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朱剑教授
■原标题
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
■编者按
学术期刊之于学术研究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各界所关注。随着学术评价愈来愈受到重视，作为主要评价数据源的学术期刊的地位似乎比以前提高了，可学界对学术期刊的批评之声却也比以往更多地响起，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涌现则使学术传播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何定位编辑在学术研究和传播中的角色、如何确定编辑与学者的关系，这个四十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如今更是让学术期刊编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本文对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变化和焦虑的由来做了深入探讨，希望引起大家进一步的讨论。
■摘要
四十年来，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期刊编辑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反复论说的问题，折射出编辑身份焦虑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身份焦虑实始于19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的传统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必须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编辑身份建构历经了“编辑中介说”“编辑再创造说”“编辑主体说”“编辑学者化”等交替递进的过程，每当前一个解说在现实中碰壁后即为后一个解说所取代，编辑职业化始终是不变的前提，而变化的则是身份目标不断抬高，实现路径愈加艰难，直到“学术引领者”这一在许多人看来高不可攀的目标提出后，终于响起了“回归杂家”的呼声，身份建构又回到了起点。教育部“名刊工程”的推出，为学报编辑提供了全面反思编辑身份与学术期刊体制关系的机会，然而被寄予厚望的报刊体制改革并没能带来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对学术共同体的回归，从而失去了在纸本时代解决编辑身份定位问题的最后机会。学术期刊编辑带着身份焦虑走进了数网时代，而传播技术的革新也许可为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提供新的契机。
■关键词
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焦虑；编辑学；编辑学者化；引领学术
▍第一部分
焦虑的由来与编辑学的困境
伴随百多年前中国学术期刊的诞生，学术期刊编辑、作者、读者也就诞生了。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时间里，三者的角色虽有不同，但身份差异并不那么泾渭分明，这是因为三者的身份有着相当大的重合度，“编研一体”是学术期刊的常态，所以，尽管角色有异，倒也没什么身份上的冲突。
学术期刊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成为一个需要反复论说的话题，实际上只是近四十年来的事。随着1980年代学术期刊体制的确立，历史上那种“编研一体”、编辑与学者身份可自由切换的情况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职业编辑人；学术期刊数量的不断增加，则使职业编辑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学术期刊编辑作为一个群体从学者队伍中分离出来，归入了职业出版人的队伍，必然面临身份重建问题，如何重新定位其与学者的关系遂成为关键。
四十年来，有关学术期刊编辑与作者关系问题的讨论始终热度不减。每一次探讨，每一个解释框架的问世，似乎都在理论上解决了问题，然而，却又都免不了在实践中碰壁，于是，新一轮的探讨、解释、碰壁随即锲而不舍地展开。如果留意一下这些参与讨论的论文作者，就会发现几乎都是编辑，高校学报编辑尤多，恰恰印证了身份定位的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焦虑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本文意在通过对四十年来编辑与作者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梳理，揭示其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身份焦虑的根源以及对学术期刊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一、权利与规约：被唤醒的身份意识
“文革”结束后，在1970年代后期“拨乱反正”和“大干快上”的氛围下，知识的意义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知识和学术出版的重要性被重新“发现”。编辑身份意识的觉醒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1978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出版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此，出版界展开了热烈讨论。
回顾这场讨论，最值得关注的是出版界对《报告》中“编辑人员的工作应该受到尊重”的表述所做的引申，提出了“尊重编辑的权利”——政治待遇、学术地位、审稿权和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前两者分别是政治和学术权利，明确这两项权利，是使编辑这一职业人得以与作家、学者等构成的作者群体处于平等的地位；后两者是编辑工作权利，特别是审稿权，可从职责与权利的角度界定编辑独特的地位。这些权利，有些是编辑原来拥有的，因“文革”而失去，有些则是过去没有或似有而实无的。
当然，对《报告》的阐述和发挥还很难说是对编辑身份的自觉建构，但对编辑职业独立性和应有权利的感悟已然生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其视为编辑身份意识的觉醒。需要指出的是，编辑身份意识是被“唤醒”的，在“心有余悸是一种流行病”的当时，觉醒尚需推动。这首先要归功于那个时代。这场讨论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时间上是重合的，解放思想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但正因为是被“唤醒”的，“余悸”犹存，所以讨论中表述出来的关于编辑权利和作用的所有观点都是以《报告》的第六条意见为基础阐述和发挥出来的。换言之，与其说在讨论中编辑们提出了自己的权利主张，不如说是他们对主管部门授予的权利的理解和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权利一旦被理解和接受，编辑的身份意识就被唤醒了，而醒来后的编辑们不会以此为满足，必然走向对编辑身份的自觉建构，且经过讨论，建构的路径也已清晰：基点在于独立的地位，关键在于与作者、读者的关系中，编辑须是独立的一方。可见，编辑身份和其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实为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可切分。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说明，至迟在1980年前后，出版界编辑的身份建构就已开始。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种觉醒只是走出荒唐年代后开始向正常状态回归而已，所以，出版界编辑身份建构更多的表现为对编辑身份的一种学理上的重新确认。
当笔者翻检1970年代末关于编辑权利和作用的讨论所留下的文献时，却鲜有发现涉及学术期刊编辑权利的，也未见学术期刊编辑参与讨论。他们为何缺席？如果说是因为《报告》所指的“出版工作”针对的是出版社，学术期刊编辑无缘置喙，那么，就在《报告》发布几个月后的1978年11月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则完全是针对高校学报的，而且，《意见》和《报告》从主旨到主要内容均可谓异曲同工，却也未见有学报编辑的热烈讨论，这又是为什么？
当然，原因似乎在于《意见》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仅有对学报性质、对象、作用的设定，而且对办刊方针、内容、服务对象等的规定都已非常具体，无需通过讨论来明确。比如，关于学报在学校的地位，规定“学报编辑部一般应相当于系一级或校(院)属研究所一级的学术机构……按文、史、哲、经、教等专业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以及必要的行政人员”；关于学报编辑的工作、生活待遇，规定“编辑人员的职称、级别及其工作生活条件，均应按相应水平的教师办理”。学报的权利，《意见》能给的都给了，甚至已“超规格”地给予了。然而，更主要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虽已有“专职编辑”的规定，但《意见》还不足以唤醒学报编辑“专职”的身份意识。因为他们大多是已有“身份”的人，特别是有着让出版界编辑羡慕和向往的身份——教师或科研人员（“学者”乃通称）。在这以前，教师和科研人员在个人的学术生涯中有一段时间兼职担任学术期刊编辑，或到编辑部工作数年后再回归教学科研岗位，是常见的现象。故在此时，他们尚未意识到编辑已是一种不能与教师或科研人员随时切换或兼而有之的独立职业，他们也没想到编辑的社会地位和工作待遇会有后来那么大的落差。这要归功于《意见》关于“编辑人员的职称、级别及其工作生活条件，均应按相应水平的教师办理”的规定。所谓“职业身份”，都是与一个独立的职业相关联的，既然还可以把自己定位为学者的一员，对职业化的“编辑身份”也就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了。
《意见》的发布虽然波澜不兴，但影响之深远却远非《报告》所能比拟，盖因其将“文革”前学报对传统的某些承袭和编辑的职业身份首次以教育部文件的形式予以了固化。在“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为了尽快恢复被“文革”毁坏的秩序，重申和强调“文革”前的传统，同时加强对学报的扶持和管理，无疑是争议最少、见效最快的方法，而其长远影响则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慢慢显现。事实也是这样，《意见》发布后，“文革”中停刊的学报纷纷复刊，新创刊的学报也有问世，“从1978年下半年到1981年，全国恢复和新创办的……社会科学学报150多种”。与学报全面复苏相伴随的，是学报编辑群体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一个几乎从无到有再到渐有一定规模的过程，而主要来自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他们一时还很难有自觉的身份转变，他们作为职业编辑的身份意识是在此后一系列的管理规制亦即学术期刊体制的建设中逐渐被唤醒的。
