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管理学学者中，陈春花是贯通学界和商界的代表人物。在学术研究方面，她主要研究变革时代的组织管理，是企业文化与战略研究专家，曾在多所高校任教，目前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企业运营管理实务方面，她曾担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并担任康佳集团、美的集团、TCL集团等多家企业高级管理顾问。
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陈春花认为，中共中央出台以企业家为主题的文件正当其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她表示，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创新精神，要学会宽容，尊重和欣赏那些失败但真正努力过的人。
《意见》出台正当其时
财新记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是中共中央首次以企业家为主题的文件。你怎么评价这个文件？
陈春花：改革开放近40年，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优秀企业家精神，这对于经济界和企业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推动深化改革和社会进步也意义重大。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经历了很多变化、冲击、调整，如果说早期的改革开放，激活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走到今天，我们可以很确定地弘扬、肯定企业家精神，《意见》代表着一个很清晰的指引，有利于企业家安心经营，安心推动企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财新记者：你认为《意见》的出台能解决什么问题？
陈春花：今天的经济环境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和企业家来说，他们希望有一种创新的精神、正向的社会价值观来应对复杂的环境。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全球竞争，不能简单地靠资源和过往的经验。原有的基础需要突破，企业家怎么接受挑战、如何应变，这些都与企业家精神关系密切。中央出台的这份文件，希望企业家、企业界能真正找到内在动力，真正理解在新的环境下国家、社会和民众对企业家的期望，发挥创新能力。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意见》的亮点有哪些？
陈春花：首先，《意见》旗帜宣明地告诉公众，优秀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使大家对稳定的发展政策有了预期。《意见》对企业家起到类似定心丸的作用，给企业家很好的支撑力。文件出台后，很多企业家感到振奋，这是非常好的信号。
第二，《意见》提出“国有企业家”这个概念，这对于激活国有企业、提升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重大意义，对于尊重企业家、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有很大帮助。
第三， 《意见》出台的时间点很及时。现在，中国企业刚好有机会与国际对话。如果说过去的40年，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企业处于学习期，向世界级先进企业学习，现在则是同步期，与世界优秀企业同步对话。一个良好的企业环境、社会心理基础，对中国企业与全球对话有很大帮助，我们的企业可以放开手脚，全力以赴参与国际竞争。
财新记者：对于《意见》的具体实施，你有什么建议？
陈春花：《意见》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很及时、很重要，但还需要一些实施细则来落实，特别是文件提到的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等，都需要在落实的过程中来操作。我认为，这个文件本身有的地方落得很细，比如说主动向企业家问计求策，能看到明确的安排，但有的地方是概括性的，需要配套措施和行动方案，让它变成具体的政策法规，才可能落实。
企业家不可能远离政治
财新记者：你既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又有长期的学术研究经历。据你了解，中国企业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比较担忧的事情有哪些？
陈春花：从企业家角度来讲，他们比较担忧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宏观的社会环境，包括良好的市场秩序、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知识产权、环保、税赋、政府补贴、社会保障系统、社会资源分配、反垄断等公共服务，这些需要政府主导，企业没有办法自己来主导。企业家希望整个社会生态环境与企业微观发展相匹配，如果宏观环境理顺了，对企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先富起来，但价值导向不完全正确，产生的社会影响是负面的，也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和一定程度的社会仇富心理。这需要政府引导社会价值观，真正使财富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企业家需要良性、正向的价值引导，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当然，作为企业家，自身的价值取向要经得起考验，对监管的服从、对有序竞争的理解，让企业与社会互动进入良性状态。
财新记者：在中国经商办企业，你认为当前总体环境如何？
陈春花：与40年前相比，整个大环境一直在进步，我们看企业数量的变化就会知道，近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诞生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在2004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很少，而且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2004年我们开了一个讨论会，当时学者讨论下一个十年中国能有多少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大家没有说具体数目，只是说会增加。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有很多是民营企业，这个成绩在2004年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企业不断在成长，也说明企业发展的环境在进步，没有这个环境，中国企业不可能以这样的规模增长。
但这还不是一个最佳状态，我们逐步在建立、完善市场机制，要按照市场规律、在法治轨道上来推进。在创新方面，核心内容是知识产权，在各个层面上都要讨论产权保护的意义、价值驱动的力量，这需要花很大力气建立市场逻辑、法律逻辑，推动真正有效的市场竞争力。
