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向衰的一个转折点，异族将领叛唐的安史之乱又是关节点。日益追求享乐的李氏皇族把兵权交给安禄山、哥舒翰等胡人，并非一时用人不当，而是军役制度又转为募兵制的自然结果。

　　作为汉族和鲜卑族混血儿的李世民能创造显赫战功，主要是利用北方民间在南北朝期间不断征战中形成的尚武传统，以及建立“当兵专业户”式的府兵制度来补充兵员。唐朝初年地广人稀，政府控制大量土地并以授田激发民间入伍积极性。随后内地社会安宁，唐朝建立百年间人口增长两倍达到7000余万，政府掌握的田地已很少而不能再分给军户，农民普遍把当兵视为苦役。一遇战事发生，社会就出现唐诗《兵车行》中的场面——“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此时唐军步兵作战力不强，骑兵是主要突击力量，想培养一个合格骑手又需要长年训练，军户中轮换当兵的农民难以胜任这一要求。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因经济发展使政府有了雄厚的财力，便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种“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的招募办法，必然使军队失去“良民服役”的特点，导致恶劣分子充斥。尤其在唐朝和平环境中，投军者多为习惯骑马射箭的胡人，这些应募者又往往只识长官不知朝廷，很容易成为边将的私兵。

　　到了唐朝天宝年间，社会奢靡之风更盛，曾经励精图治的玄宗终日同杨贵妃游乐而疏于军政事务，汉族官员也大都不习武事，42万精锐的边军士兵和军官一大半是少数民族。如西北方向统帅哥舒翰是突骑施人，率大军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征大食的高仙芝是高句丽人，东北方向的统帅安禄山及其助手史思明也是胡人。唐朝中期又在边镇实行集行政、军事管理于一身的节度使制度，少数民族将领除统兵外还管理边疆的民政。唐玄宗后期边军的两大骨干又是安禄山的东北军和哥舒翰的西北军，前者有18万兵力，后者有15万兵力。西北方向有吐蕃的强兵骚扰，哥舒翰的部队受到牵制且兵力分散。东北方向的安禄山已经征服了契丹等部落，能够集中兵力，他一旦造反就会对内地空虚的唐朝造成致命威胁。

　　公元755年，早有取天下野心的安禄山以胡人骑兵为主发动叛乱，唐军临时由市井招募的兵卒上城守备时听到战鼓竟吓得纷纷坠下，洛阳很快失守。已中风的哥舒翰带病调集西北部队勉强守住潼关，不过在唐玄宗催促下出战灵宝，一战便全军覆没，长安随之弃守，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经过七年北方大战，唐朝请来回纥骑兵助战，才勉强镇压了安史之乱，却无力驯服那些骄兵悍将和安史余党，只得承认他们拥有私兵并割据各地的现实，换得其称臣达成名义统一，结果形成了藩镇割据状态。从此时的军制看，从朝廷到藩镇主要都采取募兵制，不少军阀还养家兵和死士打手。“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近代社会流行语自此成为历朝制度性积弊，兵民对立又使社会长期难以形成健康武德和爱军之风，乱兵悍将反成致乱之源。

　　安史之乱的另一个恶果，是吐蕃趁机占领了北方水草最为肥美的陇右马场，汉族政权从此丧失了养马建立骑兵的基础。后来唐朝经常拿出每年一半的税收向回纥买马，买到的却多是劣马，汉朝和唐初华夏骑兵对北方少数民族曾一度拥有的骑兵优势就此完全丧失，汉族封建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长期转入了消极防御的不利境地。从深层次原因来看，这正是由于中国封建体制已趋于沉腐，“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汉唐气象终成绝唱，后来宋朝的衰弱并败于辽、西夏、金、蒙的种子也在此时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