首先是编辑出版系列职称制度的正式建立。与大学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不同，编辑虽然被公认为知识分子，但“建国以来，教育、科研部门多次评过业务职称，而编辑部门过去从没有评过业务职称”。1980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出版局、国家人事局拟订的《编辑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编辑职称自此有了规范的名称和评定范围：“编辑干部的业务职称定为：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理编辑。”“本规定适用于出版、新闻单位以及经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刊物的现职编辑干部”。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因“刊物的现职编辑”已被列为编辑系列职称参评对象，学术期刊编辑逐步转入编辑系列职称的评定而不能参评教师系列职称了。这对于学术期刊编辑职业身份意识的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以统一审批制为特征的期刊体制的形成。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是我国现行期刊体制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教育部1978年的《意见》已将长期以来基本属于学校内部事务的学报创办权收归了教育行政部门，在提升了学报地位的同时，客观上也使学报加速走向一个统一管理的独立行业。1987年，新闻出版署宣告成立，开始统一管理报刊出版工作。1988年，新闻出版署发布了《期刊管理暂行规定》，该文件规定：“凡经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履行登记注册手续，领取‘报刊登记证’，编入‘国内统一刊号’的期刊，即视为正式期刊。”而创办正式期刊“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有健全的编辑部、有符合本专业要求的专职主编及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由此，不仅实现了全国统一刊号制度，而且，“专职主编”和“专职编辑”的规定，也成为所有期刊编辑必须职业化的法律依据，从而使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成为一个与出版社相类似的独立行业。
编辑系列职称制度的建立和《期刊管理暂行规定》的颁布，是学术期刊编辑职业化之路上的两个“里程碑”，不同于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职称和管理体系逐渐唤醒了编辑们的职业身份意识。虽然同样是被唤醒的，但与出版界的情况并不相同。对于出版界来说，被唤醒的首先是对过去的记忆，所以只是对编辑身份的重新确认；而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被唤醒的却是必须与过去告别而从学者队伍里分离出来的意识，面临的是无法回避的身份重构问题，而且对职业化的认同是身份重构不可改变的前提，如何在这个前提下重建与学者的关系以及承续学术期刊的传统，都是需要重新论证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期刊编辑职业化，当时并没有令学术期刊编辑感到失落，而是感受到了一份责任和荣誉，原因就在于职业化的制度设计在分离了编辑与学者的同时，也将学术期刊与学者分离开来，而将独立掌控权授予了编辑，这种前所未有的制度化的授权是学术期刊编辑责任和荣誉的来源，而学术期刊编辑身份意识的自觉也是与这份责任和荣誉分不开的。缘此，他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独立掌控了学术期刊后，如何以职业编辑身份来与学者打交道，即这个身份该如何定位？身份焦虑此时即开始显现，而焦虑的种子其实在《意见》发布的1978年就种下了。从此，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他们头脑中，通过辨析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遂成为他们努力的路径和目标，而这样的路径和目标恰恰是出版社编辑在身份意识觉醒时所开辟的。至此，学术期刊编辑所进行的身份重构与出版界对编辑身份的重新确认终于殊途同归。正缘于此，学术期刊编辑自1980年代中期即纷纷汇入了出版界关于编辑身份的讨论之中。但是，重新确认与重新建构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这种差异在随后关于编辑学的研究中逐渐显露出来。
二、创设编辑学：身份的自我建构
如果说体制为编辑独立于学者的职业身份奠定了基础，那么，就编辑而言，对体制规约的身份的认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身份的自我建构上来。在出版界，这样的身份建构在经历了1970年代末关于编辑权利和作用的论述，到1980年代初过渡到了自觉的理论阐释阶段，其主要表现就是试图通过一门新学科——编辑学的建构，全面确立编辑的独立地位，在理论上彻底解决编辑的身份问题。
在学术期刊编辑尚未全面介入讨论的1980年代初、中期，出版界的相关研究即已为编辑学的理论建构作了铺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论述了建构编辑学的必要性。“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编辑学，也无人呼吁建立编辑学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出版领导部门抓编辑自身建设太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对编辑工作宣传不够，人们往往只看到编辑杂的一面，以致逐渐形成了人们对编辑的偏见，说编辑是无学的杂家……编辑当然没有地位，也就自然无学了。”显然，建构编辑学的直接动因在于从理论上明确编辑的权利和地位，而现实的需要也是原因之一，“目前编辑队伍很大，新手很多，亟需有些系统讲解编辑工作的书，以提高业务水平”。其二，对编辑学的基本定义和构架作了初步探讨。编辑学的基本概念、编辑业务知识和编辑史成为编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发起编辑学研究的初衷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编辑工作得到了各级主管部门的重视，编辑的社会地位和基本权利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一批编辑实务的教材问世。
当然，出版界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对编辑实务有了较多研究和阐述后，到1980年代中期开始寻求理论上的突破。正是在这个时候，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开始介入。与更多地埋头于实务的出版社编辑不同，身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期刊编辑对理论建构有一份天然的敏感和自觉。初入之时，他们对出版界编辑学建构已有成果虽予肯定，但并不满意，诚如《复旦学报》主编王华良先生所问：“从现有条件看，编辑学研究首先在实用编辑学上突破(成果比较显著)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编辑学研究只能到此为止，以至不可能进一步实现理性的升华并最终促使普通编辑学或理论编辑学的形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使编辑学的建构实现理论升华的正是与王华良先生同时代的从学者群体中半路出家的各学报主编和编辑。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介入，到1980年代后期，高校学报的主编和编辑即已成为编辑学研究中最活跃的群体，与此同时，编辑学研究也有了更多的专门阵地，此后十年间公开发表的编辑学论文有1200篇之多，编辑学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学科”。
当笔者重温当年的这些论文时，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编辑学理论建构与编辑身份建构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参与建构的学报主编和编辑都明确意识到，编辑身份建构是编辑学之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且，他们也明白，要解决这个问题，仅有感性认识和经验总结是不够的，还需理论的阐释和证明。首先要在理论上将编辑与作者和读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其次要论证编辑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稳固的，编辑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从他们试图进行理论建构的那一天开始，就接续了出版界此前已开辟的通过辨析与作者、读者关系来确立编辑身份的路径，而且使其成了整个建构过程中一个最具理论色彩的中心问题。对此，王华良先生说得非常清楚：“编辑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确实是编辑活动中最基本的矛盾关系……能从中发现有关编辑活动的丰富的内在和外在的必然联系，从中发现探索编辑活动规律的广阔天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杨焕章先生也指出：“编辑学以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及其矛盾为内容，着重分析作为矛盾双方的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结，分析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矛盾的性质和解决的途径。”
《文史哲》主编刘光裕先生发表于1985年的《论编辑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学术期刊人较早的编辑理论建构论文。该文强调编辑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认为“从社会精神活动中的情况看，编辑是作者和读者这两者关系的中介”，因为“作者和读者实际是一对矛盾”，“编辑作为中介，就是在两者矛盾中发挥协调作用和净化作用”，“编辑作为社会分工出现是有必然性的。编辑的特殊地位是既与作者又与读者都有密切联系，社会上具有这种地位的，可说是唯编辑而已”，所以编辑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而作者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精神产品的质量普遍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所以需要编辑加以“净化”。在这里，刘光裕先生从社会分工的不同，论证了职业化的必要，并由此着力建构编辑的独立身份。
