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海淀文化馆小剧场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围绕“阴阳五行应该写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么”，一场激烈的“对撕”在科学家和史学家之间展开。
事情起源于2016年4月科技部、中宣部印发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以下简称《基准》)。《基准》涵盖了中国公民需要具有的科学精神、掌握或了解的知识、具备的能力，其中明确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作为其132个基准点之一。消息一出，媒体及网友迅速分成立场鲜明的两派，并从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互怼”。
如今，由中国科学院全力支持、中国科普博览承办的科学讲坛，推出了“SELF格致论道”，又为“阴阳五行”是否该纳入《基准》提供了争鸣的舞台。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双南自《基准》一出，便与另外七位科学家联名发表文章，抨击《基准》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内容纳入其中“不科学”。
当天张双南一如既往地站在了反对“阴阳五行”入《基准》的立场。与之“对垒”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小淳。两人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国盛的主持下，展开了激烈辩论。
孙小淳在争辩伊始，便从科学史的角度阐述了“阴阳五行”入《基准》的合理性所在。他表示，传播科学并不应该只传播正确的知识，而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过去的思想和观点。
“阴阳五行与现代科学相比起来可能很不科学，但它在历史上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孙小淳说，科普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更要让人们学会思考、批判、比较。他还以西方地心说、日心说等学说为例，指出阴阳五行是中国科学的历史，应当与上述学说一样得到公平对待，让其“入准”。
但张双南对孙小淳的观点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反驳，“阴阳五行不是科学，没有产生科学，也不会产生科学，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没有科学的元素”。在他看来，阴阳五行不该纳入《中国公民科学素养基准》，而应该放到《中国公民传统文化素养基准》中。
台上嘉宾唇枪舌剑，台下观众也毫不示弱，通过一个个犀利的问题，将专家间的争辩推到了新高度。但最终，有人认为科学家“太轴”，有人认为史学家太“圆滑”，不过“谁也没有说服我”。
然而，记者发现，虽然辩论鹿死谁手难以分辨，但可以肯定的是科普赢了。在激辩持续的两个多小时内，有大约27万网民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辩论。活动现场更是座无虚席，甚至有多名观众是站在通道中看完辩论的。
一位带着自己10岁儿子来看辩论的母亲告诉记者，“这种活动大家都应该多参加参加”。她坦言，自己经常带孩子来看类似的科学论坛，“收获很大”。下班后匆匆赶到现场的金融工作者李先生也在辩论会后告诉记者，虽然自己没被说服，但来得很值。
【延伸阅读】
事实上，历史上国内外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争论并不少见。近百年前，对中国思想史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就是最著名的一例。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力陈“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该演讲词初刊于《清华周刊》第272期。
身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阅后，质问“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于是撰写《玄学与科学》(完稿于1923年4月12日)一文，刊载于《努力周报》第48、49期，痛责自己的挚友张君劢被“玄学鬼”附了身。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论战继续深入，1923年5月梁启超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进而，到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论争直到1924年岁末基本结束，历时近两年之久。
作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在国内多次出版，有辽宁教育出版社、黄山书社等各种版本。
今年1月，江南大学副教授连冬花撰写的《知识与权力视域下的“科玄论战”》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作者对论战的意义作了新的挖掘，着力论述论战后期，即唯物史观派参战后对论战的影响和意义。
另一场发生在上世纪末的论战同样激烈，且影响深远。1996年5月，“索卡尔事件”出现后，在全球学术界爆发了一场科学家与后现代哲学家之间的大论战。众多的科学家，如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等纷纷投入保卫科学、保卫理性的斗争之中。而后现代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却不断地借助于“外部因素”来“解构”科学、“解构”理性。这场科学与人文的大冲突，被称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如此深刻的、影响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必将会对人类的文化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一书，收集了有关这场论战主要论文，作者大都是这场论战的主角，论文也主要是由作者自己推荐的。
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两种文化”，国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都出版过《两种文化》。斯诺认为，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如果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继续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就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为此他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
当然论战正是一种交流，也是两种文化合作的良好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