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是自媒体的技术平台之一种，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自媒体（WE media）。汉语翻译中“我们”被“自”这个字所取代，更准确的翻译应该综合两者。一个代数式表达的就是，媒介提供了已知条件：自发、自主、自编、自演，全部的个人主义内涵已经外化成技术了——精神就是实体，黑格尔应该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现在要求解的X即“we”。一个未知的共同体正在到来，当代哲学家们把这称为“后人类”。我们也已经感觉到了这奇妙的晦暗的情绪。

　　利奥塔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知识状况》一书中说：系统仿佛是先锋机器，它牵引着人类，使人类失去人性，以使人类在另一个规范能力的层面上重新获得人性。如果还纠缠在批判知识分子的恼怒情绪中，去诅咒这愚蠢的系统化，在移动智能终端全面侵占个人日常生活的时候，诅咒是软弱的表现。什么是让我们依依不舍的“人性”？19世纪当机械自动化占取了劳工阶层的知识和身体的时候，整个社会组织的运转早已不去在意不可测度的人性，与组织化的社会运转相匹配的是机械自动化，所以霍布斯才说他的《利维坦》是台永动机，保证幸福的恒远。人性成了货架上的古董。大数据在马云那里，显然是让他兴奋不已的自然资源，推波助澜的消费主义仅仅是“人性”垂死挣扎的权宜之计。数据库正如利奥塔所说，是新的百科全书，在这“新自然”的场景中，紧迫的思想任务在于，如何重新讲述主权-我们的诞生故事。

　　在数据库面前，智能机器的读写能力已经超过人类了，它的算法更冷静客观。当人们和被机器战败的顶级围棋棋手一同悲泣的时候，康德意义上的智识-知性会被智能取代吗？智能自动化已经剥夺了我们的直觉、回忆和判断，大数据在判断，人在追随。知识理性-知识主体自身成为客体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关乎自由的道德理性。《纯粹理性批判》最后一章是写给今天的人们的，科学是有历史的，历史在真理之中，而不是相反。康德写道：“神学和道德是以后的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致力从事的抽象理性研究的两种动机，或者准确地说，是其两个关联点。”难怪阿伦特要把康德的第三批判当成政治哲学来解读，她敏锐地把握了审美判断的共通性问题。

　　今天，实存意义上的“我们”总是被货币所标记，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化。德国哲学家、国民经济学家雷特尔认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标记了所有的交换行为，同时也是交换行为的现实抽象。作为升华了的人类经验，这标记物不可发明也不可抹除，带有本体性的意味。货币是抽象思维的物证，但又不同于物，既非物质又非心理。雷特尔不同于马克思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没有抽象劳动一说，所有劳动都是具体的。关键在于市场这一想象性的行为空间，使得交换关系将劳动抽象化，其结果就是商品价值。价值实体劳动变成了抽象的量规定，而货币作为尺度，其自身又是不稳定，它衡量变化同时又被变化所衡量。货币是时间-运动的想象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引入“欲望客体”的概念，才能解释为什么生意总是迷人的。伴随着商品流通的货币，既是财富-价值表征体系，同时又是社会权力。就是说任何社会行为-关系都可抽象为可计算的经济行为-关系，可计算的总是唯物的、理性的。货币背后总有个持有者，属于私人也好属于国家也好，所有权必须完整，不可划分，指向的就是抽象的个体性及其权利。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雷特尔的分析要点在于，一个行为总是先于形式，先于回溯性的思想归纳和总结，那么这个行为究竟受什么支配，精神分析回答说：无意识。人为什么有交换冲动和交换能力，这个问题让国民经济学宗师亚当·斯密也很犯难，他在《国富论》里说，这不是他的研究范围，他猜测说要么是因为语言理性，要么是本能。关于后者，弗洛伊德说有种力比多的经济学，在著名的《释梦》第七章，他干脆将梦比作精神（欲望）生产的资本。如果资本主义是一台轰鸣了500年的“欲望机器”——如德勒兹所言，那么其生产力归根究底就是力比多的生产力或贯注、投入，如何开发新的生产资源，弗洛伊德在晚期的《精神分析新论》中主张，要像荷兰人围海造田那样，“本我在哪里，自我就应该在哪里”。

