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知道了“数目字管理”这个词，但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此有不少人望文生义，以为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采用会计法则来管理国家经济。进而由此认为黄仁宇这老头没提出什么好办法，他的思想实在不怎么样!如果是一般人这么说说也就算了，可问题是国内不少学人作家都是这样来理解“数目字管理”的。

　　比如吴思在《潜规则》中与甘琦的对话说道：“我认为数目字管理不过是说说而已，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指的是与工商社会对应的那套技术，在明朝呼唤它或者指望用它来拯救明朝都是天方夜谭。”

　　王小波也是，还有其他各个学科的爱看《万历十五年》的学者作家。

　　黄仁宇在他的著作很多地方提到过“数目字管理”这个词，但就象其他他所提出来的词语一样，黄仁宇并没有专门解释他自己所创造的概念。而这些受他影响的人真正将其著作全部看完的很少。这是大家误解其意的一个原因。

　　普通人对他的概念不是很理解，这没什么，但这么多学者对他的概念不理解(尤其是影响如此之大的概念)，在学术上难免造成不良的影响。

　　黄仁宇的整个思想在他写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期间萌芽(见《费公诲我，我负费公》)。

　　西方人在研究社会经济史时，喜欢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其实西方其他社会科学在做研究时都有数字化的倾向，用数据来说明问题。

　　比如，新制度经济学的福格尔研究美国铁路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时得出其贡献仅为3%，这个数据的得出需要一大批那个时代的各种相关要素的统计资料。要做这样的研究，其前提是必须有某一时期相关因素的准确的统计资料。

　　比如研究英国十七世纪的土地与商贸，那么得有那个时代关于关税、进出口额、土地面积等等方面的统计资料。

　　黄仁宇在费正清研究室写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时，费请了一位经济史的专家来帮助他。这位先生惯用以上所提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他要求黄仁宇也这样来写明代的财政问题。

　　黄仁宇认为我们中国古代各种相关数据要么没有统计，要么就是严重失实，他的那套办法根本行不通。也就因为这个原因，黄仁宇与费正清的关系疏远了，他的这本著作也改由牛津大学出版。

　　黄仁宇在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后认识到中国官僚主义的特征(参看《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中国社会的特征。

　　中国的官僚主义由统治者在中央先构造一个理想的国家管理模式，逐层由上级向下级施压来达到中央给地方的各种任务指标，由此来完成国家的统治任务。这种中央的设计不顾各地方的实际情形，纯靠政治压力来达成目标，时间愈久，其脱离实际、冠冕堂皇之处也就越多，以至于国家以仪式来代替行政。

　　这样一种社会黄仁宇称之为金字塔倒砌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不能维持社会的内在公平，压制社会基层的活力。

　　举个例子，明代实行军屯制度，军队的供给靠自给，但这办法在明成主时就行不通了，但统计上显示军屯每年由籽粒四百万石。

　　再举个现代的例子，大跃进时，由于上面给下面下达了各种指标，而这指标由严重脱离实际，结果全国各地大放卫星。

　　数据的不真实还在于地方官僚在与中央进行利益博弈时隐瞒信息，这一点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些问题只有地方自治才能消除。

　　黄仁宇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它们在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后，社会基层能够做到各种要素自由而公平的交流，社会基层自治组成一个中层机构与高层联系。

　　这种体制能够保证地方的真实情况能够汇集到中央，中央下达的政策能够符合地方实际，其各种统计数据也就不存在问题。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也就有切实可靠的数据为依托。

　　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时，西方进入此境界已经有两百多年了，西方学者不自觉地用各种统计数据来研究问题已成惯例。

　　黄仁宇由此认识到资本主义商业管制的特征是“数目字”，他于是就用“数目字管理”来代称一个国家进入到资本主义体制时的状态。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明了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