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业压力存在情况下，没有必要以牺牲年轻人就业机会及付出更多财政建造一个相对更老龄的干部队伍。

　　公务员以及依靠财政的事业单位人员的延退问题涉及两个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延退只能增加国家财政支出，与缓解国家财政养老支出压力的延退改革宗旨不匹配，二是这些单位的延退问题涉及我国就业较突出的所谓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问题。因此，在延退工作中，这部分不应该现实上成为优先力量，而且延退相对宜缓行。

　　这些人延退将增加国家财政支出，是很清楚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新进人员与临界退休年龄人员的工资差异，一般明显大于两者缴纳养老金之差。国家财政总体上是要多付出的。这与缓解国家财政养老支出压力的退休年龄改革宗旨并不匹配。

　　至于对就业的影响，涉及就业形势问题，舆情值得重视。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1995)早就指出，我国老龄化基本特点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在于老龄化与人口压力将较长期并存。2005年以后笔者在学术期刊以及国内外众多媒体，反复分析指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老龄化较快发展恰与经济调整及转型期耦合，最终综合的结果，不是劳力短缺，而是较长时期出现了失业增加问题，且西欧、日本的就业问题都主要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当前西欧及日本老龄化水平已经达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水平，但西欧失业率至今在10%左右徘徊，日本失业率70年代以来也在增加，以致日本安倍政府近年仍将就业增加作为政府重要政绩之一。究其原因，经济降速及科技发展、生产效率提高迄今明显超过了老龄化对年龄结构的影响。对西欧而言，这种状况一定时期内没有改观迹象，日本的情况也需进一步观察。今天，发达国家普遍在增加人工智能的应用，其对就业岗位会怎样影响，正在成为国外社会及理论界担忧及热议的话题。那么，中国老龄化加速与经济调整期耦合将发生什么?

　　目前中国进入的经济降速、调整转型期，与以往发达国家转型有多点不同。首先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还不高、且不完全稳定，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严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达3.4亿，1978年为2.8亿，而耕地最多的1957年则只有1.9亿。自1957年以来中国耕地不断较少，农业劳力却净增长1.5亿，增长80%，化肥、农药、机械使用却早已划时代变化，2亿以上农业劳力实际上处于半闲置状态，这与农村实际情况是一致的。这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积累,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发展而农业劳力增多、农均耕地大幅度减少的景象。但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主要为中年以上劳力)，许多学者熟视无睹，乃至整个社会几乎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似乎就是老龄化问题。至于2010年上述3.4亿之外统计为二三产劳力的那些农民工，实际也不是已经完全稳定地转移，近年出现回流。我国城镇就业蓝领多年似乎偏紧的现象，实际只是假象，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比重较大，全国适龄青年入学率2015年已经40%，到今年就蹿升至43%，突出了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就业保障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城镇、特别是农民工中年以上劳力难以稳定立足而不能被城市就业市场长期稳定地合理利用。为何如此，只要看看改革开放前农民随招工随落户后在城市今天就业及家庭情况就一目了然。

　　我国与以往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特点之不同，其二是对比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转型，有更多核心技术方面问题，中低端产业异常庞大，转型、撤离及被淘汰压迫力较大，此外，今日技术发展对人力的挤压，强于当时。在国内不断炒作因老龄化行将出现劳力短缺时，基于国内人口压力犹存，以及现实经济问题，作者早就不断警告，基于诸转型特点不同，参照发达国家老龄化伴随失业增加的国际经验，对中国老龄化伴随经济转型期的就业压力问题社会更应有充分的前瞻与认识。由于农村成为经济调整中中低端劳动力进出默默的蓄水池及减压阀，农民工失业及农业劳动力聚集问题暂时继续可以在社会视线之外，但上述导致蓝领偏紧的因素看来还会较长期发挥作用。而随老龄化发展年轻人相对减少，以及转而大学生升学比重还会继续升高，国内城镇就业压力较突出的问题也就必然表现为大学生就业压力问题较为突出。从数据看，2016年中国出生人数1786万，被认为“远不及于预期”。但这一数据表明如果2034年中国大学适龄入学率仅由目前几乎一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下降，由2017年的43%达到50%，2038年大学生毕业量仍然超过2017年(近800万)毕业生量约12%。这种趋势并且无疑会延续到2040年代。而支撑高度城市化、高质量、大规模经济的美国目前每年的出生人数不过400万人左右。

　　因此，作者认为依靠财政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延退问题因以上较突出特点，在整体延退工作中，不应该现实上成为优先力量，应相对缓行，以实现减少未来财政养老支出压力目标，同时给年轻人留下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对于其中女性退休年龄较早问题可以采取小步延长方式相对优先解决。与男性平齐后，根据形势再讨论进一步改革。在就业压力存在情况下，没有必要以牺牲年轻人就业机会及付出更多财政建造一个相对更老龄的干部队伍。

　　此外可以指出，让有知识的年轻人上岗，也有助于缓解目前高龄公务员，包括各级领导层，特别是基层，真实文化水平还相对较低的状况，有利于加快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由于有返聘机制存在，这样做对其中一些核心技术力量继续发挥余热影响甚小。此外，国家教育部门应针对就业情况及老龄化发展，合理地对适龄青年入学率适当调控，并谨慎、弹性地处理其他类型延退问题。还必须指出，关于较长期稳定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的就地落户政策改革，也是改善我国就业形势所必须正视、抓紧的，否则，随老龄化发展，中年劳力大量闲置下的畸形蓝领用工偏紧情况，也很难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