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的在读博士生杨宝德同学自杀身亡的事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议论。一些网友也多次提出：孙老师，你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吧。

怎么谈呢？

首先需要说，这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正值青春年华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对其个人，对其家庭，对我们这个社会，都是一个悲剧。

至于这当中的责任与是非，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梳理和论证。这里只想谈谈对在读博士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状况，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这些因素与博士自杀可能的关系。当然，这些因素并非一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了解这些因素对于认识这个悲剧的原因，可能是会有帮助的。

初步看了一些有关的信息，好像有一点是没有人否认的，即其自杀的原因是承受的压力太大。至于这个压力究竟来自哪个方面，其中每个因素占多大比重，人们的看法可能不同。但其中有的因素也是人们都不否认的。这就是其女友说的：出国无望，学术无果（用其导师的话来说是难以毕业和就业），这直接导致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

在此，我请人们注意在读博士这个群体所承受压力的特殊性。他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巨大的张力：一方面，教育投资的成本从小学、中学、本科一直到硕士、博士阶段不断积累，到读博阶段已经积累到了最高的水平；另一方面，这些年博士大批量生产，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找个好工作，把投资变现的机会越来越差（大学教师的职位是很多在读博士的就业目标，但现在即便是一些非211的学校，聘用教师也要求是海归）。

这里尤其需要注意下面两个情况：

第一，这些年博士生源有很大变化。原来在最好的学校读博的，大多是同一档次学校的生源。而在最近这些年，最好学校的优秀本科或硕士生大多出国了，在这些学校读博的，有不少是低一档学校的生源。他们之所以要读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完全出于对研究工作的热爱。我去过某个地级市的师范学院，学校本科生教育的直接目标就是考研（进入更高档次的学校）。

第二，与上面这个因素相类似的，是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本科硕士生往往出国了，现在在国内大学读博的，许多学生的家境并不很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一般化的家庭背景，没有可利用的关系，也使得他们在就业问题上，并不处于优势地位。换个角度说，这样的家庭，对于教育投资变现的要求就越迫切。有人说，做学问是有钱人家庭孩子的事情。这话虽然有点难听，但不利的家境降低了择业的腾挪空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两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所承受的沉重的心理重压，意味着博士生对导师的依附性的加重。就业困难，家庭靠不上，能靠谁呢？只能靠导师。

那导师的状况怎么样呢？除了一些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官员型学者，我说的是那些担任一定行政职务，手中垄断者大量资源的导师，其余的一般教授、博导，其实自己也是焦头烂额。

顺便说一句，我原来就说过一句话，大学里谁最累？垄断资源的官员型学者的研究生最累。因为他们的导师垄断了最主要的课题，又不可能有精力一个个去做，就只能让自己的学生做。

回过头再说那些一般性的教授博导们。他们除了要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外，要面临种种硬指标的考核，尤其是科研任务的考核。于是，正如杨宝德的导师所说的：教育、科研领域严重官僚化，作为一个学者，不得不陪人吃饭喝酒拉关系，否则就得不到经费，因为经费掌握在这些当官的人的手里。虽然研究工作是博导工作的应有之义，但在火热的学术大跃进中，那些咄咄逼人的考核，使得很多博导也是整天疲于奔命，心力交瘁。

于是，这个时候，在读的博士生就成了最好的劳动力。在许多学校，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演变成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可以说，有时甚至还不如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因为这当中连老板与雇员之间的一些基本契约关系也没有。这些年不时发生的导师性侵女学生事件与此也不无关系。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到与之有关的另一个因素，这就是中国传统上关于师生关系的一些传统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有点拟亲属化的特点，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等。一些老师和学生也故意营造一种类似家庭的氛围。这不但进一步强化了师生之间的依附关系，而且很容易导致师生之间行为边界的模糊。比如什么事情是学生应当为老师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老师应当为学生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杨的导师说：“老师把心掏出来给你们，可为什么有些人就不懂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除此之外，在读博士生面临的另一个沉重压力是毕业时对发表论文的要求。大家都知道，这些年的学术大跃进，表现之一是个学校发表论文的数量。为了增加数量，各个学校都要求博士甚至硕士阶段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尤其是在论文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学校。但我们知道，一篇论文总得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而从研究的立项，经费的到位，研究的进行，论文的写作，投稿，评审，排队发表，得多长时间？在有的时候，这些俗称的小论文的压力比学位论文的压力还要大。

因为有不少网友让我谈谈这个问题，不算是分析，只能算是介绍一些思考这个问题的背景吧。了解这些背景，对于理解这个事情，也许会有一定的帮助。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唯一能说的是，增加博士生的可选择性（学校或导师层面上）也许可以有助于降低学生对导师的依附性，但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