王华良先生在“编辑中介说”“作者读者矛盾说”的基础上，从编辑劳动性质的角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虽然编辑劳动必须依附于作者提供的精神产品和读者的需要，“但是编辑劳动所依附的两个方面又是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处于中介地位的编辑劳动正好通过自己的双向传导，为矛盾双方建立互补关系或实现相互转化不断创造条件；又使自己在充当桥梁和纽带的过程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超越；避免矛盾双方难以摆脱的某些盲目性和局限性；对矛盾双方施加有利于社会利益和全局需要的影响。这就使编辑劳动的依附性不是消极、被动的从属性，而是一种独特的创造性”。在这里，王华良先生试图通过对“从属性”“依附性”“被动性”的编辑劳动的特殊作用的论述说明其也有不可替代的主动性的一面，并将其界定为“一种独特的创造性”劳动，以凸显其主体性意义。《南京大学学报》主编蒋广学先生顺着这个思路指出：“编辑出版劳动是社会化的、扩大的著作劳动形式，它兼有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种属性，但本质上是再生性精神生产的劳动，是将学者变成作者并以新的精神力量创造作者的劳动，是将一般人变为读者、并将其带入新的精神境界的劳动。”强调了编辑劳动“再生性精神生产”的性质以及对作者和读者的“创造”。
始于1980年代初，经过1980年代中、后期的努力，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编辑学尽管远未臻成熟，但关于编辑独立身份的理论建构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概而言之，编辑独特的地位，即编辑在与作者和读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已经建立，编辑的独特作用也得到了论证，主要有：编辑是作者和读者这对矛盾双方之间的中介（姑且称之为“编辑中介说”）；编辑对于作者及其作品和读者具有引导、协调和净化作用；编辑看似带有依附性的劳动其实质是精神再生产；编辑在发现、培养和创造作者及作品的价值、在有效传播精神产品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姑且称之为“编辑再创造说”）——当然，这些都是理论上的。
三、独特的个性：无以安放的身份
在加入编辑学研究之后，学报主编们的确贡献了很多，然而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的理论建构在进入实践层面后对解决学术期刊编辑身份问题的帮助并没有期望中那么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在论述编辑与作者和读者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时，是以出版界已有成果为基础的，或者说，他们只是在沿着出版界开辟的路径向理论建构拓展。
应该说，这样的选择在学科建构刚刚起步的当时是很自然的。“学科的建立即研究的学科化，说到底是一种划界运动”。首先需要在宏观上维护编辑学科的整体性，即强调研究对象、方法体系和价值目标的共性，以与其他学科相区别而独立于学科之林，故在理论建构时，适用于该学科的一般性原理自然被置于优先的位置，而无暇顾及学术期刊编辑以及作者和读者的特点，将所有出版物的编辑、作者和读者不加区分地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内予以分析，不同性质的出版物编辑及其作者与读者的差异性不得不被忽略了。这为理论建构带来了方便，却也带来了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定位的某种尴尬。当这一整套理论被建构起来并被用于指导学术期刊编辑实践的时候，才发现不像针对出版界那样适用，特别是关于编辑身份建构的两个基础性的预设都在学术期刊那里遭遇了挑战。
编辑身份建构的第一个预设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不仅有清晰的边界而相互隔阂，并且还因为隔阂的存在而成为一对天然的矛盾。因为作者不了解读者和市场，而读者和市场恰恰又与作者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需要编辑联结双方来解决这一矛盾。换言之，只有“作者读者隔阂说”和“作者读者矛盾说”成立，在编辑身份的理论建构中最重要的基础性理念——“编辑中介说”才能成立。
将“编辑中介说”置于传统出版界，大致是说得通的，然而，在学术期刊那里却免不了碰壁。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是学术传播和交流平台，与出版社单向的传播平台是不一样的。作者在撰写论文时心中实际上都有目标读者群，早已深知他们的兴趣和需求，无需通过编辑的“中介”来知晓。事实上，他们往往比编辑更了解读者。作者通过平台展示和传播自己的新作品，这一点与出版社平台的功能相仿，但这只是学术期刊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功能。读者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并不是单向的传播—接受即告终止，另一向度的接受—反馈（批评）对于学术发展至关重要，故而其属性是双向的学术对话和学术批评平台。学术期刊正是依凭这一属性而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的中心。在这个平台上活动的大多数学者都是身兼作者和读者双重身份的，不同的学者之间固然存在着学术观点不一致而看似一对矛盾，但这个矛盾并不是因为相互不了解而产生，恰恰相反，他们正因为彼此了解但观点不同才产生了学术上的分歧（矛盾），对话和批评是为了辨明是非，消弭分歧，故常常表现为一种理性的互补，而无需编辑来“中介”。因此，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自我建构无法像出版社编辑那样完全定位于联结素无交集的作者与读者。认为学术期刊作者与读者因隔阂而产生矛盾只是将大众出版的属性投射到学术期刊之上，是一种假设或虚构，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并非真实存在。这就使得仅仅定位为处理作者与读者因相互不了解而引起的矛盾并不能体现学术期刊编辑的价值，需要解答的是作为编辑为何以及如何嵌入本为一体的作者与读者之中，并发挥怎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介说”显然回答不了这一问题。
编辑身份建构的第二个预设是，作者及其作品初始时总是价值与缺陷并存的，其价值需要编辑来“发现”，其缺陷需要编辑来“净化”，只有经过了编辑劳动，作者的作品才能以最好的状态面世。这是编辑对作者的“发现”和“培养”，体现出编辑的“精神性再创造”。换言之，只有“编辑发现和培养作者说”成立，“编辑再创造说”才能成立。
同样，“编辑再创造说”在出版界，大致也可说得通，但用于学术期刊编辑时，编辑对学者及其作品的“发现”“培养”和“再创造”却并非想象中那样简单，而在编辑学理论中较少被正面描述的因编辑自身的原因（比如学养不够）而产生的与作者的矛盾相反凸显出来。其实，在编辑学理论建构中，这一矛盾早已隐性存在，遮蔽这一矛盾的正是关于编辑“发现”“培养”和“再创造”的论述——编辑不仅是技术处理者，而且更是优秀作者的“发现者”和“培养者”，是作者作品的“评判者”和“传播者”，是对作者和作品的“再创造”，编辑给予作者的都是作者本身所不具备却又是最需要的。所以，在这种单向的给予—接受关系中，施与者（编辑）与接受者（作者）即使有矛盾，也是因为作者没有认识到编辑的作用而引起，比如视编辑为“编辑匠”的偏见。似乎只要根除了这些偏见，编辑与作者的“再创造”关系就能建立，却很少自省。当这样的预设用于学术期刊实践时，编辑作为学术作品“传播者”的身份当无可质疑，但“发现者”“培养者”和“评判者”的身份确立并不能像大众出版那样基于对市场信息和读者心理的了解，而是需要满足其他条件的：“对于学术期刊来说，编辑要能‘发现’作者或其作品的独特价值，至少要在两方面比作者高明或不亚于作者：一是学术鉴别能力；二是写作鉴别能力……如果说凭借自身过硬的文字功夫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编辑可以准确地鉴别作者的写作能力，那么，仅凭这些是不足以胜任作者科研能力和作品学术质量判断的……在这方面，编辑很难强于同行专家。说到底，一个作品学术质量的高下，取决于能否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这是最根本判断。”至于编辑对作者科研能力的培养，“科研能力是综合而不是单一的能力，至少包括作者的学术根底、学术视野、问题意识、分析能力、方法选择、资料搜集等等，只有在这些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之后，才谈得上学术研究或科研能力。可见，作者学术能力的养成首先要依靠其授业导师、学界前辈和同行以及作者自己”，编辑充其量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而不可能独居“培养”之功。显然，这一预设也是十分可疑的。
由此可见，刚刚建构起来的编辑学理论所遭遇的挑战的根源还在于理论上的共性不能覆盖现实中的个性，学术期刊与出版社有着诸多不同：首先，虽然同属基于印刷技术的纸质媒介生产者，但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属于学术出版；后者则属于大众出版。其次，虽然都奉行“内容为王”的准则，但两者的内容和评判的标准是不同的，前者是十分专业的、探索性的，以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为标准；后者则以明确的、普及性的知识为主，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标准。再次，虽然同样需要通过市场来传播，但两者所面对的市场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针对特定读者的小众出版物，从来不依赖市场发行收入来维持生存，检验其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看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后者完全面向市场，作为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的码洋，不仅关系到出版社的效益，也直接关系到作者的利益。最后，也是最大的不同在于，虽然都是面对作者和读者，但作者与读者的构成及相互关系是不同的，前者的作者和读者并不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而是高度重合，甚至都在同一学术共同体内，专业读者其实都是潜在的作者；后者的作者和读者则有明确区分。由此足见，与在我国出版界占据绝对多数份额的出版社相比，学术期刊的体量也许微不足道，但却是个性十足的。所以，如果说编辑学理论的建构基本解决了出版社编辑的身份问题，那么，在学术期刊界，这一建构远未完成。这是学术期刊的特殊性所致。
