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1948年3月30日要选举总统之前，蒋介石突然提议胡适来做总统，愿以总统之位相让。从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也考虑了很久，最后他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就麻烦了，国民党就开个会，表示不赞成，蒋介石就跟胡适讲，他说我们这个国民党没有纪律，我要请你当总统，他们不赞成。

　　▍作者简介

　　汪荣祖，安徽旌德人，生于上海，长于台湾。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1961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以及复旦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2003年2月起就任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2008年任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史学九章》《学林漫步》等中英文专著十余部。

　　▲本文节选自《未名湖畔大师谈(上▪演讲)》

　　在台湾“解严”之前，有一张照片一直没有正式公布，在这张照片中，胡适坐在蒋介石旁边，跷着二郎腿。当年在台湾没有人敢在蒋介石旁边跷起一个二郎腿。这张照片的意义就在这里，胡适跟蒋介石是平起平坐的。表面上，蒋介石也是和颜悦色，但是，我们从日记里看到，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

　　还有一张照片就是蒋介石当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胡适给他当选证书。我们从照片看，两个人好像是非常融洽：胡适支持蒋介石，蒋介石非常礼遇胡适。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近年来成为热门的话题。我今天讲的就是这几个问题，主要的取材就是两个人的日记。

　　胡适在1927年正好从欧洲回到上海，出任中国公学的校长。最初我觉得他是接受蒋介石政府的，不过他希望能够容忍言论自由。但是强调训政的南京政府，崇拜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作教条，要求思想统一，力行一党专政，是毫不接受批评的言论的。所以1928年南京政府的成立，在胡适看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倒退，因而在1929年忍不住严厉批判国民党。胡适挑战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认为“知难行不易”，甚至认为“行易之说”成为不学无术的军人和政客的护身符。胡适在《新月》等期刊上，直接挑战当时的政权。特别是发表《人权与约法》，公开谴责国民党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要求废除一些钳制思想的言论、制度、命令和机构。他又发表了另外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他质疑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指出“没有宪法和约法，训政就是专制，绝对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道路”。1929年年底他又为新月书店出版了《人权论集》，并写了序，更加强烈地表达言论自由的诉求，他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他当时所争取的是言论的自由。他批评的结果如何呢?上海特别市党部陈德征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1929年8月13日，上海国民党区代表通过这个决议，支持国民政府要求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显然，国民党要以侮辱孙中山和反动的罪名逮捕胡适。8月29日《大公报》更以《污辱总理，背叛政府——胡适担不起的罪名》为题加以报导。教育部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于10月4日训令中国公学惩处胡适。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在192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8周年纪念会上，警告“秽言乱政”的后果。1930年上海国民党宣传部奉命没收和焚毁胡适和罗隆基批评政府的《新月》杂志第6、7期。争取言论自由的后果，就是遭到谴责，甚至逮捕。胡适在1929年成为国民政府的反党和反动分子。在胡适的眼里，蒋介石既好战又独裁。胡适更不能接受威权政府，因言论直接辞退大学教授，他因罗隆基一案写信给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胡适也注意到蒋介石不仅对党外独裁，对党内元老也独裁，他将胡汉民被幽禁在汤山的新闻大量剪贴在日记中。

　　1930年11月，胡适举家北迁，重回北大任教。

　　但是，1931年，胡适就从国民政府的政敌变成诤友。1931年11月11号，胡适接受了由宋子文推荐的财政委员会委员的任命，作为教育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我觉得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他开始逐渐进入蒋介石的圈子。

　　1932年11月27日，蒋请胡适吃饭，但是客人不止胡适一个人。他们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原以为蒋约见他是要听听他的话，显然与其预期不尽相符。胡适对教育制度与学风的不客气回答，就是要反对蒋改革学制以整顿学风的独断做法。蒋是要控制学校，统一国家意志。蒋似乎并没有听出胡适真正的意思，也没有领会到胡适送他《淮南王书》的意思——《淮南王书》是道家的书，胡适希望蒋少管事。

