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任远，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 点击阅读任远教授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论文

　　近年来婚姻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一是“光棍问题”更加突出。在城镇和乡村(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出现了不少大龄未婚男性青年。二是社会舆论中的“光棍”和“剩女”同时发生，特别是城镇中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未婚率提高，似乎是表现为“被剩下的女性”。“剩女”问题也总是带来父母的担忧。对这一问题的社会关注，可以从公园中的相亲角落的繁荣、到电视中相亲节目的火爆中表现出来。“剩女”问题甚至也具有了娱乐的意义。三是“彩礼”的提高，一些农村地区和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结婚彩礼已经高到令人诧异的程度。一些说法是，越是贫困地区的“彩礼”越高，实际上，在城镇地区的结婚成本提高得更快，汽车、住房已经成为青年婚姻的重要负担，并表现为一种“丈母娘带来房价上涨”的现象。由婚姻中的男方家庭来承担汽车、住房的费用，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彩礼”，但是这也说明了结婚成本的提高。因此，“结婚难、结婚贵”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中的突出现象。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人们往往把“结婚难”与“结婚贵”的问题归因为婚配性别比的失衡，即婚姻高峰年龄青年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失衡。而往往又将婚配性别比问题归因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以后就开始逐步偏离出平衡的水平，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了接近4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到了2008年达到120.6，在此之后出生人口性别比是逐年下降的，但是至今仍然处于失衡的状态，2015年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有学者估计在2030年左右中国在婚姻年龄的性别比失衡将会达到3000万人左右，将会进一步加剧光棍问题，使得“结婚难”、“结婚贵”问题更加严重。

　　实际上相对于我国出生性别比从1980年开始偏离于正常状态上限的107，到了1990年“四普”的时候提高到111左右，也就是当前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龄时期的男性人口总量失衡大约为300-400万。考虑我国男性的初婚年龄大约是27岁，大约比女性初婚年龄高2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后的男性队列进入婚姻市场时间并不久，出生性别比失衡对婚配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实际上还并不显著，在婚姻年龄人口总量上还并不存在女性的显著短缺。

　　在一些地区的人口婚配性别比失衡，与其说是受到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不如说是人口迁移的结果。由于青年女性的外出迁移，加剧了人口流出地区的婚配性别比失衡，使得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光棍村”的危险。特别是如果我们观察迁移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女性往往外出迁移的年龄更加年轻，他们也有更大的概率在城市中沉淀和居留下来，其中很多人口是因为迁移而婚姻，或者是因为婚姻而离开流出地区。例如上海的国内异地婚姻，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口的男性和外来妹结婚，女性的迁移率更高、沉淀率更高，对于流出地的性别比产生影响更加显著。女性迁移人口的平均年龄更低，说明了他们更多地是在结婚前迁移;而男性迁移人口的平均年龄更高，说明相对来说他们中不少人是结婚后迁移、或者结婚后继续迁移。当然这也因为婚后的女性人口因为儿童返回农村的情况也更加普遍，这样也就出现农村中的留守女性和留守儿童的现象。总的来说，年轻女性的迁移比重更高，挤压了人口流出地区的婚配性别比提高。一个地区人口外出迁移更普遍，往往这个地区和村庄中男性找对象的“光棍”压力也更大，这能够解释农村和人口主要流出区域具有更加突出的“光棍”和“结婚难”问题。

　　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确实会对婚姻市场产生影响，而且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人口队列更多地进入结婚年龄，这个压力是会增大的。但是出生性别比对“婚姻难”的影响并不应该过分夸大。实际上，婚姻市场会有相当大的弹性来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例如男性和女性的婚龄模式将会变化，原来的婚姻习惯中，男性往往女性大2-3岁，我们也会发现，当婚姻市场出现挤压以后，婚龄模式就会变化，男性有可能和更大年龄的女性结婚，男性也有可能与更小年龄的女性结婚，男性和女性的结婚年龄模式更加差异化。我们也可以将婚姻市场的离婚和再婚也作为应对婚姻市场性别比失衡的应对。实际上我的基本判断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造成的男性人口对婚姻市场挤压的影响，相对于婚姻市场的内在弹性而言，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构成非常突出的压力。性别比失衡是一个大问题，而性别比失衡对于婚姻的影响，更多地仍然是迁移的问题，还不是出生人口绝对数的问题。