显然，在编辑学理论建构中，学术期刊与学者关系的特殊性被忽略了，随着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迅速发展，这种忽略了特殊性的理论建构的缺陷也就逐渐显露出来。编辑学兴起的1980年代，正是中国学术研究大发展和学术空气最为活跃的时代，作为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学术平台的学术期刊也进入了大发展的时代，其标志就是数量的激增。学报的总量“1985年为277种，1986年为360种，1987年为393种，1988年达440种”，增幅接近60%。伴随学术期刊数量激增的就是学术期刊编辑队伍的壮大。这些编辑当然主要还是来自教师和科研人员，但也不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职业化使他们与编辑学理论所强调的“不同的社会分工”似乎是吻合的，但“编辑的独立地位”是要靠“再创造”来支撑的，当越来越多的脱离了学者队伍和学术前沿的“前学者”，甚至从未有过学者经历的年轻人成为学术期刊编辑后，他们从事“再创造”的“资源”从何而来？已建构的编辑学理论对此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都没有触碰这一问题。所以，这样的身份建构既无法让转岗而来的编辑走出身份焦虑，更无法让新入门的编辑避免陷入身份焦虑。
▍第二部分
从“编辑主体意识”到“学者化”
一、“编辑主体意识”：摆脱焦虑的尝试
“编辑中介说”和“编辑再创造说”并不能完满地解决迅速扩张中的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问题，对此，最迟在1980年代后期学术期刊编辑就已有觉察。此时，加入这一问题研究的编辑开始增多，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编辑职业化的认同较之先前的研究者更为明确。职业化的直接好处就是使他们在事实上成为独立的群体，剩下的就是在学术体系内为自己确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与学者对等的独立地位。在这样的视角下，既有理论的缺陷就非常明显，“编辑中介说”和“编辑再创造说”离不开对作者的依附和依赖，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独立地位可言。因此，他们意识到只有确立“编辑主体意识”，才能揭示编辑的真正作用和确立编辑的独立地位。“编辑同仁精心营造编辑学，培育自己的主体意识，寻求新的社会角色定位……编辑学所张扬的是编辑的生命意识，广大编辑同仁倾其心血构建的编辑学是编辑的生命文本”。
其实，“编辑主体”的概念在198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即出现于相关讨论中，且被纳入了编辑学的框架设计之中。在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编辑介入编辑学研究后，经历了从对“编辑主体”的重视到正式提出“编辑主体意识”的过程，并对“编辑主体意识”赋予了更积极的意义。的确，没有主体意识，谈何独立地位？但编辑主体意识包含哪些内容，初始时，研究者有多种说法，随着讨论的深入，逐渐呈现出两种均值得分析的指向。
其一，将审稿权作为确立“编辑主体意识”的基点。
在这一向度的研究中，编辑独立审稿权被视为其主体地位的标志和象征，为了证明编辑独掌审稿权之意义，编辑主体独特的知识结构成为主要论据。范军以“先结构”的概念来指称编辑独特的知识结构：“无疑，编辑也是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以自己既有的思想、观念、方法、兴趣等‘先结构’为基础，来从事其工作的。编辑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自己的‘先结构’，以一片空白的头脑去评审稿件。正是‘先结构’的积极介入，才使编辑的主体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展现。”林植汉用的是“智能结构”的概念：“编辑的主体智能结构，应当是一个健全而合理的系统结构”，而“评价能力，即通常所说的审稿能力，是指学报编辑主体在审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鉴别力、判断力……审稿， 就是对稿件的学术理论价值的判断。这是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一个对评价对象进行‘辨彰清浊，掎遮利病’的认识过程。而且，这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一个编辑的学术素养，最集中地体现为审稿能力。”卢华文则用了“编辑主体思维的超前性”这一概念：“学报编辑主体思维具有超前性的特性，学报编辑主体的实践活动和学报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其超前性思维产生的前提。”尽管概念不同，但要表达的意思是相近或相同的，即编辑之所以拥有审稿权，是因为其具有卓越而超前的知识结构。
以审稿权作为“编辑主体意识”建构的基础之所以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共同选择是有原因的，因为从编辑活动的全流程看，审稿的地位是十分独特的。一方面，以审稿为界，学术期刊的编辑流程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审稿及其前绪程序——策划选题、组织研究、筛选作者、组约稿件，直至审稿，都是有相当学术含量的主导性程序；审稿的后续程序——编辑、加工、校对、出版、发行、传播等，基本属于凭借“编辑技术”对作品进行加工，是从属性程序，编辑被视为“编辑匠”或“为人作嫁”，主要是这些后续程序给人留下的印象。另一方面，在审稿及其前绪程序中，审稿又是决定性的程序，其前绪程序完成情况如何，需要通过审稿来鉴定。换言之，谁掌握了审稿权，谁也就自然成了所有前绪程序的主角。于是，审稿就成为所有编辑程序的核心。在“编研一体”时代，担当审稿及其前绪程序主角的，其身份毫无疑问是学者，至少这些程序不会被视为编辑的专利，因为“编研一体”的制度设计就决定了编辑身份的从属性和次要性。可见，抓住了审稿这一核心程序或环节，似乎也就抓住了建构“编辑主体意识”的关键，唯有牢牢掌握了审稿权，编辑才能真正摆脱对作者（学者）及其作品的依附和依赖，而成为与作者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作者的独立主体。
正因为要建立编辑的独立审稿权，其设想的对手就是学者，所以，必须与“编研一体”的传统决裂，“那些在学报活动中盲目地受别人支配，丧失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人意识至上，不具备主体人格的编辑则无超前思维可言”。同时，还必须全面超越学者，这也就意味着对编辑能力的要求更高了。对此，研究者们无法回避，他们不得不对这个主要以知识结构来体现的能力提出一系列设想：“学报编辑主体科学的知识结构包括基石、核心、外围、边缘四个部分，基石是指基础知识、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学、语言学、文章学、美学、心理学等，核心指原有的专业学科知识和从事学报工作所必需的专业学科知识，如编辑学、出版学、校对学等；外围知识是核心知识的必要延伸，如编辑心理学、编辑美学、计算机编排技术等，边缘知识是指与核心知识有关的存在某种横向联系的知识，它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审读稿件前对稿件的有关知识学习。”这已不啻对一个极为理想的全能型学者和优秀编辑合体人的描述了，也就难免会给这一指向抹上一缕空想的色彩。
其二，以对学术媒介和学术传播的控制为确立“编辑主体意识”的基点。
在这一向度的研究中，掌控媒介和传播本身的意义第一次进入了编辑身份建构的视阈。出于对前述著名学报主编只是在承认编辑劳动“依附性”“间接性”和“再生性”前提下试图通过“精神产品的再创造”为编辑身份定位的不认可，当时还是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生的沈志宏认为，不能将编辑劳动“停留在这样一个层次上”，他明确主张：“编辑和作者在文化建构的不同环节中同为创造主体，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他是这样论证的：“编辑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一种高级形式的认知活动。在编辑创造这一环节中，编辑是居于主导、支配地位的认知主体，而作者创造的精神产品原坯件则是编辑主体的一个认知对象。”他还以考古学家对文物历史价值的发现等例子来比喻编辑对文稿价值的发现。文物挖掘和发现者并没有参与文物的创造，但其发现的意义同样重大。他强调：“在人类文化建构过程的不同环节，创造的本质意义反映在作者劳动中，是作者对人类新知识领域的发现；反映在编辑劳动中，则是编辑通过鉴审对精神产品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发现……编辑的主体性创造，不仅使作者的精神产品转化为社会文化积累，同时也是对作者创造才能的一种创造……人类杰出的思想成果，如不及时地经由编辑创造而纳入社会文化传播体系，转化为人类共有的文化积累，必将极大地延缓人类文明的进程。”沈志宏直接否定编辑的“依附性”和“再创造说”，尽管他有意忽略了不能说话的文物与在场的作者之间的区别，但他敏锐地察觉到编辑的优势在于其作为传播媒介控制者的独一无二性，从媒体对其客体传播价值的发现的角度来强化编辑作为“认知主体”的“创造性”，这是学者（作者）所无法具备和染指的，据此，可建构起编辑的独立地位。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视角。
《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宗贤钧、郭少波指出：“从社会精神生产的角度看，编辑也发挥着主体作用。他是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对整个社会文化来说，精神产品的著作者只是自在的个体建设者，要建起雄伟的文化巴比伦塔，就必须动员和指挥全社会的力量，只有编辑才能成为这项工程自觉的组织者。他的主要功绩不在于那种溶化在著作物中的劳动转移价值，不是它的中介性或隐匿性，而是指对整个社会文化成果一体化生产中所作出的包括发掘、整理、积累和创造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出版文化的成就，取决编辑的规划与组织。他们既是新思想、新理论的激发者和助产士，又是社会文化需求的代表者。”在这里，他们明确否认了“劳动转移价值”以及“中介性”和“隐匿性”是编辑的“主要功绩”的观点，强调“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划者和组织者”才是编辑真正承担的角色，而这样的角色并非单一作者能够承担，只有编辑才能胜任。同样是以编辑对传播媒介的控制优势为基础来确立编辑的地位，他们较沈志宏又进了一步，不仅强调编辑是媒介的控制者，更强调编辑还是传播的组织者。