　　当时，不少自由派学者像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因为“九·一八”的影响，都主张独裁专制、振兴国家。因为国家太弱了，所以受到外敌侵略，中国需要一个强人。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法西斯主义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德国和意大利都因法西斯主义而强盛起来。但是胡适在这一点上是很坚持原则的，他独排众议反对独裁，这是他的原则。蒋介石虽然在1934年11月27日与汪精卫共同通电，认为没有独裁的必要与可能，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来搞独裁，换言之，胡适当时的朋友很多都倾向于中国是需要独裁的，但胡适还是反对。实际上蒋介石暗中仿效意大利的黑衣社、德意志的棕衣社(黑衣社就是所谓的“black shirts”，棕衣社就是“brown shirts”，这些都是穿制服的法西斯主义组织)，搞起了蓝衣社(一个特务机构)，所以他的领袖独裁、一党专政已经开始了。

　　胡适明明知道蒋介石一直在搞独裁，也不看好蒋的新生活运动(当时蒋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尤其反对中统，但既已进入蒋的这个体制里，他仍然基本支持现政府的信念，—直站在蒋的这边。胡适当然不可能盲从蒋介石，而是一心一意地想要规劝蒋;希望他不要越权。在“西安事变”后，胡适痛斥张学良是“莽夫”，为小人所误，感到蒋的重要。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国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其实中日战争的开始不是在7月7日，而是7月底，因为在7月7日之后，双方还在想怎么样来调停。所以在9月的时候，蒋就派胡适作为特使飞越太平洋，到欧美去游说。第二年(1938年)7月20日，胡适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他考虑了几天以后才答应上任。他为什么要考虑那么久呢?因为接受驻美大使一职以后，就等于做了蒋介石的官。他受到美国人普遍的欢迎。因为在当时的美国，对于中国受到日本侵略还是表示同情的，而且胡适又是一个非常崇敬美国的人，他口才也很好，所以他在美国受到普遍欢迎，美国人把他当作一个自由主义的代表。所以他在向公众演说的时候，或在跟美国政府官员交涉的时候，是非常得心应手的。

　　他作为驻美大使的困难，不在对外，而在对内。因为蒋介石及其周边的要员对胡适或期待过高，或信任不够，或昧于事理及形势，要向美国提出其无法接受或兑现的要求，所以使胡适感到非常为难，甚至气愤、丢脸，这些都在胡适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出来。按说大使必须服从命令，可是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有的事情不应该去说的，他说出来也很丢脸，于是这个大使就很难做下去。后来胡适在1942年就请辞了，因为他实在做不下去了。而且当时蒋介石又派了宋子文到美国。胡适在日记里也说道，宋子文有时候做事根本不和他商量。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做不下去。1942年9月18日，他就离开了华府，搬到纽约去住。蒋介石想要为胡适另谋官职，胡适一概婉辞。他知道蒋介石的官不好做，他也知道做了大使之后，他就从“清客”变成了蒋介石的下属。他再也不愿意放弃独往独来的自由，想要毫无拘束地、自由地说话。所以在战后他就回到中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但是国内的乱局(国共内战)使得自由主义人士大失所望。蒋执意要打内战，施行残酷的高压政策，制造了闻一多、李公朴事件。自由派最不喜欢国共内战，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共内战的结果，无论哪一方胜出，都绝对没有自由主义生存的余地。他们的生存就是在两党中间取得一些影响。不过倡导自由主义的胡适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我们可以看到战后那一段时间之内，胡适跟其他的一些所谓自由主义派不是走一条路，很多的自由主义派慢慢地疏离了，而且成为蒋的反对者，可是胡适继续支持国民政府(蒋介石政府)，希望蒋介石可以拯救大厦将倾的政权。所以胡适强烈的反共意识，使他与蒋介石之间不会相弃，他仍然寄望于蒋来推行民主立宪。当时胡适在美国著名的期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英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China under Stalin’s Grand Strategy”，就是《在斯大林大战略下的中国》。他说这不是国共的内战，而是斯大林利用中共来控制中国。这说明他有很强烈的反共意识，还是支持蒋介石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1948年3月30日要选举总统之前，蒋介石突然提议胡适来做总统，愿以总统之位相让。从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也考虑了很久，最后他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就麻烦了，国民党就开个会，表示不赞成，蒋介石就跟胡适讲，他说我们这个国民党没有纪律，我要请你当总统，他们不赞成。大家想一想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什么事都是他决定的。假如他真要把总统之位相让，谁敢反对?到底怎么回事，一直搞不清楚。后来有一位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死了以后公布回忆录，才透露出内情。原来蒋请胡适竞选，目的在于示意由胡适来推己。这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实际上蒋要胡适来证明，当今总统一职，非蒋介石来担任不可。然而胡适居然假戏真做，不但不说这个话，他自己真的要做。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胡适是不晓得中国政治文化呢，还是故意要“玩”蒋介石一下。