　　如今作为快感盈余的剩余价值若继续投入固有的生产模式循环，如马克思所说的再生产，已经跟不上欲望生产的节奏了，一个症状就是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对抗，古老信仰的变体，成为最极端的抵抗势力。在资本家这里，我拿着这么多余钱该干点什么呢？利润越多意义就匮乏，既有的意义编码系统碰触到了其边界，因为确认和相信（满足感）是两回事。

　　那么在这个方向上，我们来考察新媒介如自媒体，它和最初的在场性货币一样，既非物质又非心理，既非公有又非私有，类似于奈格里和哈特所定义的共通财富。不同于其他的应用软件，它无需购买支付就可使用，人们在这里相遇，交换行为或交换过程嵌入任意瞬间，但彼此交换和产出的是非物质的情绪、氛围、意见和观点，这里充满了不可量化的“欲望客体”。那么传统国民经济学的计算方式对此无能为力，首先生产环节的组织者和劳动者的区分消失了，仿佛又回到了交换行为的始源现场，一切自然而然就这样发生了，货币幽灵是背景。这里的共同财富没有物质形态当然也就没有可计量的特定尺度，新技术吸纳自发行为，智能终端已然成为人的一个外挂器官了，人机一体本身就是财富、劳动和生产力。

　　在可量化的交换-经济行为之外，出现了交互行为——社会本来的含义，在此不受货币符号标记和支配，其书写方式由电子屏幕所生成。正如货币诞生之初，它立即标记了一个行为，充满时间和空间，或者说是时间空间的高度凝缩。对于经验来讲，货币这个标记符号它的使用形态和运转方式，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马云的理想，是在未来十年，消灭所有的纸币的使用，所有的交易都以虚拟货币的形式完成。虚拟货币回归货币的实质，就是数字了，即行为-冲动-欲望的计算单位。与此相关的就是交易的数字化，我们交换的时候，不可能说给出一个意念，就算支付了，拿什么交换总得有个意念或欲望的外化介质。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时候货币幽灵的变形记始终在场。一方面金融作为货币的时间剧场，上演其诡异的命运。货币挣脱人的理性规划和掌控，自行滑动，像语言能指一样，衍生出无数的产品，而没有任何一个金融产品可以最终抵达欲望对象，对于精神分析来说，这欲望对象已经遗失，不可挽回。

　　可见，一边是金融符号的暴动，另一边是新技术媒介的兴起。编程语言是由软件工程师操作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国民经济学所信靠的语言理性——如斯密所言，在此周转不灵。传统的依托线性逻辑语言而建立的知识型受到挑战，用一般的话说，就是价值观的混乱。如果还把自媒体空间当成意义表征，那么我们会彻底失望。在这里，是杂乱无序的原始自由市场，而市场是什么，雷特尔说，是时间和空间的真空，货币是其自在之物。因此，资本和网络空间是一对天生的知己。举个例子，一个运营时间不过三年的自媒体“毒舌电影”，市值估价已经好几亿，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轮融资。因此，我们发现，与其说自媒体的交互性产生了无限可能性，毋宁说这无限和欲望更匹配，而虚无之子货币第一时间嗅出了同类的味道。风投资本最热衷于互联网就是这个道理。

　　针对传统的有形的物质产品的欲求基本已经饱和，用精神分析的话说，力比多经济循环出现了肠梗阻，如何开发欲望资源，新技术媒介已经成为前锋部队。十万加的自媒体，不管其品质和趣味如何，这个数字代表的是空间生产，与金融的时间生产相对应。就是说众人相聚形成空间，资本家看到的是可预期的利润，尽管这利润只是揣测，一个漫长的等待。但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来看，比如奈格里和斯蒂格勒等哲学家认为，这是一场资本-技术-欲望的三重竞赛，谁攫住欲望，谁就获得社会权力的掌控权。因此，三大生产要素中唯一的非物质要素就是劳动力，资本介乎物质和人之间，还有一个是自然-土地资源。最后一个要素在生态危机的警示下，意味着无节制的生产开发已经碰触到地球的极限了，这是另外的议题，那么剩下的就是资本和人。