在阐述“编辑中介说”和“编辑再创造说”局限性的原因时，上述两文都指向了“编研一体”的传统。沈志宏即言：“由于编辑活动在其早期阶段大多数表现为编、著集于一身且延续至今仍不乏其例的特点，由于编辑活动相对于作者的有形创造而表现为‘无形’创造的特点，编辑孕育于发现之中的主体性创造一直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偏见。”宗贤钧、郭少波则指出：“在早期编辑史上，编、校、教、写往往集中在一个机构甚至一个人身上。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逐渐专和细，编辑出版才成为独立的机构，并出现了专职的编辑人员。但是，相对独立的编辑活动的功能远未充分体现出来，编辑人员也有未摆脱编著合一、著书为上的传统意识，他们往往把编辑活动当作副业，当作著书立说的场所和晋身学者的阶梯。”而该文所要确立的“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划者和组织者”的“这种主体价值的自我实现与编辑‘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观点并不能十分和谐地共存……编辑的主体意识与荣誉感不会来自这种‘陪嫁’的观念，它们只能在编辑实现了自身的文化价值之后才能油然而生，它只能来自创造性的编辑实践”。显然，不与“编研一体”和“为人作嫁”的传统决裂，“编辑主体意识”和独立身份都无从确立。
以上两个路向虽不尽相同，但仍能说明，到1980年代末，确立“编辑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形成了共识，这与学术期刊职业化的确立为学术期刊编辑独立掌控审稿权或者独立掌控学术媒介和学术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直接相关。至此，职业化不仅在学术期刊编辑中得到了普遍认可，而且已被自觉地视为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前提。如果说，此前那些半路出家的主编们还因与学者身份“藕断丝连”而摆脱不了依附性、依赖性，那么，“编辑主体意识”则彻底否定了依附性、依赖性乃至“编辑再创造说”，并构想了能与作者（学者）这一学术研究主体相对等甚至统摄前者的独立的编辑主体，确实将编辑的地位提升到了“中介说”“再创造说”所无法比拟的更高地位，编辑的独立身份似乎已呼之欲出。
但是，无论是对审稿权还是对媒介和传播的独立掌控，这样充满自信的宣示也都是预设了前提的，即编辑在摆脱了对学者的依附和依赖后，完全有能力以独立的主体身份完成这些使命。这个预设要能成立，就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如何让学者认可编辑的独立审稿？仅对媒介和传播的掌控如何让学者服膺于编辑组织的学术？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编辑本身的实际能力来回答。地位高了，权力大了，责任就大，对能力的要求就高，这是必然的，编辑的能力遂成为决定这条路径成败的关键。看来，在大多数学术期刊编辑把自己修炼成全能型学者和优秀编辑合体人之前，“编辑主体意识”的建构仍然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消除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
二、“编辑学者化”：摆脱焦虑的再尝试
在“编辑主体意识”提出的同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编辑学者化”也成为编辑学建构中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讨论的热点，似乎正好回答了学术期刊编辑如何把自己修炼成全能型学者和优秀编辑合体人的问题。而无论从炒热“编辑学者化”命题的时机，还是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所要实现目标，或是论证逻辑和重点来看，“编辑学者化”与“编辑主体意识”都是相关却又不尽相同的。
与“编辑主体意识”的提出一样，“编辑学者化”的首倡者也不是学术期刊人。“学者化”的文本源头可以追溯到王蒙发表于1982年的一篇文章。在该文中，王蒙指出：“为什么当代还没有出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样的大作家？……原因之一，我们不重视作家的学问基础，我们的作家队伍明显地呈现出非学者化的趋势。”所以，他倡导中青年作家“在思想、生活、学识、技巧几个方面下功夫……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就是王蒙提出的“作家学者化”，其含义简单而清晰，就是让中青年作家补上因“文革”而耽误了的文化知识学习。王蒙的这一倡议不仅得到了已成名的中青年作家认可，而且很快得到了各界的呼应，戏剧界、美术界乃至中医界都提出了“学者化”的主张，其指向和目的都是一样的——只与不同年龄人的知识结构相关，而与身份无涉。
“学者化”的热潮也影响到了出版界，198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胡光清即以《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为题予以论述，成为“编辑学者化”最早的文本源头。胡光清显然是受到了王蒙的启发，但他的“编辑学者化”与王蒙的“作家学者化”说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王蒙的“学者化”是让作家补充广博的知识，而在胡光清看来，对编辑而言，仅有广博的知识（即所谓“杂家”）是不够的，因为编辑首先应该是某一学科的专家，要“以专为主，以杂为辅”。“基点在于要求编辑本人为自我发展趋向进行自我设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编辑本人在承担某一学科编辑工作的基础上，对这门学科中某一分支，有治学成为专家的企望。有专业特长的编辑更应如此”。在胡光清看来，这似乎已“涉及到编辑学者化的问题”，但这样的“专业化”能否叫“学者化”，胡光清尚有顾虑，“编辑以编书为天职，谈论学者化问题，似乎大言不惭”。所谓“天职”，背后就是“身份”，可见他担忧的是，“学者化”若以“专业化”为特征，就有可能导致编辑与学者身份的混淆。显然，他是有着强烈的编辑与学者职业分野意识的，故从提出“编辑学者化”之始，就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只是“考虑到自身素质与书稿质量、出版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又不能不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以“专业化”为标志的“编辑学者化”早已有人在探索，《出版工作》1986年第8期报道了春风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林辰的事迹，“六年来，他查阅了二百多部书籍，书写了近百万的文字，奔波了上万里的路程，发排了六百余万字的稿件”，终于使《明末清初小说选刊》丛书问世，填补了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一百多年间中国小说史料的空白。他正是从这段经历中悟出了编辑必须“学者化”的道理。所谓“编辑学者化”，并不是改变编辑的身份，“编辑就是编辑，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庸，也不是什么多学科的杂烩，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指出，编辑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就是编辑家。”
可见，虽然“编辑学者化”提出之初即与编辑身份建构有关，但这个身份明确地指向了“编辑家”。这对于出版社编辑的身份建构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学者或编辑心目中，出版社都外在于学术体系，如其从事学术出版，就必须有与学者沟通的桥梁，而以“编辑家”为指向的“学者化”，正是通过提升编辑的学术素养来建构这样的桥梁。但是，对于原本就在学术体系之内的学术期刊，事情就不是如此简单了。
1988年，《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王英志以《学报编辑学者化略论》为题，在学术期刊界也是高校学报界率先提起这一问题。王英志指出：“学报编辑应该学者化”当为“学报编辑自身的改革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因为学报上经常有滥竽充数的“次品”，“从编辑角度来考察，这与学术素质较低、知识结构陈旧等自身条件有直接关系”。“要改善这种现状，把学报办得更好，我们必须加强编辑自身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要走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由之路。”那么，王英志的“学者化”内涵是什么呢？他提出了五个层次，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四层次，即：“对自己所负责的学科……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具有比较专门系统的学问……在某一学科方面有发言权、有学术建树。这要求编辑学术素养具有精深的一面”；“编辑不仅要动手编稿，而且应该从事学术论著的写作实践……这也是由学报编辑部是‘学术机构’的性质决定的，著文立说本是分内之事”（其他三个层次分别是广博的知识、学科历史与趋势、编辑学知识）。他的理由是：“大凡优秀的或称职的编辑不仅可以出色地处理他人的精神产品；而且亦具备直接‘生产’精神产品的能力，原因就在他们对某一门科学具有颇深的造诣。”
可见，从王蒙开始直到王英志，“学者化”的必要性都是一样的——从业者的学术素质较低，但“学者化”的内涵却在不断地扩展。如果说，胡光清的扩展只是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将“专业知识”纳入，而把“治学”作为一种“企望”的话，那么，王英志则明确地将“相当深入”的“研究”和“发言权”“学术建树”以及“著文立说”这些学者才具备的内涵作为“学者化”的“标准配件”一概纳入了。可见，“学者化”内涵每扩展一次，与学者的身份重合就增加一分，经过王英志的扩展后，编辑身份与学者身份不仅重合，甚至已覆盖了后者。与胡光清和林辰对混淆编辑与学者身份充满警惕不同，王英志视此为十分自然和正常的事。在他看来，“编辑与教师享有同等的权利”，教师是学者，编辑同样可以成为学者。不过，他还是意识到这样的“学者化”必然会与某些流行观念相冲突，于是对“甘当无名英雄”“为人作嫁”“老黄牛精神”和“杂家”等观念进行了解析，一一指出其负面影响。王英志指出：“学报编辑只有走学者化的道路才有可能掌握编辑的主动权, 其编辑工作才能游刃有余。” 他预期，“学报编辑学者化”能在选题、审稿、与作者合作等方面均获得效益，还“顺便提及”了有利于提高编辑的社会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王英志的文章不仅首次在学报界提起“编辑学者化”议题，而且此后近三十年里该议题讨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没有超出该文。那么，一个在三十年前已充分论说的问题，相关讨论何以持续至今？这是因为讨论的重心后来发生了明显的位移。王英志提出“学者化”的重心虽然在于提升编辑素质，但他关于编辑与学者身份同一性的论述还是为重构编辑身份提示了一条新的路径。在后续讨论中，他“顺便提及”的“学者化”可以提高学报编辑地位成了中心议题，于是，提升编辑素质的目的成了提高编辑地位，编辑与学者身份的同一性成了编辑可与学者平起平坐的独立性，编辑独立审稿权则成了编辑独立地位的保证。就这样，作为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问题的一个具体解决方案的“学者化”终于演变成为解决编辑身份问题的唯一路径，诚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矣！然而，这样的位移及其影响，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讨论中均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所以，要特别提出。