　　国共内战爆发之后，胡适与蒋介石可以风雨同舟了。1948年12月15日，在局势急转直下的时候，蒋介石派专机把胡适从“围城”北平接出来。到了南京以后，胡适见到美国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胡适跟司德雷登说，蒋虽然有缺点，但还值得支持，他希望美国人继续支持蒋介石。胡适在1949年4月6日从上海搭船到美国去，蒋介石派他到美国游说。我们从蒋介石1949军5月28日写给胡适的密涵(这封密函就收藏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胡适纪念馆，后来才发现的。我看过这封信的原件)中可知，当时蒋最需要的是美国的物质或者军事援助，可是他在信里跟胡适讲，最主要的一点是美国不能承认中共，要游说这点，这是他最关心的(还要李宗仁继续反共)。所以对蒋而言，重中之重是要维护其政权的存在与合法性。

　　胡适到了美国以后实在无能为力。我们从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他是很灰心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后“冷战”越来越厉害，韩战又爆发了(就是所谓的朝鲜战争)，就没有游说的必要了。大家知道，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是决定放弃台湾的。可是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认为这是共产世界的进攻，所以它就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后来毛泽东出兵朝鲜跟这个也有关系。“冷战”的态势就是共产阵营跟美国阵营的对立、对峙，严重到不必由胡适去游说，蒋政权在台湾也慢慢稳定下来。所以胡适从1931年被蒋介石接见后，一直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日的时候他也是配合的。抗战之后，储安平主编《观察》，这个杂志是个自由派的杂志，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里头几乎没有胡适，胡适由于强烈的反共意识站在了蒋的一边。

　　胡适到了美国以后，对于当时美国的“失去中国”的辩论(1949年在美国有个辩论，论中国怎么会失掉。蒋介石丢了中国，在美国看来等于美国也失去了中国)，胡适保持沉默，没有发声，但他跟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的关系并没有破裂。讲到“失去中国”的这个辩论，我记得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美国学者讲(在“冷战”的时期讲这种话不容易)，“the United States never own China,there is no question of losing it”。意思是你们这个辩论辩了半天有什么意思?这个中国从来不是美国的，根本无所谓“失去中国”。1952年到1953年间，胡适曾经两次到台湾，当时胡适还是住在美国。胡适在台湾期间，受到蒋介石极高规格的接待，等于是受到国外元首的待遇，因为蒋介石一直希望胡适能为他在美国做宣传，展示他反攻大陆的决心。其实老实讲，美国人并不希望他反攻大陆，因为反攻大陆会把美国牵扯进去。所以1954年所谓的“中美协防条约”(即“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协防条约)好像是帮助蒋介石来防守台湾，可仔细看这里头，它也限制台湾反攻大陆。可是在一般言论上，蒋介石的口号还是反攻大陆。我想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不知道，在台湾长大的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口号：“一年反攻，二年扫荡，三年成功”。

　　蒋介石跟胡适因共同的反共意识而走在一起。但是他们反共的方法不一样，胡适相信民主、自由才是反共的利器;蒋认为要反共，就要集中意志，在他领导之下才行。他们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据胡适的言论，胡适自己以为蒋居然忍受了，或许虽然蒋不接受他的意见，但可以容忍他。其实，蒋在日记里(日记的用处就在这里)痛斥胡适唱民主、自由的高调，不同意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权在于自由政权之中。这是胡适跟他讲的，他完全不同意。蒋的日记很有趣：他似乎也想开导胡适，有时候觉得还蛮成功的。他在日记里说，与胡适之谈话两小时，“不知彼果有动与中否”。意思是我跟他讲了两个小时，还不知道他对这事有没有心动。其实两人各说各话，蒋介石没有办法感动胡适，胡适也说不动蒋，反而往往(我们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令蒋对胡适很生气。

