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经历

　　说别人难，说自己更难。

　　我曾经想，上帝原本可以不把我捏成一个人，但到了把所有的人都创造出来之后，在地上剩下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泥粒粒，那是造各种各样的人时掉在地上的，他就不负责任地把它们弄在了一起，捏了一个我。他把我抛到了这个世界上，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让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找谁。

　　我是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的，从小接触的是农民，但我父亲因了别人的帮助，上了几年学，知道一个中国人应当爱自己的国家，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之后他当了一个小官。这使我有了“读书上进”的机会，成了一个现在叫做“知识分子”的分子，并且成了一个“城市人”。因为成了“城市人”和“知识分子”，我开始觉得农民有些保守守旧，在现代的中国已经不那么合时宜了，于是就成了一个“思想启蒙派”，但到真正的“城市人”和真正的“知识分子”开始启我们的蒙，我就又本能地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农民。我非常敏感于真正的“城市人”和真正的“知识分子”话语里的那种“味”。我总觉得，我谈到农民弱点的时候心里非常痛苦，而他们谈到农民弱点时心里有些快意。但是，我又知道他们说的是真心话，比那些把农民当成活神仙来赞颂的人真诚得多。在这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开始爱好文学，但我从来没有想当一个文学研究者。当作家的想法是有过的，但我缺少这方面的才能。那时爱读的是鲁迅和法国、俄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中外诗歌读过一些，但对我的影响不大。据那时的理论家们说，他们的现实主义已经是旧的现实主义，但我爱好的恰恰是这种旧的现实主义。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同我的同时代人一起要求文艺的自由，要求摆脱旧的文学观念的束缚，要求文学的发展。在这时，西方盛行的已经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代主义了，于是我也读了一点现代主义的作品，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者。但到了文艺界公开提出“淡化”现实主义，中国实际上还没有过真正的现实主义，在现在的中国若出现几个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一样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是蛮不错的，但我又不想打出现实主义的旗号反对现代主义，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属于文学上的什么主义。我是一个没有“主义”的人。

　　我是一个北方人。北方人憨直，南方人灵活。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前那种硬梆梆的文化就是北方文化占了上风的结果。我是不满于那时的文化的，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成了北方文化的叛徒，很喜欢南方文化那种灵活机智的文化风格。但到了最近几年，灵活机智的南方文化成了中国的主流文化，我才发觉我还是一个北方人。大多数的北方人都有点牛脾气，执拗，难变，一头碰在南墙上，死不回头;宁可杀头，也不求饶;宁可穷死，也不借债。说不了三句话就和人抬杠，不吵架说不出话来。大概我仍有北方人的这些弱点，所以对南方文化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我总觉得，南方文化太灵活了，领着我们在新时期转了个大圈子，一切都又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新时期的文化是从批判儒家文化、提倡“五四”新文化传统开始的，可到了现在，一切都倒了过来。现在是批判“五四”新文化传统、弘扬传统儒家文化。开始时我所崇拜的两员文化大将也大谈起了“告别革命”，他们不但“告别”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五四”的文化革命也“告”了“别”。我于是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但是，我又不愿意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前那种硬梆梆的文化中去，所以直至现在，我也弄不清我到底属于北方文化，还是属于南方文化。我成了一个没有文化家乡的人。北方人不会喜欢我，因为我是北方文化的叛徒;南方人也不会喜欢我，因为我有北方人的执拗。

　　我之爱上文学，是从鲁迅开始的，是从读西方文学作品开始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就成了一个“西化”派，讲文化的现代化，讲文学进化论。但到了真正懂得西方文化的人多起来，我才又意识到我还是一个中国人。自己没有出过洋，留过洋，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博士。我原来是学俄文的，现在懂俄文等于不懂外文，因为真正有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而谈西方文化，而谈文学进化论，等于自找苦吃。你说西方文化是这样的，人家说“不对”，西方某本书上明明写着是那样的;你说文学应当这样发展，人家说“不对”，西方现在最流行的不是这种文学，而是那种文学。我就傻了眼了。我不会打领带，不喜欢吃西餐，整个地一个“土老冒”，还谈什么“西方文化”，还谈什么“现代意识”?但是，我又不愿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封闭状态去。所以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我是“西化派”，还是“传统派”。大概像我这样的人就没有资格讲文化，谈学术。