财新记者：你是如何看待当前的政商关系？
陈春花：从整体上来看，这届中央政府下力气反腐败，花了很大精力解决社会不良风气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正向的政商环境总体基础。这次文件中提到要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使得政府和企业双方能够真正基于推动社会进步、提高综合国力进行互动，这具体特别重要的价值。关于新型政商关系的界定，文件对“亲”“清”作了很明确的界定，即：真诚互信、清白纯洁、良性互动，明确了双方各自责任。
财新记者：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会存在一定难度。
陈春花：新的东西出来，有一个好的环境去尝试，然后会逐渐形成好的规范和共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相信改变、进步的可能性。中国改革开放快40年了，这40年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说明我们下决心要做的事情还是能做得到的。因此大家要有信心，这个时代不是看历史，应该看未来，相信进步。
财新记者：有企业家曾提出“企业家在一起要在商言商，只讲商业不讲政治”。你认为呢？
陈春花：企业家不可能远离政治。做企业就必须遵从市场逻辑，市场逻辑要求尊重每一方的利益、价值、贡献。如果企业家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只关心自己的企业，是很难前进的。做企业要调动社会资源进行经营活动，必须要关注资源彼此之间的影响，关注环保问题，关注工人的福利保障，尊重投资者，理解国家对企业的监管和要求。企业家做决策，需要把各种价值因素考虑进去，动用了资源就应该对资源负责，不能只考虑自己盈利。
财新记者：企业家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双方应该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状态中？
陈春花：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各种角色有各自的活动规范和责任，各自的责任是没有办法独立存在的，需要相互对话，相互促进。良好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正常的对话，正常的交流。《意见》已经把价值取向明确表达出来，在这个框架下，大家能进入良性健康的关系中。
财新记者：目前社会上有一种“仇富”的心态，有人觉得商人重利轻义、为富不仁，你怎么看？
陈春花：首先社会应该对企业家持包容、开放的心态，新闻媒体要进行客观的报道，不做情绪渲染。更重要的是企业家要把自身做好，舆论环境取决于公众的评价，企业家把自身做好了，公众评价自然会好。寄希望于别人不如寄希望于自己，把自己做好，我相信社会舆论环境会更好。
“成王败寇”的文化要去掉
财新记者：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成功文化，比较缺乏宽容精神。《意见》提出要“容错”，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这有何意义？
陈春花：我的新书《激活组织》中提到，如果你想创新，你想要面对不确定性，就要鼓励试错。不能试错，就不能创新，因为整个大的环境就是不确定的，你要去应对不确定的大环境，就需要创造、创新，创造、创新哪有不犯错误的？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推崇成功文化，对不能错的要求是很明确的，这恰恰不利于创新。创新要包容错误，要允许别人试错，要提供纠正错误的机会。在文化上包容错误，鼓励试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会对那些失败但真正努力过的人尊重和欣赏。
财新记者：《意见》专门提到对国有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探索、改革出现的失误，要予以容错，这一导向有何现实针对性？
陈春花：这是很明确的价值指引，只要是国家交付给国有企业家的资产，国有企业家去尝试做创新，国家会给予一个宽容的环境。在企业经营当中，最怕的是经营者的主体意识不明确，这样经营者很难负责任、有担当。而容错机制鼓励国有企业家去尝试，只要是源于责任出发所做的选择，都可以大胆去尝试。在实际运行的案例中，国家需要给予明确指引，因为真实的事情比想象复杂，需要在实践中操作。
财新记者：《意见》中提到的“创新自信”如何理解？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如何与欧美国家竞争？
陈春花：创新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冒险，一个是有可能出错。这两者对于企业家甚至普通个体来说，都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意见》鼓励企业家增强“创新自信”，就是鼓励你不要怕，你可以去冒险，希望你有这个自信。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中国企业与欧美优秀企业之间确实存在时间差，欧美占优势。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全新的技术背景推动下，基于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技术、生物科技，中国企业已经能与世界企业同步发展甚至超前一点，比如互联网金融，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华为拥有的知识产权，在它的领域已经是世界第一，在一些技术领域华为的技术是行业的标准。从研发层面看，研发投入经费中国在2002年只占到美国的10%左右，现在占到美国的70%还多一些，差距在不断缩小，有的领域已经领先，因此我们要有自信参与国际竞争。今天我们更有机会来发挥优势，我们的优势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信息通讯互联网设施等方面，所以我最近常常和一些科技公司和新兴的公司说，要学会发挥“中国优势”。
财新记者：你认为阻碍中国企业创新的困难在哪里？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陈春花：刚才提到我们在文化上相对怕错，这种思想肯定要调整。大家要慢慢形成一种理念，不只是欣赏成功者，还要欣赏那些努力付出的人，不要用成不成功这一个标准来评判，“成王败寇”的文化要去掉。第二，刚才也说过，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要在法治上给予重视。第三，我们在过去的发展中，对财富看得太重，对知识的尊重不够，对知识创新的重视应该提高。第四，改善整体经营环境，让大家安心去创造、创新。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新
财新记者：《意见》对企业家精神作了界定。在你看来，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陈春花：对于企业家，其定义是指把经济资源效率从低提到高的人，这是企业家最特殊的地方，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社会创造价值。了解企业家，可以先从了解企业的属性入手，从社会属性来讲，企业的功能有四个：第一能够提供产品，第二能创造利润，第三能提供就业机会，第四能实现社会的期待价值，比如公众对衣食住行基本生活诉求的满足。这四个功能，也同样就可以诠释企业家所要承担的基本功能，而这四个功能的实现都需要企业家带领企业去创新、创造才能实现。所以我认为，从本质上讲，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精神。
