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东成，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文学硕士，主要讲授课程：《写作基础》、《文学概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中国文化与思潮》、《新闻理论》、《新闻评论与写作》、《文化素质专题》。
中国画一代宗师潘天寿曾说：“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这句话，将“画画”改成“写作”，恰好就是我的“夫子自道”，因为我是一个以讲台为第一学术责任和职业伦理的人。
我认为，教育的根本价值和功能，在于帮助学生养成终生有益于自己和社会的人格、能力和知识。基于此，大学教育的根本价值和功能，则在于帮助学生“精神成人”和“专业成才”。
我自命为教书人。“我是教师，我负有教育的责任”，面对学生时，我的这个意识特别清醒和强烈。
一
在我看来，课堂是教堂。每次上课，我都要提前到教室坐在讲台旁边，用目光迎接一个个学生走进教室。那种感觉很明亮。上课的铃声一响，我立即站到讲台前，朗声说：“上课”，全体学生一同起立，接受我庄重地敬礼，我说：“请坐”，全体学生一同落座。此时，我仿佛和学生一起走进了庄严的殿堂。
我向第一次上我课的学生解释说：这是“立约”，通过这样的“立约”，我们结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一起追求知识和真理，砥砺精神和品格;从此，我们便结成了走遍天涯海角、走过百年冬夏都难以改变的师生关系，除非因为我堕落了，丧失了为师的资格;如果我堕落了，同学们完全应该秉持“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精神，效法当年章太炎“谢俞樾”(俞樾反对变法维新)、周作人“谢章太炎”(章太炎反对新文化运动)、郑振铎等人“谢周作人”(周作人降日附敌)那样“谢本师”，不再认我为老师，那时，我一定无话可说。接着，我便把带着自己体温的几句话赠送给学生共勉。这些话，每每包括：“千万不要把自己不当人，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人物”，“我思故我在，我言故我在，我行故我在，我爱故我在”，“贵四铁：铁腿，铁嘴，铁笔，铁肩”等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个享有“提前录取”特权的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凭借大大超出各省重点线的高考成绩被其他重点大学录取。因此，这些踌躇满志的“天之骄子”，一走进中青院的校门，便大感“上当”，如此“袖珍本”的中青院，根本就不是他们心中梦中的大学!于是乎，他们痛苦，他们失落，他们纠结。每每这时，我都要用很少温情的“骂”的方式，帮他们走出精神的“幽谷”。我跟他们说：你们矫情什么?有什么可失落和纠结的?有多少同龄人上不了大学?那些人就不该上大学吗?你们不仅上了大学，而且还“中举”进了京城，这是多大的荣宠啊，想当年考大学，我是一个省的文科“探花”，还没捞着进京呢;你们根本用不着失落和纠结，如果有出息，有本事，就大哭三天，然后含泪退学，回家复读，来年再考，非北大、清华不上!要不，就大哭三天后，擦干眼泪，埋下头来，充分利用四年的时光和北京的文化环境，好好读书，考研究生时，考进北大、清华或者出国去哈佛、牛津。我还调侃着说：进中青院有什么亏?不进中青院，你们怎么能认识王东成?怎么能成为他的学生?每当说到这里，学生们常常报以热情的掌声和笑声。
二
我对学生上课的“约法三章”很简单：
一是：上课不点名，不考勤，学生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学生不愿意来上课，主要责任在我，说明我的教学还缺乏足够的魅力，一般说来，求知欲望蓬蓬勃勃的学生不会对充满学问和思想的课堂教学不感兴趣。
二是：学生们因为一些要紧的事情(去图书馆或在寝室看书、写文章，谈恋爱，接亲朋等等)可以不来上课;但是，如果因为什么团委、学生会开会，或者去人民大会堂等地参加什么活动而请假，我一律不批准，因为我必须捍卫学生的“受教权”;如果学校团委、学生会，或者是团中央等让学生这么干，那我一定投诉这些人。
我曾把签有我的意见的这类“请假条”，亲手交到主管教学的校长手里，并且要求他严肃处理，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我还曾成功地迫使一位专门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和他的主管领导当面向我和我的学生们道歉，因为他们在根本没有与我打招呼、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把正要上我课的学生整体拉去开什么会、搞什么活动。那天，我兴致勃勃地走进教室，可一进教室却吓了一跳：教室里鸦雀无声，连个人影都没有!
处理这事的时候，我义正辞严地正告他们：教育不是权力的婢女，不能俯伏在权力的脚下，你们不可以逼良为娼!课堂教学神圣不可侵犯，是学校的头等大事;谁也不能剥夺我合法的施教权，谁也不能剥夺学生合法的受教权!
