比亚撤侨，2014年马航MH370客机失联以来，中国军队长时间、远距离、大范围的搜寻工作，等等。
中国加强了与各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军事交流和战略合作。截止到2014年11月，中国已经与26个国家建立了防务安全磋商对话机制，[18] 尤其是与美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定期军事会晤机制，就各种关心的军事战略合作问题，如反恐、防扩散、削减武器数量等进行了广泛合作。
中国也十分重视与本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要平台，针对三股势力进行了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始终坚持采取灵活对话而非军事冲突的方式，以妥善解决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在区域性的军事关系中，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多边安全对话、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以及多边条约，参与各种联合军演和海上营救行动，以及加强在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等。[19] 这些举措充分表达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善意，有利于消除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担心，创建一个更加和平的周边环境。
从军事层面看，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这十年里，始终坚持和贯彻了“和谐世界”的发展主线。“和谐世界”要求中国执行防御性的军事政策，不采取武力作为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争端的途径。中国军队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所作所为，对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军事发展水平，以及在有关问题上消除误解，达成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一个有力反击。
2．在政治层面，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始终奉行多边主义原则，在全球性事务坚持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区域合作中坚持“和谐周边”的立场，在各种全球和地区性政治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实际上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在国际冲突解决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合法席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于安理会所提出的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持弃权和观望态度。中国的这种政治哲学，严重束缚了在国际社会中所应当发挥的作用。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胡锦涛时代，中国更加重视联合国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首次阐述“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即是胡锦涛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尊重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这已经成为中国在多边外交中的优先选择。在胡锦涛时代的热点国际问题中，中国选择了一种较为积极主动的立场，比如中国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先后设立了中东问题特使、朝鲜半岛事务特使、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和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以更为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些争端地区问题的最终解决当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中国在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创造性介入”的原则，即在任何情况下都参照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得到联合国多数成员的认可，特别是安理会的某种授权。同时，尊重被介入对象的权利与尊严，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和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原则，避免被其他大国捆绑裹挟，坚定地采取自主表态、自主进入或撤出的立场，同时耐心细致地与对立方保持接触。[20]
在区域性的政治合作中，中国也根据“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了“和谐地区”、“和谐亚洲”以及“和谐周边”的主张。这些主张和“负责任的大国”、“新安全观”、“和平崛起与发展”，以及坚持睦邻政策一起，实际上也较好的改善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形象，以及增强了中国在这个区域中的软实力和影响力。[21] 政治关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最为重要的基石。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周边是中国需要优先重视的地区。体系内的大国首先是区域内的大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建设“和谐周边”，首先是消除邻国对于中国实力迅速崛起的一种担心。“和谐周边”的主张，既继承了“与邻为伴，与邻为善”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同时也是“和谐世界”在本区域范围内的具体实践。
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与邻国都存在着较多的共同利益。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作为第一个域外国家加入到《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与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区域组织；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加强了与中亚各国的政治联系。这十年里，中国在政治领域推动周边合作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甚至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贡献是，中国作为东道国推动了六方会谈机制的形成。尽管对于六方会谈取得了多大的效果，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是作为一种多边机制的途径，将存在争端的各方，尤其是能够将存在紧张对立关系的国家请到中国进行多边会晤，突出体现了中国在坚持区域和平与稳定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以及维护本地区安全和秩序的决心和意志。
3．在经济层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以及在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改革现存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更好反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谐世界”要求，世界各国能够“共同繁荣”。而“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是，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改革其中不合理的成分，从而更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充分暴露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弊端，只有通过各国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正如1997年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一样，中国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的角色也从上次危机中的区域参与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转变为全球性的参与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时，中国除了继续通过扩大内需以稳定国内经济增长以外，在国际层面上，通过20国集团的多次会议，以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应对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中国还对遭受经济危机冲击的国家进行援助，起到了国际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此外，中国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上也日益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具体的表现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与八国集团每年进行对话、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国家成立并壮大了“金砖国家”，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份额和投票权增加，等等。
同时，在本国经济力量迅速增强的情况下，中国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加大对其他欠发达国家经济援助的力度。2010年2月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出席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时发表了《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中国已经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地位正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例如，中国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促进价值1 200亿美元的亚洲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并且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价值6 500亿美元的货币一揽子协议。中国取消了49个重债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所有债务，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2 000亿人民币的援助。[22] 在这十年时间里，中国累计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人民币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23]
周边国家也对中国在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持有相对积极的看法。中国与周边国家接壤的省份与邻国交往日益频繁，这种关系最为重要的就体现在经济层面，比如云南面向南亚地区的“桥头堡”建设，广西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中所扮演的“领头羊”角色。2002年，中国与东盟开始了自由贸易区谈判，并从2010年1月1日起正式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将2006年确定为“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年”。李光耀指出，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各国并不是威胁，反而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东盟各国可以获得贸易、投资和旅游等方面的好处。[24] 同时，中国也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增强了自己在本区域的软实力。[25] 例如在2004年年底的东南亚海啸中，中国政府向受灾各国提供了价值近7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这种经济上的密切合作，有利于深化双方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化在政治上的合作和互信。
4．在文化层面，中国始终坚持了“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向外输出本国的优秀文化，与其他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从而增强了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软实力。