　　一般的知识人面对的和操持的是普通语言，语言和数码语言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是在数据基础上，由数学家建立抽象模型，编程员把它转换成数码语言，最终出现在智能终端的屏幕上。如果说最初的社会成形于交换行为，受软件支配的交互行为不正是抽象意义上的市场吗？看不见的手，这是斯密的哲学命题。在这个最新颖也是最古老的市场空间里，曾经被排斥生产要素活跃起来，包括不可计量的情绪、氛围、习惯、情感和想象力。我们发现最具经济价值的十万加空间，基本都符合这个特性。任何没有情绪和感受附着的产品，其货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换句话说，粉丝团是最低层级的情绪共同体。

　　奈格里所说的非物质生产，不同于后工业时代的消费主义，其符号交换价值必然伴随着一个有形商品。斯蒂格勒将这个阶段称为模拟的技术，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工业生产模式；另一个就是鲍德里亚所批判的象征符号交换系统，模拟取代真实，迪士尼乐园比其门外的世界更加真实。而在此之后，今天所面临的是数码技术，针对一切经验和事实，重新进行计算机编码，把经济功能转化整合到实时运作中，比如淘宝对消费经验的操纵。知识变得无效了，尤其应用型知识会被软件应用所取代，这就是人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化”，那么蓝领和白领的阶层划分还有效吗？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

　　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显然已经从追逐利润变成了对虚拟空间的占有，但其无法像在过去的工厂那样组织、运营和规划生产了。生产力的肉身-感性形象凸显，即前面说到的感觉、感受、情绪、氛围、调性等。因此微信十万加代表的空间究竟是什么，基本可以描述为一个“感觉的共同体”，这又回到了美学的原初含义（aesthitics，古希腊文指感觉共同体）。不急于追求利润，而是耐心培育这共同性和共享性，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机构就是谷歌公司了，它把小商人的账本转换成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也是账本。互联网经济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增长，不是社会财富可量化的价值增长，不在国民经济GDP的增长率可计算的范围之内。现代国家政治能力的评估参数，即政治合理性所采用的信用评级，成了无效的摆设。就是说经济增长的价值体系与社会增长的价值系统是同行的陌路人。民主的议会-政党政治以为自己在代表着什么，到了选举时刻，“陌生”的人民就冒出来了，场面已经失控。从经济学方面看，互联网经济看重的是社会增长；从生命的政治经济学来看，最宝贵的就是共通性的生产。

　　奈格里所说的共通性的生产，通过共通性（介质、交互）去生产共通性，他有时把这共通性当作奇异之爱的力量。这力量拒绝系统性的编码，反模式，反抗空间中点的选择性霸权，如柏格森的绵延概念。抽象的共同意志（无意识）遵循的是相异性原则，如雷特尔对所有权问题的精湛的辩证分析：1.抽象所有权，普遍的“我的”；2.人们在交换的市场行为中相遇，我的不是你的；3.货币介质出现，你的变成我的。货币负载并萃取了行为-知觉的共通性，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经由它的流通，人们互化、生成以致无限。如今货币这自在物已经错乱成金融现象了，共同性生产试图扭转这现象，恢复货币介质的积极功能——新技术媒介是替补队员，它是无意识进入意识的通道。只有当生命政治的意识压倒（金融）商品意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金融资本是表征共通性的精美介质，指向未来的生产。

　　如果说自媒体空间是一种不自觉的粗糙的情绪-感觉共同体，那么艺术-技术生产则是其高级版本。还应该跟进的是哲学，德勒兹说艺术帮助我们去感受，哲学帮助我们去设想，科学帮助我们去认定。当年的科技嬉皮士乔布斯正是把技术当成艺术来实践来执行的时候，他才有信心看低他的伙伴，即那帮文化嬉皮士。

　　在此，我们就可以更好理解利奥塔在30多年前的预言了。非人性地去发明人性，过去几百年的财产共和国，其全部物质-精神财富的发生故事，遵循的依然是欲望生产原则。一个行为，叫做交换本能，1776年的亚当·斯密就从这里出发，建立起国民经济学的体系，赢得他应有的荣耀。100年多年之后的弗洛伊德，也是从一个行为出发，去探究社会发生的故事，这就是“弑父”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