当年，这件事，似乎还成为校园里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有朋友好心地规劝我：犯的着那么较真吗?人活一辈子，难得糊涂。我郑重地回答说：事关教育和学生，不能不较真，不较真，将长期背负耻辱感;人活一辈子，难得明白啊。
三是：课堂上，学生们可以看其他书，可以睡觉养精神，可以背单词、读家信、写情书;但是，不可以随地吐痰，不可以大声说话，因为这些都既违公德，又干扰我的“施教权”。什么叫“大声”?判断权力完全在我，我说是大声就是大声。上课期间同学间有话必须说，我建议最好是运用肢体语言，暗送秋波，眉目传情，最好是动手不动口，鸿雁传书，互相唱和。
学校实行导师制，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导师。我常要跟自己负责的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与他们交流思想感情，给他们推荐阅读书目，向他们赠送书籍，还时不时地和他们一起参加校内外的文化、学术活动，逛书店，看演出，游京城。每拨学生，大都由妻子和我陪同去南锣鼓巷尝一点甜点、吃一顿饭，之后逛逛后海的歌吧，领略一下现代与古典相结合的“京味文化”。
我喜欢与学生一起吃饭。有时是在饭店，有时是在家里。讨论、总结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交流对一些事情和问题的看法，我常用这种形式。我们师生其乐融融地聚在一起吃饭聊天，真是畅快!每次吃饭，学生在校读书时，都由我妻子买单;学生毕业后，大都由学生买单。有毕业多年的学生回忆说：那时，“他家的厨房向我开放，他家的书房向我开放，他的思想也向我开放。我们讨论功课，也讨论时局，讨论历史人文，也讨论男女人生”。这些，倒是实情。
我对学生交作业的时间要求很死，很严，没有极其特殊的合理原因，凡是超过规定的时间才交来的作业，我一律不接收，不管是什么人(包括校长和系主任)帮忙说情都不管用，因为我早早就公告了交作业的截止时间，上这门课的学生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每每就有那么个把人由于不在意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认为，考试就要按时交卷，写作业就是考试，过时不交，就等于放弃这次考试。有学生带着礼物叩开我的家门，被我厉声“轰出”，我敬告他们要尊重一个教书人的人格，不要用对待党的领导干部的方法来对待我这样一介“司马穷酸”。我敬请他们终生牢记：关系到自己成长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小事;自己对自己都不负责，没有人有义务为你负责;做人做事必须认真，认真使人高贵。
三
我教的学生写论文、写作业抄袭、剽窃，如果被发现，我绝对不容忍。我已经公开处理了一些这样的学生，不管他们怎么看待我。如今，当老师真是不容易，不仅要教书，还要学着当“网络警察”，因为不少抄袭、剽窃的论文或文章，大都是从网上“荡”下来的。我使用计算机的水平很差，但是，也必须勉为其难地上网查寻那些被抄袭、剽窃的论文或文章的出处。像我这样的老师，竟然也会有不小的斩获。
说起学生抄袭、剽窃论文和文章，有一件事情叫我终能难忘。那是教中青院和中央团校大专班时候的事。仔细回想起来，这个学生不是我们班的，我没有教过她;但是，她的作业怎么竟然交到我手里由我来批改、评判，我至今也说不明白(也许是当时我帮她那班的老师批改、评判作业?)。她是带着局级领导干部的职务和头衔来中青院、中央团校读书的，经常因为参加各种名目的活动而不怎么上课。批改作业时，我发现她的作业是抄袭的，便批道：“重写，再交来”。当我批阅她重新交来的作业时，大为吃惊：怎么又是抄袭的?我决定找她谈话。谈话一开始，我就问她:你知道为什么把你的作业返回去让你重写吗?她回答说：不知道。我说:那是因为你的作业是抄袭的。她没有做声。我接着说：让你重写，你怎么又交上来一篇抄袭的?说到这时，这位颇有些矜傲的“公主”有点动气了：老师，说话要有证据，你说我的文章是抄袭的，你有什么证据?我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凛然说道：你的文章是抄袭在下的!这篇论“鲁迅与五四精神”的文章，是我写的。这时，这位局级领导干部学生似乎才有一点点紧张。
我拒绝给她的作业判成绩。之后有学生告诉我，她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经过中青院和中央团校的“镀金”和“锻造”，这位当年就是局级领导干部的学生，更加“干练”和“出类拔萃”，因而，仕途坦荡，平步青云，当上了省部级领导干部。当年，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四
许多时候，我是个不太知趣的人。有朋友告诫我说：我们是教师，不是牧师，教好书就是了。可是，关系到学生成长的事，我都感觉是自己分内的事。
有一次，去学校大操场遛弯，一进大门，就看见一个女学生在用手机打电话。等我们绕着大操场转了七、八圈将要走出操场大门时，看到这个女学生还在用手机打电话。我不顾妻子的拦阻，忍不住上前问道：同学，请问，你的手机费由谁来付?这女孩很吃惊，不解地回答说：由我父母来付啊，怎么啦?我说:我看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打电话，你该知道这要化不少电话费吧?这花费，都是父母的血汗钱啊，可不能“崽卖爷田心不疼”啊。说完这话，我走出了操场大门，长吁了一口气。回头看，这个女学生仍定定地站在那里。
一次上课前，一个长得挺“优雅”的女学生一坐到座位上，便不断使劲用书掸扫课桌上的灰尘。我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小声对她说：“知道你这个举动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吗?一是你不爱惜书，竟然把它当成了抹布;二是你不顾及别人，根本没想到扬起的灰尘会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你想想看，这样的行为好吗?”听我这么说，这个女学生立即无措手足，显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下课时，她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老师，再见。”以后，每在校园里见到她，她也是主动迎上前，问声“老师好”。她的样子挺明媚，而我，心里挺安慰。
