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旨在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思想考察”，以便揭示其间的原则或规律，从而对历史之道有所道说，对历史变迁有所引领。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同唯物史观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成就也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引。作为一种历史观，唯物史观曾被海德格尔誉为优越于一切其他的历史观。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以长期被遮蔽的物质生产尤其是异化劳动来解释人类历史，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大发明。它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独到的阐释框架。然而，毋庸讳言，在诸多实践哲学当中，曾经风头甚健的唯物史观，其当下状况却是门庭冷落，颇为尴尬。尴尬就尴尬在，一方面，时代迫切需要唯物史观指点迷津，诸如“全球化方向何在”“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的不断涌现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研究却竭力回避时代的要求，逃进“概念辨析”的一亩三分地内自娱自乐，满足于仅仅检讨历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根本无意于直面时代呈现出的问题，无意于从现实的沉思中追问历史大道。

　　唯物史观的当下困境至少源于两方面：一是理论，二是实践。从理论上看，唯物史观曾经擅长的宏大叙事，遭到了后现代话语的尖锐批判与彻底解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理论，致力于揭示历史现象中历史大道之起承转合，而后现代话语则强调断裂、差异、碎片与非连续性，把历史视为所谓“话语建构”的产物。两者的基本假设显然格格不入。如果说后现代有什么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这种历史哲学同现代的唯物史观旨趣相去甚远。从实践上看，唯物史观有关时代发展趋势或历史阶段演变的假设与预言，仿佛遭到了时代或历史本身的嘲讽与唾弃。20世纪诸历史运动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与失败，似乎不可辩驳地证伪了唯物史观整体论的、目的论的线性论述。人们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弃宏大叙事而趋微观叙事。后现代话语迹近一统天下。

　　后现代理论当然有其自身正当的问题意识与经验支撑。但是，我们要追问的却是：在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中，究竟是否存在某种一以贯之的大道呢？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历史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关切于这种一以贯之的历史之道。历史哲学以假定这种历史之道的存在为前提，不管它被称为历史的精神、原则或法则，还是被称为历史的规律或趋势。黑格尔开创性地把“历史哲学”视为“对历史的思想考察”，并把“思想”规定为“理性”，同时假设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于是世界历史就变成一种合理的过程，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就变成对历史作理性考察，或者说以理性为标尺来衡量历史，评估其在理性发展上的成败得失。这一“思想考察”的神秘性与合理性同样显著。马克思则在扬弃黑格尔历史哲学神秘性的同时，把黑格尔的“思想”或“理性”还原到其物质生产的根源即“劳动”上，揭示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劳动，于是世界历史在马克思那里就变成一种劳动的过程，其成败得失必须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下进退为标尺来衡量。

　　考诸历史，不难发现，黑格尔“精神史观”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各自的基本假设显然都包含着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洞见。黑格尔所发现的“精神”与马克思所发现的“劳动”，虽然有着唯心唯物之原则差异，却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把捉到了人类历史的发生动力、演变机制与发展趋势。因此，在黑格尔与马克思各自的理论框架中，历史万象中始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历史之道。这无疑是人类历史意识的一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