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侧重于研究积极情绪体验、积极人格特质和积极的社会组织等积极层面，力图以积极取向的科学心理学研究推进个体与群体的幸福进程、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等。其一经提出便获得了广泛关注。然而，对“积极”的极端热情并不能掩盖积极心理学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也使得积极心理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内、外部批评。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当前困境是积极—消极的再失衡与“积极暴政”（Tyranny of the Positive）。积极心理学研究当前的困境与其生成时期的困境相似，均表现为心理学研究中所谓积极、消极研究的失衡，只是失衡的方向反转。在积极心理学的生成时期，传统心理学研究严重失衡——过分关注心理问题、心理疾病的治疗与解决而弱化品格优势、美德等。因而，积极心理学在发展之初便主要致力于研究人的美德和潜在力量，从而推进心理学的平衡发展。Seligman、Parks和Steen曾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修复弱势”与“培养优势”的平衡发展。然而，Held等人的研究表明，积极心理学追随者对“积极”的极度热情却促使主流积极心理学研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目追求积极的人格特质、积极的情绪体验等而排斥悲观、愤怒等所谓消极心态、消极人格特质，并最终导致“积极暴政”。所谓“积极暴政”，由Held所谓“积极态度的暴政”（Tyranny of the positive attitude）演化而来，指充斥在日常文化和专业领域中且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一种过分追求积极的现象——“必须培养积极的情绪和态度，必须发挥优势以实现快乐、健康、聪明”。Held 认为，“积极态度偏好”本就普遍存在于美国的格言、音乐、影视等文化领域，又进一步受到积极心理学运动的激发而走向“积极暴政”。这一“积极暴政”致使主流积极心理学研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过分关注乐观、自信、宽恕、善良、幸福感等积极特质、积极情绪体验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效应；另一方面，极度弱化悲观、自卑等消极特质或对消极情境的正常情绪反应的研究而忽视其积极效应。简而言之，由消极心理学的霸权到当前积极心理学的“暴政”，积极心理学对积极的过分关注、对消极的刻意忽视使得心理学发展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积极、消极的再次失衡不仅不利于实现其平衡心理学研究的最初目标，反而进一步导致了当前积极心理学发展中的诸多新困境。

　　（翟贤亮、葛鲁嘉：《积极心理学的建设性冲突与视域转换》，《心理科学进展》2017年2期；凌星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