一次上课时，一个女学生拿出小镜子和口红，怡然自得地打扮起自己本来就挺漂亮的脸。面对如此“对镜贴花黄”的情景，我心里挺别扭，也挺纠结：该不该当众劝止她呢?女孩子的自尊心像“南豆腐”一样娇嫩，当众劝止，势必伤害她的自尊心;但是，又必须让她知道，她的这个行为不美，不文明，特别是在课堂上，就更不能被允许。想了想，我还是忍住了。过了几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校园的水果摊旁边乘凉，看到她正姗姗走来，我便笑着迎上前去跟她聊天。我说：你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啊。她很高兴地说：谢谢老师夸奖。接着我把她叫到路旁说：今天我不仅要夸奖你，更要批评你，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化妆是一个人的隐私?她一脸不解地回答说：不知道啊，怎么化妆还成了一个人的隐私?我告诉她：化妆的确是一个人隐私，一般说来，一个人是不能在公众场合化妆的，一个有教养的人，更是不会在不适当的场合化妆的;你那天上课时拿出小镜子和口红化妆，不文明啊，我害怕伤了你的自尊心，当时没有劝止你。她立马红了脸，很难为情地说：老师，我懂了。我接着给她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央视《实话实说》栏目来车到我们学校和学校对面的总政歌舞团接我和舞者沈培艺去做一期节目;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沈培艺出家门时一点也没有化妆;坐到车里后，她小声跟我说：王老师，对不起，我要简单地化化妆。我用这个故事告诉这个学生：教养使人精致而自然，教养在细节里，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
五
一个教师，要用自己的同情性理解和包容与学生一起成长。有一次和大一的学生一起观摩电影《泰坦尼克号》，之后开一次讨论会。讨论会开得很热烈，同学都抢着发言，我也谈了自己的一些感想和看法。讨论会之后，一个学生找到我，先是问：老师，您多大年纪了?我回答说：五十多岁了。他说：都五十多岁了，怎么还那么不成熟?我歉然请教说：怎么不成熟了?请君明以教我。接着他便神采飞扬地发表了一番令我“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怎么回答的高论：您都五十多岁了，竟然还在写诗，这多幼稚啊，写诗这类“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只是浅薄的“文学青年”的勾当，按理说，您早该进入高境界、高层次的哲学思维了;还有，看电影和讨论发言时，您还流泪了，这也太不成熟了，太叫人失望了，这部电影，不过是用“好莱坞”极为烂俗的故事，赚取中国人的金钱和廉价的泪水，从而进行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侵略”，难道连这点您都没有看出来吗?我笑着回答说：看来，我还是个“小资”和“文学青年”，我还真没有想那么多、那么深、那么高，我只忠于自己的审美感觉;读《红楼梦》，我更多看到的是人世、人情、人性、人生，并不在意它其中的“阶级斗争”，也不在意它是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看这部电影，我没有感觉到被“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侵略”。我还打趣地说：走出影院时，我看你也在擦眼泪啊。他不好意思地说：当时，我也被“煽情”了，回来想想，感觉上当了。
这次谈话很叫我难忘。我一点也没有反感这个学生，我感觉他读了一些文章，至少是看了一些评论，思考了一些问题。并且，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以后，在校园里每次见到他，我总是要和他聊上几句。我感觉，他一天天在成长，思想、观点、立场等等，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说起当年关于《泰坦尼克号》的谈话，我俩都禁不住哈哈大笑。
正是因着这个故事，每每向新生“自报家门”时，我常常说：我姓王，集天地人于一体的“王”，名“东成”：东，是东方的东;成，是不成熟的成。
六
常有学生问我：纳尔逊.曼德拉为什么能禁得住二十七年铁窗生活的苦难?我总是这样回答：大毅力来源于大意志，大意志来源于大情怀，大情怀来源于真信仰;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
当教师，真得要有些大情怀和真精神。良心是被泪水洗过的青山。雨后青山铁铸成。在长期以来的“中国境况”中，当一个问心无愧或问心少愧的教师，还真得有些“一天烟雨苍茫里，两部仍喧鼓吹声”(潘天寿：《烟雨蛙声图》，1948年)和“气结殷周雪，天成铁石身。万花皆寂寞，独俏一枝春”(潘天寿：《梅月图》，1966年)的大情怀和真精神。
2017年5月12日，一个学生在转发我的一篇微博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即使毕业多年，老师的《文学概论》笔记也随时‘傍身’，个中真意受益终生。大学里除了结识了毕生好友之外，最大的幸运就是大一的这门选修课，让我把‘向上求，往下看，朝前走’作为践行一生的警句箴言，爱自己，爱邻人，永葆对真理和知识的忠诚与敬畏，坚持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难忘师恩。”看到这样的文字，我眼睛潮湿了，心里挺暖和。
我的学生，你好吗?我能跟你说的，还是那句话：“我是教师，我负有教育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