　　蒋的盛情款待当然感动了胡适，胡适当然不知道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他。喜欢热闹的胡适很寂寞地在纽约做寓公，见到万人空巷的场面当然不能无动于衷。唐德刚先生在纽约就常跟胡适在一起，他就感觉到胡适在纽约的寂寞。胡适在1954年回到台湾捧场，因为依照“宪法”6年要选“总统”了(第二届)。胡适力挺蒋介石，因为他觉得依“宪法”可以连任一次。他说了几句话(胡适亲口说的)：“除了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合适。”所以当蒋介石当选连任之后，胡适又公开地说：“今后6年是‘国家’民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胡适可以说是护驾连任。蒋这一次竞选连任可以说是宾主尽欢，蒋介石跟胡适皆大欢喜。

　　胡适得到鼓励之后，继续发表他的自由主义主张，而且愿意回台湾长住(在纽约很寂寞，回台湾多热闹)。蒋在连任之后心情非常愉快，所以在1957年主动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在1958年1月1日出任院长，4月10日举行盛大的就职典礼，蒋亲自出席并致辞。因为当时大陆正在清算胡适的思想，所以蒋赞美胡适的人品与道德。为什么呢?就蒋来讲，这个坏人骂你，你一定是好人;对胡适来说，共产党要清算他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并不是清算个人所谓的道德，所以不能不辩证。胡适更不能不辩证的是，蒋要学术界及“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但是作为新上任的学界祭酒——“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是要引领学术研究，要避免扭曲学术使命，故胡适又不得不有所辩解。这一幕极其精彩，可惜当时没有录像。因为蒋介石讲话从来没有人驳他，胡适却当面就不赞成他的说法。可惜当时只是少数人参加了这个典礼，人家出来也不敢讲，就是有一些传言说胡适给蒋介石提出了一些表示不同意的意见，蒋也没有说什么。当时的印象是觉得蒋还不错，在这种场合居然还容忍。其实不然，当时胡适提出的两点不同意见，其实很平实，不过在蒋的威权下，也只有他敢直言纠正“领袖”的错误。因为他说：“总统”你错了。我们在文字上留下的较为谨慎的记录，也是一些经过修改的记录，显然不是全部实况。我们现在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实况全录，但比当时知道的要多得多。根据胡适秘书的说法(胡适的一个秘书叫王志维，他老年时也不愿多说，可稍微透露了一点，透露给吕实强，吕实强又透露出来，蒋其实还提到胡适当年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往事，认为现在的胡适应该不会再有这样的看法了，胡适听到后立即回答：“我要打倒的只是‘孔家店’的权威性与神秘性，世界上任何思想与学术，只要是不允许人家怀疑和批评的，我都要打倒。”)所以这个实际的情况比起外面传说的要严重得多。这不仅仅是纠正错误，而且有一点抢白了。蒋听到后立刻站起来要离开会场，这个也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幸亏陈诚把他拉住坐下来，才化解了这个紧张和不愉快的场景。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是多紧张的一个情况。当时外面不知道这个详情，胡适的胆识与蒋介石的容忍一时传为美谈：胡适了不起，敢在蒋介石面前批评他;蒋介石居然容忍了，两人都不错。但是假如不是陈诚把蒋劝住，这个“不容忍”的形象便会公开了。

　　实际上蒋介石在私底下极不容忍。我们怎么知道他私底下极不容忍?就靠他的日记。蒋介石指胡适纠正他的错误是“狂妄荒谬”，他终日抑郁，到了第二天还不能够彻底消除。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威权者的心态。所以蒋介石日记的可贵，就在于透露其真实的性格。胡适不同意他的说法就成为狂妄，甚至说心理病态已深。蒋介石对于胡适的批评有没有道理根本不予理会，反而牵扯到个人的恩怨。他说因为他待胡适太好了，才会有求全之毁，甚至于抱怨当年他派专机把胡适从北京接出来，胡适“居然不知报恩”。这就透露出这个心态了。我们以为他把胡适接出来是为国惜才，但是被他当作他个人的恩惠了。蒋希望胡适能够领悟他的恩情，为国效忠，合力反共，而蒋一贯思维就是将他自己等同国家，为国效忠，潜台词就是要为他效忠。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又如何能做得到呢?这个事件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交锋。