出现讨论重心的位移有其必然性，“‘编辑学者化’……颇有振奋人心的作用……因为这一口号的提出而有了新的身份感，于是，编辑与学者之间的无形距离仿佛开始拉近，鸿沟有了填平的可能，教授与编审之间，除去分工外，再无不同之处，能不激动人心，能不顺时而动？”只不过，期望太过迫切时就更易选择捷径，相关讨论也就直奔维护编辑审稿权和提升编辑的地位而去了。
1989年，《编辑学刊》为“编辑学者化”开辟了专栏，第1期刊发的《文科学报编辑“学者化”的问题》一文的论述中心就是把“学者化”视为改变轻视学报编辑那种“片面的、陈旧的观念”的举措，并由此展开全篇的论说，而“学者化”对于维护编辑审稿权的意义则得到了重点突出，重心向以审稿权为基础的编辑身份建构的位移此时就开始了。
进入1990年代后，讨论的指向就更加明确了。都媛发表于1990年初的《学报编辑学者化之我见》开篇即言：“学报乃学术刊物，学报编辑学者化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之所以“理所当然”，就在于“学报编辑乃是科学事业神圣而至诚的法官”，“每天做着‘文以择优，人以拔萃’的工作”。在论及“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实际效益”时，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会大大地增强编辑自身实力，使其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对稿件处理自然会成竹在胸，高屋建瓴，练就一副较高的学术观察、评价、判断的慧眼。”显然，论述重心已完全移位到审稿权和编辑的地位上来了。
1992年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可视为“学报编辑学者化”讨论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大会上，理事长杨焕章先生的工作报告明确地将“学者化”指为“必由之路”：“我们学报工作者都应当迅速学者化……编辑队伍学者化是一条必由之路。”此后的相关讨论基本都在这个路向上。
“学报编辑学者化”讨论重心的位移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例证，那就是颜帅发表于1994年的《论学术期刊编辑学者化》一文。作为自然科学期刊编辑，他在谈论“学者化”对提升编辑地位、重建编辑身份时有更深的体悟，因为“（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学术质量由评审人来把关的‘传统’”，使得“编辑已陷入一个两难境地，完全依靠评审人造成自身地位低下，以‘杂家’身份出现又不现实，学术期刊的编辑究竟应是什么样的呢？”可见，失去了审稿权，编辑连身份也失去了。那么，如何重建身份？“答案很简单……学术编辑应是学者化的编辑”。但关于“编辑学者化”，颜帅说出了一番与众不同的话：“编辑不是大学一毕业就能当的，他应是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后才能当的……学术编辑也不是编辑学校或大学编辑专业可以造就的。”此话虽然隐晦，但还是表露出了几分对编辑职业化的怀疑。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别样的“学者化”：“真正的编辑都应由学者来当……真正意义上的编辑恰恰应是‘半路出家’的。”这甚至已颠覆了“学者化”。这是讨论中极少见的超越了王英志文章的观点。
其实，“编辑学者化”讨论重心的位移，正是编辑学研究中关于编辑身份建构一路发展下来的逻辑结果，恰如董娟所评论的：“虽然都在倡导‘学者化’，然而仔细考索就会发现，与其他领域相比，编辑出版界对‘编辑学者化’的倡导多了几分话语权的意味和身份认同的焦虑。”笔者以为，所谓编辑的“话语权”在讨论中反映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审稿权，而“身份认同的焦虑”的背后恰恰是职业自信的缺乏。因此，只有确立了职业自信，身份焦虑方可望化解，而“学者化”就是建立自信的灵丹妙药。当确立“编辑主体意识”迫切需要解决编辑能力问题时，“‘编辑学者化’的口号适逢其时地为处于主体性认同危机的学报编辑界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虽说“编辑学者化”将一条新的重构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路径展现在了人们面前，但与此前每次新路径出现后得到普遍拥护不同，这回质疑的声音可谓接踵而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路径，却又几乎中止了重构编辑身份的新尝试，自“编辑学者化”提出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竟然再也没有人提出过有影响的关于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新方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答案还需要从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来寻找。
回看这场争论，质疑的声音主要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其一，“编辑学者化”的路径将通往何处？概而言之，“学者化”了的编辑还是编辑吗？其二，“编辑学者化”即使方向正确，但实现是否具有可能性？直白地问就是“编辑非要学者化吗？” “大多数编辑能做到吗？有这个必要吗？”
“编辑学者化”本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加之经过了演绎，遭遇质疑并不奇怪，耐人寻味的是赞同者的反批评，影响最大的当数杨焕章先生。继“学报编辑学者化”写入全国文科学报研究会工作报告后，他又以多篇文章反复阐述“编辑学者化”的必要和可能，并数次回应质疑。在他看来，“学者化”对学报编辑只是个“最起码的要求”：“从道理上说，审稿人的水平在稿件所涉及的问题上应当略高于撰稿人的水平，否则，从何审起……一个称职的学报编辑，应当能够独立地制定选题计划，应当能够独立地鉴别稿件，应当能够独立指出稿件的不足以帮助提高稿件的水平，应当能够跟作者就稿件进行磋商。这些都是最起码的要求，而这每一项要求都需要编辑成为相应专业的专家学者。”在这里，“独立”和“称职”关联在一起，要想既独立又称职，“学者化”不仅方向正确，舍此也无他途。数年的编辑生涯已使学者出身的杨焕章先生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如何引起质疑？从杨焕章先生的回应中不难发现个中原因。他的论证逻辑与编辑学建构以来编辑与作者关系的论证可以说一脉相承，都建基于编辑审稿权之上，但为何此次就不灵了呢？奥秘就在于此前关于学术期刊编辑身份每一次新的建构，其实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将预期目标再提高一个层次；相应地，掌控审稿权的条件也必须较此前提高一个层次，这就意味着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将更加遥远，通往目标的路径将更加艰难。如果说此前随目标而提高的条件对大多学报编辑来说，努力似乎尚可企及，而这一次被杨焕章先生称为“最起码的要求”的条件竟然上升到了由编辑来当专业学者、学术水平还要“略高于”专业学者的地步，这就使得这个看上去“高大上”的目标和这条看上去很美的路径很有了些镜花水月的味道，招致同行的质疑也就在所难免了。至于自此之后长时间没有新的身份建构的目标和路径来取代“学者化”的原因也就在此，难道还能提出更高的目标和更难的路径吗？当后来更高目标果然出现时，大多学报编辑干脆置之不理了，此乃后话。
当然，“编辑学者化”长时间没有被取代，除了其本身已很是“高大上”以外，非严谨表述也是一个原因，这使它成为一个颇具开放度的概念，在遭遇质疑后可适时作出调整，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偏好作出符合自身条件的变通解释。最重要的调整就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数年后它由一个对学报编辑“起码的要求”变成了一个不懈努力的方向，或者通过不懈努力可以实现的梦想。连杨焕章先生到1995年和1998年再写文章力挺“学报编辑学者化”时也说：“‘学者化’是一个方向。我认为，每一个学报编辑都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都应当成为学者。”“学报编辑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事实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很多，需要做出很多的努力，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的关键是要确定这个方向，不要动摇。”
但是，当“学者化”由一个“起码的要求”蜕变为一种带有强烈梦想色彩的“方向”之后，其对解决编辑身份焦虑的现实作用就被大大地弱化了。即使有朝一日梦想成真，也是未来的事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实中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依旧。当然，理想在，希望就在，故而在世纪之交，随着高校学报的空前大扩容，一大批新人走入了学报编辑队伍，“编辑学者化”的议题仍然热度不减，直到2008年后，才渐渐冷却下来。直接原因就是专家匿名审稿制度逐步刚性化，给了“学者化”路径致命的一击。其实，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这条路径，自编辑学建构以来，几乎所有关于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路径都再难成立。因为从“中介说”开始，直到“学者化”，概以编辑审稿权为基础，对审稿权的过度依赖，使得这个基础一旦被抽离，整条道路也就崩塌了。在此之后，虽然“编辑学者化”的声音还不时响起，但与有现实意义的编辑身份建构已渐行渐远，成为那段不算遥远历史的一种回声了。
▍第三部分
新世纪编辑身份建构的三个路向
一、“引领学术”：身份建构走向极致