“和谐世界”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尤其是中国力争将儒家文明扩展到外交政策，以及将儒家文明重塑为中国本质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努力。“和而不同”是“和谐世界”的理论精髓。中国不能像某些西方大国，通过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将其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强迫所有国家都对其无条件的接受。“和谐世界”要求“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这种主张就是尊重、坚持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作为体系内的大国，也必须是在文化上起到表率作用的大国。“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就体现了中国希望增加文化软实力以及塑造自身为一个仁慈国家形象的努力。[26]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也已经进入到全球流行文化的行列。[27] 学习中文、中国武术、中国饮食的热潮，以及中国影视剧在国外的热播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此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各种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比如中国在法国、俄罗斯等国举办的中国年活动，中国因私出国以及其他国家到中国的留学生也日益增多。据中国本土首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海外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达到了7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更是达90%以上。[28] “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中国改善和促进正面国家形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5．在环境层面，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也日益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重点。中国在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也在世界范围内承担了更多的环境责任。
环境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环境问题具有跨国性、治理的复杂性和合作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生态保护对于国家发展的极端重要。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9]
除了在国内层面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外，在国际层面，中国始终坚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上积极加强与各国之间的环境领域的合作，切实履行相关的国际公约（如《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南极条约》等），力争为其他国家树立环境保护的榜样。同时，中国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推动全球性气候问题的解决。中国通过定期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让世界知道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已经从事的工作，以及正在承担的责任。这些措施，显然有利于世界各国更好的感受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善意。
因此，从整体来看，在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这十年时间里，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五个层面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不仅在宣传上，同时也在具体的对外实践中，都在努力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种行动，既践行一个大国应该履行的大国责任，又扩大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改善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提升本国的话语权。总体来看，“和谐世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三、结论
在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增强，中国在对外事务中也日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以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转向了更多的承担国际责任，履行一个大国应尽的义务。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坚持了以“和谐世界”为主线，无论是在军事、政治等高阶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和环境等低阶政治层面都较好地履行了大国责任。“和谐世界”理念，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更好维护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利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谐世界”既是对中国现有外交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将为中国在新时期的大国外交政策和外交战略的设计和执行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物。以“和谐世界”为基础，在新时期更好的推动大国战略的实行，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成为一个在道德上更加具有感染力，在文化上更加具有吸引力，在行为上更加值得学习的体系内大国。
参考文献：
[1] A. F. K. Organski. The War Ledge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 清代亚洲非对称关系的层次与多样性[J]. 国际安全研究，2013（4）：135-144.
[3] 郑永年. 大国责任：转型中的中国国际战略[M]. 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4：4.
[4] Anita Chang. China Anti-piracy Mission Marks Greater Engagement[EB/OL]. The Associated Press, 2008-12-19[2014-08-23]. http://www.highbeam.com/doc/1A1-D955U2K81.html.
[5]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R/OL]. 2014-07-28.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files/amernatinter.doc.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R/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1-09-06[2014-07-28]，http://www.gov.cn/zwgk/2011-09/06/content_1941258.htm.
[7] 赵启正. “感染”，而不是“说教”[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3-03（3）.
[8] BBC World Service. The Global Public’s Point of View, 2008-2014 reports[EB/OL]. The GlobeScan Website, 2014-07-29. http://www.globescan.com/clients/case-studies/bbc-world-service.html.http://www.globescan.com/clients/case-studies/bbc-world-service.html.
[9] 王宏仁. 中国话语权意涵：四种不同认识论途径[J]. 国际安全研究，2013（5）：138-153.
[10] Yongnian Zheng, Sow Keat Tow. “Harmonious Society” and “Harmonious World”: China’s Policy Discourse under Hu Jintao[R]. China Policy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Briefing Series, 2007(26).
[11] Randall Schweller,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1, 36(1): 41-72.
[12]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0, 3(1): 5-36.
[13]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建构[M].刘德斌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4-68.
[14]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Ambival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9/2000, 24(1): 52-79.
[15] 阎学通. 和平的性质——和平≠安全[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8)：4-9.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R/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3-04-26[2014-07-30], http://www.gov.cn/jrzg/2011-03/31/content_1835289.htm.
[17] Andrew Higgins. China Taking on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Missions[EB/OL]. The Washington Post. 2009-12-02[2014-07-3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2/01/AR2009120104060.html.
[18] 程磊，吴斌，商西. 中国国防部长首次亮相香山论坛指出：中国与26国建立防务安全对话磋商机制[N]. 南方都市报，2014-11-22（16）.
[19] Mingjiang Li. China and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Recent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rospect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0, 19(64): 291-310.
[20] 王逸舟. 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不干涉内政学说：以非洲为背景并以中非关系为案例的一种解说[J]. 国际安全研究，2013（1）：4-18.
[21] Young Nam Cho, Jong Ho Jeong. China’s Soft Power: Discussions, Resources, and Prospects[J]. Asia Survey, 2008, 48(3): 453-472.
[22] Yang Jiechi. A Changing China in a Changing World[Z]. Munic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 2010-02-05.
[23] 吴绮敏，吴刚，赵成. 和谐世界：共赢发展的中国贡献[N]. 人民日报，2012-11-04（2）.
[24] Lee Kuan Yew. Speech by Minister Mentor Lee Kuan Yew at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s 10th Anniversary Lectures[Z]. 2007-06-19.
[25] Thomas Lum, Wayne Morrison, Bruce Vaughn. 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R].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8-01-04.
[26] James Paradis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J]. Asia Survey, 2009, 49(4): 647-669.
[27] Joseph Nye. 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N].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2005-12-29.
[28] 察哈尔学会，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华通明略. 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J].公共外交季刊，2012（4）：5-22.
[29]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