　　我们这一代人是无颜谈学问的。我能认认真真地读书是在初中毕业之前。1958年大跃进，1959年到1962年饿肚子，1963年背了一年俄语单词，1964年搞社教，面上的;1965年仍然搞社教，点上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气“革”了10年。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缺的就是搞学问的人，于是我就成了一个补缺的人。对于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别的干不了，只好来干这一行。在开始，搞学问的人和搞社会文化的人还是一气的，大家都要求改革开放，所以我也混水摸鱼地在学术界存在了下来。但到了90年代之后，社会文化派和学院派分了家。学院派打出了“为学术而学术”的旗帜，我这个没学问的人在学院派中就待不住了。社会文化派要讲趣味，我又用惯了学院派的语言，所以直到现在，当教授没学问，搞创作没才华。在学院派中，我写的东西缺少学术性，价值不中立;在社会上，没人愿意看我的又臭又长的文章。写书，没有那么多思想;写论文，出版社赔钱不愿出。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知道。

　　我到底应该向何处走呢?我也不知道。

　　我的立场

　　我向来不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真正以“学者”的姿态写的文章统共没有几篇。但一个人总是会有个立场的。我想，我的立场是什么呢?就现在想来，我大概有三种立场：一、公民的立场;二、同类的立场;三、老师的立场。

　　我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开始写文章的。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人”。我这个人是在从1941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历史给铸造出来的，开始在农村，后来在城镇，再后来在中等的城市，再再后来就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外国只在小说里读到过，在电影里看到过，并且都是我们国家允许读的小说，允许看的电影。我想，这样一个历史、这样一个环境铸造的我，大概不是多么精良的产品。但是，造“人”到底不是做饭。做饭，做出来之后一尝不好吃，倒掉就算了。“人”就不行了。历史既然制造了我，就得叫我在这个世界上混碗饭吃，就得叫我走路、说话、做活、吃饭、睡觉。只要我不杀人、放火，谁都不能随便杀掉我。即使别人看着我不顺眼，你也得忍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公民”。所以，这个公民的立场对我很合适。我要是为了当大官，就得担心大官们看了高兴不高兴;我要是为了赚大钱，就得看这样的文章是什么行情，大家愿不愿意出高价;我要是为了当道德家，让人给我树碑立传，我就得看着老百姓的脸色行事，专干有利于别人而不利于自己的事;我要是为了当大学者，写了书流传后世，我就会生怕出点什么错，让人抓住耻笑一番。我是一个公民，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了。放心的吃饭、睡觉、做事。当然，即使这样，也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到这时候，我就准备以公民的资格与他们理论一番。那么，别人不听你的理论怎么办呢?那就以死相拼吧!你想，人活着，连个公民的资格都没有，活着还有个什么意思呢?“难见真的人”啊!