约在2004年，一个新的学术期刊编辑身份方案终于出现，那就是“学术引领者”。这个说法是从“学术期刊引领学术”转化而来的，历史上似乎也不乏某种学术新潮起自某个期刊这样的先例。“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理化的表述，可有多种解读，而可能产生的最大歧义在于，学术期刊是物，引领学术的是人，那么，究竟是学术期刊的主编和编辑在引领，还是学术期刊的作者在引领？抑或基于某种机制的双方共同引领？在“编研一体”时代，当然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那个时代，学术期刊属于学术共同体，编辑更是学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但职业化后，学术期刊及其编辑都已外在于学术共同体，谁在“引领”也就成了一个需要辨析才能说清楚的问题。
当“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的声音在新世纪初引起关注时，预设的“引领者”是谁呢？就笔者目力所及，当时首先将“引领学术”与“学术期刊”“编辑”“学者”联结在一起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孙麾2004年4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学术期刊“要自觉担当起学术组织和学术引导的重任”，但并没有明确提出“编辑引领学术”。
2004年9月2日《社会科学报》刊发了对时任《河北学刊》主编田卫平的采访录，在这篇题为《学术媒体与引领学术发展》的采访报道中，田卫平告诉记者，学术期刊可以“引导推动学术研究向着规范、健康、繁荣的目标迈进”。面对记者尖锐的提问：“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却容易遭到这种质疑：编辑不过是个‘万金油’，怎能比专家知道得更多、更何况要来引领专家的学术发展方向呢？”田卫平答道：“作为一名合格的现代媒体的编辑，他本身得自觉去扮演双重角色：既是‘杂家’，即所谓的‘万金油’，又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术媒体的从业者之所以能够调动媒体充当了引领学术发展的‘引路人’，是因为他们的站位与各学科各领域专家的站位有着很大的不同。”就这样，田卫平将“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向着“编辑引领学术”大大推进了一步。
在同年10月于昆明举办的第四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柯锦华在发言中指出了学术期刊三个层次的功能：一是“展示学术思想的窗口”；二是“搭建有序的思想碰撞的平台”；三是“自觉主动引领学术”，并强调，这是“学术期刊最高层次的功能”，“能够称得上是‘一流’、‘名刊’的只能是综合发挥上述不同层次功能的期刊”。虽然她说得没有田卫平那样直白，但读了上下文不难明白这个“自觉主动引领学术”的行为人就是编辑。《江西社会科学》余悦主编接着跟进，与柯锦华一样，余悦谈论的似乎都是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的“功用”，但说的都是编辑，而不是作者。
实际上，由孙麾最初提出，经过田卫平、柯锦华和余悦等这样的接力阐说，已大致将“学术期刊引领学术”转化为“编辑引领学术”了。2007年，已出任《学术月刊》总编的田卫平又专门撰文论述了“学术期刊从业者”何以能引领学术，除了重述此前的观点外，又作了两点重要的补充：其一，关于“引领”的内涵：“‘引领’大致包含6方面内容：对学术研究的引领；对学术规范的引领；对学术评价的引领；对学术审美的引领；对学术人才的引领；对学术道德的引领。”其二，关于“引领”的凭据：“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学术期刊的发言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因而它具有专家们所不具有的话语权，能够影响受众、打动读者。”这两点补充非常必要，不仅说明了“引领”的全方位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出了“期刊从业者”之所以能够“引领”的凭藉——对“话语权”的掌控。在这里，此前作为编辑身份建构基础的审稿权已被虚置，取而代之的是对学术媒介的掌控，而掌控了媒介，也就掌控了话语权。至此，一个新的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学术引领者”，终于打破了自“编辑学者化”提出以来编辑身份问题长时间的沉寂而登场了。
“学术引领者”的新身份并非凭空提出，而是由来有自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对此前学术期刊编辑身份设计思路的承续和推进。从田卫平与记者的最初对话中关于“杂家”与“专家”关系的辨析，不难看到“编辑学者化”讨论对他的影响；而他对期刊“话语权”的重视，也可视为是对“编辑主体意识”讨论中部分观点的承续，所以，我们对这个新身份论证的逻辑并无违和感，只是目标已被推向了极致——不仅要超越学者，还要引领学者。
不难想见，这样的身份建构必然会引起更大的争议。《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并不反对“学术期刊引领学术”这一提法，但他同时指出：“期刊引领学术潮流……在于能否更自觉更主动地提出学术话题，从而对学术界起到所谓的‘引领’作用。学术话题当然首先或主要由学者提出，但编辑部在这方面也并非无能为力。”他在强调编辑部的从属和次要地位的同时还给这样的编辑部定下了颇高的标准：“首先要求编辑部能看清方向，把握学术发展的脉动、甚至把握社会和国际学术的走势。编辑部可以通过自己提出的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主题，把相关学者吸引和团结到自己的周围，从而推动学术的进步，如果这样做久了，就有可能形成以某一期刊为核心的学派。”归结点也在于形成由学者主导的学派。
如果说，王学典主编的批评尚算温和，那么，《中山大学学报》吴承学主编的批评就更直接了：“如果编辑把用不用稿作为一种个人权力和资源，那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求编辑对作者绝不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不要妄谈‘引领学术’，而是要敬畏学术，理解学术，服务学术。”更严厉的批评则来自《四川大学学报》原祖杰主编：“职业编辑无视学术研究基本规律而单方面强调期刊引领学术，不仅颠倒了期刊与学术群体之间的关系，所透出的还有学术期刊对其所依归的学术共同体的傲慢。如果职业编辑以学术领袖自居，将其所服务的期刊当作一种权利资源，一种学术指挥棒，只会使不健康的学术生态进一步恶化。”
面对如此严厉的批评，若仍要坚持“学术期刊编辑引领学术”，唯有证明他们确实全方位地比学者高明，柯锦华作了这样的尝试。她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不再以“学术期刊”这一模糊的身份，而直接以“学术期刊编辑”来指称“引领者”：“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标志着学术期刊编辑办刊理念的成熟和办刊境界的提升，意味着其编辑思想的自我超越与主体意识的自觉。一流学术期刊编辑有勇气有能力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接近学术引领者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目标。”那么，应该具有怎样的学识和能力才能算作“一流学术期刊编辑”呢？她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引领，即一流学术期刊的编辑团队秉承优良的学术传统，拥有自己的研究力量和研究课题，已形成成熟的编辑思想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其敏锐的学术判断力、训练有素的学术组织能力和较强的号召力，使其能够凝聚各方面的研究力量，有效地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策划具有前瞻性的选题，编发高水准高品位的文章。因而，这些一流的编辑团队能站在学术潮流的前沿，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引领学术的发展。”柯锦华并没有提及已拥有“一流编辑团队”学术期刊的数量，但根据她提出的“一流编辑团队”的学识构成要素和能力标准来推断，这样的“一流”的团队为数应该极少，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试想，除了编辑思想以外，要在科研实力、学术积累、学术判断力、学术组织能力等方面，全面超越各专业学者，在告别了“编研一体”时代后，哪里还会存在？因此，至少可以说，她已把绝大多数期刊编辑团队划在了“引领者”的圈子之外了。如此一来，“学术引领者”对于作为整体的学术期刊编辑身份问题的解决也就变得没什么意义了。
其实，即使某一个身份建构的目标和路径得到了绝大多数乃至所有学术期刊编辑的一致赞同，也仅是身份建构完成了第一步，剩下的路仍然漫长而艰难，最艰难的还在于学者的认可。因为职业化后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建构是必须以其与学者的关系定位得到双方一致认可为前提的。那么，学者们又是如何看待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引领学术”的呢？前述王学典、吴承学和原祖杰三位主编都是半路出家，在担任主编前，都已是知名学者，可以说，他们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大多学者看法的。如果这还不够，我们不妨再举个例子。就在2004年雄心勃勃的“学术引领者”的身份建构如火如荼之时，复旦大学俞吾金先生即以《文科学术期刊建设之我见》为题，针锋相对地说出了这样一段话：“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编辑人员素质的提高是有限度的。目前大量的文科学术期刊是以综合性作为自己的特征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假如一个编辑人员只熟悉一个二级学科（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十分困难的，他可能至多只能熟悉一个二级学科中的某个研究方向）的话，那么，他又如何去判断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其他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论文的质量呢？这就启示我们，任何一个编辑人员，哪怕他再有天赋，也无法通晓整个一级学科，更不要说其他一级学科了。”俞吾金先生的看法大概代表了学术界许多学者对学术期刊特别是多学科综合性期刊编辑的印象，对编辑的审稿能力都不认可，又怎能指望他们服膺于这样的编辑“引领”呢？当然，也是可以举出一些相反的例证来的，比如从某些知名学者在某些期刊的刊庆仪式上热情洋溢的贺词中就不难找到。不过，笔者以为，对此还是当作殷殷期望来解读比较好。