　　“结婚难”和“不结婚”

　　男性和女性结婚率下降和“光棍”、“剩女”的同时增多，也有相当的情况不是“结婚难”，而是“不结婚”。“光棍”和“剩女”有的时候也是人们婚姻观念和婚姻模式的转变。实际上这些大量未婚的男性和女性中，并不都是被动地无法结婚，其中也包括了主动地推迟结婚和推迟生育，乃至不结婚和不生育。

　　我们通常认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因此认为女性到了25岁不结婚就值得忧虑了，到了30岁、35岁不结婚就是被剩下来了“问题女性”，实际上由于教育程度提高、由于劳动力市场就业，更多的女性是主动地选择不结婚而主动成为“剩女”。因此一方面婚姻市场中的女性显得越来越稀缺，但是实际上女性的终身未婚率还在提高。在后人口转变的时代，女性的“剩女”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意味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女性独立性的增强，乃至意味着性别观念的多元化。

　　“光棍”的问题与“剩女”问题有一些差别性，但是“光棍”作为“剩女”的镜像，也一定程度上具有后人口转变时期“主动不结婚”的考量。教育程度提高、迁移率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提高也同样推迟男性的结婚年龄，使得无论男性和女性都因为自身的个人独立性的提高，而减少了婚姻行为。在欧洲，各种不结婚、同居、非婚生育率提高、同性恋等行为的增加，被认为是人口转变以后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指标。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龄未婚的“光棍”和“剩女”，有的时候并不完全是因为结婚难，而可能是个性发展和多元化性别观念的表现。

　　“结婚贵”和“结婚难”

　　出生性别比和婚配性别比对男性和女性结婚具有着一定影响，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婚姻更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仅是一个男性女性数量的生物过程，“结婚难”和“结婚贵”背后更主要是社会运行的结果。

　　对于“结婚难”和“结婚贵”，实际上不是人们所想的因为“结婚难”，所以带来“结婚贵”。而恰恰是由于“结婚贵”，所以带来“结婚难”。出生性别比失衡影响着“结婚难”，但是“结婚难”的原因并不主要是由于出生性别比失衡，而是由于包括“彩礼”在内的结婚成本的提高所带来的“结婚贵”。结婚成本的提高不仅包括彩礼，更主要表现在住房价格的提高。在传统社会习俗中，人们总是先买房再结婚，这也是因为婚姻和家庭带来了居住和住房的需求。我们往往说“丈母娘推高了房价”，这实际上说明了“丈母娘”是一个符合，体现出了婚姻对住房的客观需求，但是要实事求是地说，房价本身却不是由于“丈母娘”所提高的。

　　彩礼作为一种结婚成本的衡量指标，说明了结婚贵的现象，而包括住房、生活成本在内的结婚成本的提高降低了人们的结婚意愿、乃至生育意愿，并表现为结婚的困难。因此，也会出现部分人口不选择结婚而选择同居，同居的人口虽然在人口统计中仍然是表现为“光棍”或者“剩女”，但实际上不是由于难于进行婚配，而是由于婚姻的昂贵所转化出的非婚的配偶居住状态。

　　社会中呈现出突出的“光棍”和“剩女”现象，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婚姻难”中的“光棍现象”和“剩女现象”还会加剧。但其真实的原因并不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造成的男性或者女性数量的绝对缺乏，而更主要是由于这些男性本身没有足够的教育和经济水平，使他们难以支持婚姻市场的昂贵成本，而使困难显得困难而成为“光棍”。在传统文化中往往要求男性的收入、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高于女性也进一步加剧“光棍现象”和结婚难，这也带来社会高层次女性的“剩女”，和低社会层次男性的“光棍”。这也进一步说明“结婚难”和“结婚贵”，更主要不是性别比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是迁移问题，是经济社会收入较低的问题、是教育和人的发展不足的问题，是社会生活的成本快速增长的问题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确实是严重的问题，但恰恰并不是“光棍问题”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