　　在现在的中国，写文章的是知识分子，看文章的也是知识分子。既然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就是同类。这就产生了所说的“同类的立场”。我父亲是当官的，虽然是个小官，但到底算个官;我母亲就是一个农民，虽然后来随父亲进了城，但到底当了半辈子农民。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因了这个缘故，我认识很多当官的，也认识很多农民。我不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看不起官僚和农民，认为当官的一定不道德，工农一定愚昧。他们也是人，也得在这个世界上混饭吃，对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有时比知识分子体验得更深刻些，并不像知识分子想得那么简单;我也不像另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对官僚和工农抱着别样尊敬的心情，认为官僚就一定比知识分子高明，工农就一定比知识分子道德。因为我知道官僚和农民也有各式各样的，他们像我们一样，考虑自己的事情比考虑别人的事情来得认真些，切实些。要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也得把官僚和工农视为同类。但现在他们并不看我们的文章。工农忙着做工，官僚忙着掌权，我们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他们不感到特别的兴趣，我们也不能强迫人家感兴趣，我们就只有自己与自己说话了。我们既然都是知识分子，既然都是同类，也就要以同类的立场说话，也就得对彼此的困难有点同情，有点了解。当然，我们都有自己立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们之间常常有分歧，有矛盾，但这些分歧和矛盾都得在一个平等的立场上通过讨论进行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就得隐忍着点。我们谁都不要想在文化界当皇帝。因为文化界和政治界不同，政治界有皇帝，文化界是不能有皇帝的。文化界应该是整个社会不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表现场所。社会上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生感受和思想认识，都有资格到这里来诉说一番。像我这样一个从爱好文学起就被政治空气锤砸过几遍砸得弯弯曲曲了的灵魂都想到文化界来诉说诉说，谁还能没有资格到这里来说话呢?我说了，大家愿意听，就来听一听，不愿听，大可不听;听了不同意，大可说不同意，但你不能说我就不该说，不能说，好像我不听从你就不行似的。你的观点，我也可说不同意，但我也不能认为你就不该说，不能说。假若你拿出一副架子，好像我就没有说的资格，那就不是同类的立场了。到那时，我也不能用同类的立场与你说话了。那时怎么办呢?我就回到“公民的立场”上来。同类的立场是一种比较客气的立场，因为我们都知道彼此的难处，不必对对方要求过高，不必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意见，不必要求人家一定是圣贤或天才。你要让人理解自己，就得尽量明明白白地说给人家听，也诚诚恳恳地听人家的提问。这是个求真理的层次。“公民的立场”就不同了，它是一个维护自己说话权利的层次。它有点无赖气，因为它依靠的不是讨论，而是他自己应有的权利。“不论我说得好不好，对不对，你得让我说话!你有什么资格剥夺我的说话权利!”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你蔑视我，我也可以蔑视你;你挖苦我，我也可以挖苦你，因为你是个公民，我也是个公民;你有说话的权利，我也有说话的权利。我得保卫我的公民的权利，中国知识分子好上纲上线，那就是不想让人说话的意思。农村人吵架，好说“你是老几，也配和我说话”，这类的人，事先就把自己定在了比你优越的地位，甚至把自己定在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上，不是官僚打官腔，不是圣贤充圣贤，让人无法与他平等地讨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可不必与他说话，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意识中过过官瘾或圣贤瘾也无不可，但他要追着同你辩论，你就可以亮出你的“公民的立场”来!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很厌恶一个教师爷的立场的。这种教师爷的立场是永远以教导别人的口气说话，把别人都放到一个小学生的地位上。但无奈我自己也是一个教师，得上课，得指导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们出的书有时让我写个序。一些听过我的课或没有听过我的课的青年研究者，也有时让我对他们的作品谈点意见。这就把我架到了一个教师爷的地位上。如果我清高一点，原本是可以拒绝这种立场的，但假若他们真的是诚心诚意地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却像对素昧平生的其他人说话一样，客客气气的，笑嘻嘻的，四平八稳的，不冷不热的，反而显得有些生分了。在这时，我就暂时冒充一下“老师”，运用一下我的“老师的立场”。这种立场是以自己的看法为对，并完全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对别人的作品进行评论。它的作用是让对方认真考虑自己的意见，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发现出自己的不足，纳入一些新的思想材料，把自己的事办得更好一些。依照我的看法，人，特别是中国人，在少年时期和中、老年时期，文化心理是较为开放的，而青年时期则最容易封闭起来。少年时期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处处新鲜，什么都想去知道、去了解，很愿意别人告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心理是开放的，这时的开放具体表现为生动活泼，接受力强;到了中年，有些事能做成，有些事没做成，碰了好多钉子，开始知道世事的艰难，心理重新开放起来。但这时的心理开放有时会表现为一种犹豫彷徨，做事不再那么果断。到了老年，划拉划拉自己的一生，大半的理想都没有实现，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了，这时的心理就更开放了。但这时的开放却并不伴随着进取，而是能够容纳，能容纳别人的缺点，也能容纳自己的缺点，适应了现实世界的一切，显得有些保守守旧了。父亲哄儿子，没有不着急的;爷爷哄孙子，则更有耐心，因为他能容忍孙子的缺点。唯独青年人，特别是一路读书到博士毕业的青年，书本里的知识比一般人都丰富了，而社会人生的艰难却经历得最少。俯瞰现实，处处污浊;俯瞰群伦，个个平庸。这时对现实人生的一些极琐碎的知识就不愿了解了，对那些至今碌碌无为的中老年人就不重视了。心理暂时封闭了起来。这种封闭有它的好处，那就是青年人富有理想，富有锐气，充满自信，充满热情，敢于进取，敢于创造，但也容易往枪眼上碰。一个老师既不愿自己的学生爬到自己所厌恶的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超人的高度去，也不愿让他们落到被人蹂躏践踏、蔑视耻笑的底层去。这就常常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学生，打破学生封闭起来的文化心理。但我知道，这种老师的立场实际是极不合理的，是把学生造成像自己这样一个平庸人的方式。但从师生的情意而言，你又不能不这样说，这样做。所以当我一感到学生对我的意见产生了一种拒斥的心理，不再从我说话的立场理解我的话了，或者他因我的话而动摇了对自己的自信心，我便会马上放弃这种“老师的立场”。在那时，我便回到“同类的立场”，而假若学生反而因此蔑视我的独立性，想用他的高标准摧毁我的自信心，好像我非得变得像他一样，我就要回到“公民的立场”上来了，耍点无赖，蒙混过去，从此躲进自己的蜗牛壳。

　　这就是我的立场，一个窝窝囊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