　　我们可以从蒋的日记中看到，他有“蒋存国存、蒋亡国亡”的想法。我存在国家才能存在，国家由我来领导才能够继续。所以他在第二任“总统”6年任期以后，坚持还要做下去。这一下子胡适就难以认同了。前面两任于“宪法”尚有据，胡适还可以支持他，可是他现在还要继续做。我们知道他第一任的任期其实没有做完，因为内战失利(淮海战役失败)他被迫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继任。本来照“宪法”李宗仁应该继任，可是他不给李宗仁正式继任，叫“代总统”。显然意思是说让李宗仁代理一下，他还会回来的。所以1950年到台湾复职，胡适也没有挑战蒋的合法性。当时蒋复职的原因是说李宗仁不回来了。可是，李宗仁敢回来吗?李宗仁说，我回来就是张学良第二。所以第一任做完成了，第二任的任期也做完成了，再做第三任根本就是“违宪”的。

　　胡适开始也很震惊，他希望蒋介石明白地宣布不要再选第三任了，树立政权和平转移的风范。胡适就请张群(张群是蒋介石的秘书长)转告蒋介石想单独跟蒋介石密谈。但蒋断然拒绝了，所有意见都由张群转达，他晓得胡适要讲什么。胡适要张群转告蒋，最主要的是给国家建立一个合法的和平转移政权的风范。讲来讲去胡适就是这句话。张群答应转达，但是回答说蒋介石有使命感。最后胡适也无可奈何，只能尽一点公民的言责而已。可是蒋居然在日记里开骂，他骂胡适反对他当第三任，他说“胡适无耻，要求与我密谈选举‘总统’的问题，殊为可笑”;他说“此人不自知，所以也最不自量”;他还说：“我这时候的脑筋唯有如何消灭‘共匪’，收复大陆，以解救同胞，之外再无其他问题留存于心。”换言之，要达到这些事情非我当“总统”不可，可是他后来当了“总统”也没有达到。

　　当然“违宪”的问题根本不在他的心上，他认为胡适没有资格反对他连任，更断言胡适在配合美国人来反蒋。美国人当然也不希望他连任，美国人要民主、自由。胡适只是不希望蒋连任，他并不是要国民党下台。其实胡适是蛮温和的一个人，他说可以由“副总统”陈诚来继任嘛，“副总统”继任，还是国民党执掌政权。但是蒋就说：“胡非真爱于辞修也。”也就是说，胡适希望陈诚当“总统”，不是真的有爱于陈诚。其实与爱不爱陈诚无关，胡适只希望不要“违宪”，还是你们国民党的天下，可是蒋一口咬定胡适想操纵政治、断送国脉。你看离题如此之远，这是胡适始料不及的。胡适到死都不知道蒋介石这样骂他。

　　但是胡适在不愿公开决裂的压力之下(假如他说公开反对蒋介石第三任的话，那就决裂了，他当然不愿意公开)，不得不默认所有这些为蒋连任的动作，比如说修改临时条款不等于是“修宪”，也不得不去国民大会报到。胡适去报到了，参加了他认为“违宪”的选举，选出了蒋当第三届“总统”。大家知道蒋介石一共当了5届，但他第五届任期未满就死了。胡适赤手空拳，怎么能够铁下心来与蒋介石对抗?然而，如王世杰所说的，当时台湾唯有胡适曾经直率地反对蒋任第三任“总统”。全台湾除了胡适，没有第二个人敢说蒋不应该当第三任“总统”。所以蒋在担任第三任“总统”后，在日记里面还奚落了一下胡适：“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也就是说，他认为胡适去参加说明胡适转变了。这是不对的。这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在威权之下的无奈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