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揭开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序幕。1977年,顺应时代洪流,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中国科学院剥离而出,登上了新时期的历史舞台。翌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我有幸负笈京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杨向奎先生问清儒学术。岁月流逝,转瞬间,近40年过去。当年不过35岁的年轻学子,如今不觉老之骤至,已然步入桑榆晚境。回顾近40年经历,千头万绪,百感交集,除却感恩之外,依然还是感恩。

　　在中国社科院的40年,是刻苦学习的40年。研究生三年,自不待言。走上研究岗位之后,伴随科研实践,学习不断深化。首先,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诸如《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和《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其次,结合自身专业,除了通读二十四史,尤其是前四史和史学基本要籍外,还要向所内外的众多史学大家学习。学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学习他们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学习他们“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钻研精神。以侯外庐、尹达、杨向奎、任继愈和林甘泉诸位前辈大家为楷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探讨中国古代学术演进的独特道路,成为我一生的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

　　中国社科院的40年,也是传承中华优秀学术传统的40年。中国社科院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的中心,四方瞩目,举足轻重。作为全院的一个老研究所,历史所自1954年建所,素以人才济济、学风严谨而著称。纳入社科院主管之后,全所科研工作一直实行严格监督和科学管理的课题制。在这一管理体制之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老一辈专家的核心作用,利用人才相对集中的群体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组成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群策群力,攻坚克难。40年间,不惟推出了一部又一部的学术力作,而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术人才,实现了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入所之初,我先是参加杨向奎先生主持的《清儒学案新编》课题组,协助其处理学术事务,并承担其中《亭林学案》的撰写。随后,又奉调王戎笙、何龄修、郭松义、张捷夫诸位先生主持的《清代全史》和《清代人物传稿》课题组,董理清代前期学术,撰写相关学者传记,前后历时十余年。其间,还一度临时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和《中国史稿》的撰稿任务。十余年间,在不同学术团队中的锤炼,不惟长足地增长了学术积累,提高了学术见识,而且传承了老一辈专家讲责任、重担当的可贵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老一辈专家陆续离开科研工作第一线,学术传承的担子逐渐落到如我一辈学人的肩上。1998年,以《乾嘉学派研究》为题,我与所内的几位年轻同志结为课题组。经过7年的共同努力,2005年初,完成了第一项研究成果——《乾嘉学术编年》。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欣然抱病题签。之后,再成《乾嘉学派研究》,该书承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出版社不弃,先后纳入《中国文库》和《人民文库》。

　　中国社科院的40年,归根结底,还是为学术创新而奋斗的40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不是教条,更不是标签,而是科学,是认识和解读历史问题的指南,是实现学术创新的利器。学贵求新,永无止境,古往今来的中国学术史业已再三证明,创新乃学术发展之生命。生命不息,奋斗不已,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最好的纪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祖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