财新记者：你与中国企业家群体有很多接触，你怎么评价中国企业家群体？
陈春花：中国企业家有很强的学习力，他们特别能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和付出的努力都超出常人，他们有很强的成功欲望。改革开放到现在快40年，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六七十岁，他们还奋斗在市场第一线，他们有很强烈的追求，或者可以称之为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对国家政策和市场有很深刻的理解，我和他们聊天，他们会由衷地告诉我，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持续优化的经营环境，好的消费市场，他们才会获得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很关注人的能力提升，对员工的学习、年轻人的提拔建立激励分配机制，设立事业平台，我认为这些都是他们的优秀品质。
如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希望他们能更加开放地去接受新鲜事物，有更大的包容度进行创新。他们还有一个挑战是过去的成功依赖于他本人，往下发展要依赖组织和团队，怎样从个人过渡到组织，是很多企业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财新记者：你如何看待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春花：德鲁克先生有个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持续的繁荣，根本原因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企业家经济，是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推动美国走向经济繁荣。我很赞同这个观点，2008年我在做改革开放30年的研究时，有一个类似的观点，30年来中国也涌现出一组“新人”，这组新人就是企业家群体的出现，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财新记者：改革开放早期的企业家和现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家相比，有何异同？
陈春花：年轻的一代是创业者，新兴的创业者有很好的发展势头，对于大众的生活有很大帮助，解决我们日常消费痛点，他们对互联网和新兴事物有很好的理解。不过，我把他们称为创业者，还不是企业家。要成为企业家，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检验。我对年轻一代的创业者有很高的期待，他们有机会以更新的创新方式，走不同寻常的道路，这是这一代创业者和第一代企业家的区别。
我的学术研究以30年为周期。哪些人能称为企业家？第一，要经历过行业变化周期，第二，要经历过两代企业领导人新旧更迭，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企业才是优秀的企业，而带领企业成为优秀企业的领导者才能称为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运气比较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在增长，他们还没有遇到不增长的环境，发展比较顺畅。我最近在一篇文章《我的七个不安》中提到，我的第一个不安是中国企业的高增长是否存在泡沫，是不是因为市场自然增长而获得的增长。如果企业的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企业自身经营能力而带来的增长，那才踏实。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企业还处在第一代企业中，大部分企业还没有经过两代领导人更迭。联想、美的经历过了，新希望、华为正在经历第二代领导人的培育过程，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更长的时间考验。
财新记者：中国企业家中，你最欣赏的是谁？
陈春花：我对创造价值的人都很欣赏，我很佩服在改革开放早期设立公司组织的人，当时大多数人去做个体户，少数有远见的人如柳传志、何享健、刘永好、张瑞敏、任正非等，他们有勇气设立组织，他们是想通过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实现更大的抱负，帮助更多的人，这种远见是非常了不起的。要知道，现在创立公司是很容易的，但在三四十年前难度大得多，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这批企业家坚定地做了这个选择，非常值得敬佩。如今他们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发展，经过市场考验，成长为领先的大企业。
随着时代进步、技术进步，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像阿里巴巴、腾讯、搜狐等，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有新视野，他们用技术和产业推动国家创新进步，这群人我也很欣赏。
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很小，所在领域市场比较窄，可能只有几个亿的规模，但是他们专注于该领域，在该领域做到业界的领头羊，做到全球领先的品质，这种工匠精神，我也非常欣赏。长三角、珠三角有一些这样的企业。
财新记者：关于接班人问题，有不少老一代企业家陷入“接班焦虑”，对此你有何建议？
陈春花：如何在可持续的安排下进行领导层交替，对所有企业都是难题。以前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多企业的历史还不长，但到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很多企业的创始团队运作了二三十年，必须启用年轻人。我个人的经验，关于接班的问题，这个焦虑不仅存在家族企业，所有的企业都会遇到。我认为，解决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传承，核心在于接纳不同。老一代企业家把企业创造出来，第二代的使命是创新，创造与创新是有区别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传承关系，老一代需要接纳新一代用不同方式、模式、逻辑来操作组织。
首先，老一代企业家与新一代企业家应达成共识，减少障碍。第二，市场在变化，商业模式、战略规划需要随之改变，但组织和文化必须是可持续的。我的建议是，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交给一个人，不如交给一个组织和一个团队。交给个人风险很大，如果打造出一个稳固的接班团队，可持续性不是人传人，而是传给组织。第三，第一代领导人要学会做一个伙伴，你是否愿意成为管理团队中的一员，成为一个合作伙伴，被年轻人管理，如果能做到，这个事情就可以做成。第四，一个企业要有比较好的财务基础和经营基础，新旧交接就会平稳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