因此，对于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的现象，我们只能这样看：“期刊对学术的引领总是受到其背后的学术团体左右的，是学术团体引领学术的表象。”而对于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的现象，我们只能说，除了编辑有超常能力之外，一定还有非学术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比如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这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要强调的是，凭藉非学术因素的所谓“引领”，并无助于合理的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更不可能获得学者的真心认可。只要摆不正自己与学者的位置，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职业自信，口号喊得再多响亮，自信心看上去再怎样爆棚，也只不过是身份焦虑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二、“回归杂家”：从极致到原点的跌落
“学术期刊编辑引领学术”虽然高调登场，你来我往讨论也很热闹，但高校综合性学报，除了几位主编提出质疑以外，基本没有参与。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偶然。此时的高校学报正面临着较之以往更加艰难的困境：随着20世纪末学术期刊的空前大扩容，仅社科学报，就迅速超过了1000家，但“在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上反而有所下降，甚至不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这样，编辑身份的焦虑与期刊出路的困惑交织在了一起。对他们而言，“学者化”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更不用说有底气来“引领学术”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2004年，《南京师大学报》编辑部的蒋永华继多人对“学报编辑学者化”提出质疑之后，直接以《回归杂家》为题，“就‘学报编辑学者化’与杨焕章先生商榷”。该文涉及的问题其实并不止编辑要不要“学者化”一端，作者显然更希望通过对“学者化”利弊得失的分析来辨明学报应该选择的发展路向，并据此来为编辑身份进行定位。所以，文章重点论述了编辑与学者之间的“内在张力与现实错位”，强调“学报编辑学者化”将导致“职业角色错位”“评价标准迥异”，从而“使编辑无所适从”。文章主张通过强化职业化来消除张力，“重要的一点，要严格执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呼吁学报应回归“展示教学科研成果的窗口”的定位，“这无论在其创刊初期，还是在当前开放的年代，我以为都是无可非议的”。最后的落脚点实则回到了身份建构的起点——“杂家”：“编辑成长的根本出路和职业境界在于让编辑回归‘杂家’，确立以‘编绩’为核心理念的学报编辑工作评价体系并出台相关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和确认编辑的价值。”这是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开始以来，经过对目标身份一步步拔高之后，第一次明确地返身回走。这样的“窗口”+“杂家”+“职业化”+“制度保障”的学报及其编辑身份定位，显然是要回到编辑身份建构的起点之时——1980年代。
那么，回到1980年代这条路能走得通吗？1980年代无疑是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重要年代，同时无法否认的是，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却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事实上，1980年代与编辑身份焦虑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的。其原因在于，1980年代虽然不是中国学术期刊的起始，但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做了一件特别的事——确立学术期刊体制，即制定一系列法规来规约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未来发展。这些法规都是有其渊源的，其中之一就是约80年来形成的学术期刊传统。从与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来看，1980年代期刊体制的确立，在制度层面上既是对某些传统的固化，也是与另一些传统的告别，从而奠定了此后近四十年学术期刊的基本格局。然而，学术期刊体制只是整个报刊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学术期刊独特的个性，不具针对性的体制就不免与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规律有相冲突之处，传统也不会因为体制的确立而自动地不再对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体制与规律相冲突之时，编辑总会从传统中寻找解决冲突的资源，而传统也会以各种方式发挥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造成了体制想固化的未见得真正固化了，而决意告别的却总是藕断丝连。
如果我们顺着始自1970年代末的来路再走一遍，就会发现，传统早已深植于许多编辑的心中，传统的身影从来都没有远离。从1970年代末以来始于出版界、学术期刊编辑稍后跟进的各种关于编辑身份建构的方案中，几乎都可以见到传统的身影。虽然后一方案与前一方案不免有所抵牾，但似乎并不妨碍各自都能从传统中找到依据。这是因为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传统有一个特点，即其形成过程呈现出一种层叠式累积。简单地说，“学报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其核心价值是以开放的心态追求真理、传播学术、引领时代，综合性或专业性则是其外部形式特征。1950 年代，传统发生‘裂变’，中国科学院传承了传统的核心价值，着手建构以开放的专业期刊为主体的学术期刊体系；高校学报则拘泥于传统的综合性学报的外在形式，并坚持稿源的内向性。”因此，在学术期刊传统中，有两个时代贡献最大：其一是20世纪初并延伸至1930年代；其二是1950年代并延伸至1960年代。由于形成的时代环境不同，两个层次之间充满了张力。所以，四十年来的编辑身份特别是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中，传统的作用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如果仅从学术期刊编辑身份角度来看，第一层传统概括起来就是“编研一体”，学者与编辑身份没有体制规定的硬性区隔；第二层传统则可以“编辑职业化”为标志，体制给了编辑以独立主体的身份，而与学者（教师和科研人员）完全区隔开来。至少从形式上来看，第二层传统是对第一层传统的否定。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政府对期刊的管理，但管理说到底是为学术研究和传播服务的，若服务不好，管理就会事倍功半。不过，管理者明确意识到学术期刊体制存在一定的弊病需要改革则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事了，那时因体制而引起的期刊问题，特别是高校学报的布局和结构问题已呈尾大不掉之势。
对于高校学报来说，除了必须职业化以外，期刊体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就是综合性和内向性的制度化。这是1950年代中期形成的高校学报传统的核心部分，直到“文革”之前，学报的数量都极为有限，“文革”初期即全部停刊，影响并不显著，所以，1978年“拨乱反正”时教育部的《意见》直接固化了这一传统，其中就包括学报是“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其内容以“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应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这些非常具体的规定。1998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再次重申了这些规定，新闻出版署则是全盘接受了教育部对学报的这些规定。这就使得综合性、内向性、分散性和同质化成为学报最显著的特征。可见，早在1980年代，学报今天的格局就已确定，后来的扩容特别是20世纪末的大扩容更是把这些特征放大了呈现于学术界面前。
当“职业化”和“综合性”“内向性”“分散性”“同质化”一起加诸学报之时，其实也就决定了学报编辑的最好出路，只能是“杂家”。只是在当时，无论是体制的制定者还是被管理者，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期刊体制会对学报造成怎样的不利影响。在1980年代学报编辑开始进行身份建构时，对学报独立掌控权的获得足以抵消与学者身份分离的失落，故无一例外，都是自觉地以职业化和综合性等特性为前提，而学报编辑的身份建构实际上也是因为期刊体制的确立而直接推动的。我们可以看到，从“编辑中介说”“编辑再创造说”到“编辑主体意识”的提出，透出的不仅是对职业化的自觉，同时还有几分对职业化的自信。其中，“编辑主体意识”论者又是最坚定地主张职业化和与“编研一体”传统决裂的。但如果从1980年代前期刘光裕等先生思考并提出“编辑中介说”时算起，这个自信也就维持了三五年的时间。其实，当1988年王英志首倡“学报编辑学者化”时，对职业化的自信就开始动摇了。其标志就是在前几年论述中鲜见的关于民国年间著名学问家兼编辑家的例子，在“学者化”论述中已经常出现。原因在于，从“编辑中介说”到“编辑主体意识”坚守的是1950年代开始形成的职业化传统，偏重的是职业化之下编辑身份的目标设计，路径实际上是被虚化了的；而“编辑学者化”则是兼有目标和路径的设计，当高企的目标一旦落实到具体实现路径问题时，从职业化的传统中很难找到这样的资源，于是，向更早的传统寻找资源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王英志对“学报编辑学者化”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证就是这样开始的：“熊复同志曾说：‘编辑可以同时是作家与学者’”，接着又列举了“文学编辑而兼为作家”的鲁迅、巴金、叶圣陶、刘心武、张志民等，“革命家、思想家而兼做政治理论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例子，并一直追溯到了“我国第一个大编辑”孔子。他将这些例子称为“既编辑典籍亦著书”的“编著合一”，由此认定：“许多文学编辑作家化、学术编辑学者化已是一个客观存在。”所谓“编著合一”，亦即“编研一体”。王英志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将它与“学报编辑学者化”画了等号。这种间接的定义，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他对编辑职业化的困惑。实际上，他的“学报编辑学者化”与试图恢复“编研一体”的传统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王英志之后，讨论重心发生了位移，更多的类似上述身兼两职人物的例子出现在了参与讨论的文章中。之所以说引用这些例子标志着职业化自信的动摇，是因为这些被列举的人物中绝大多数都只是在自己的学术或革命生涯的某一个时间段兼做了编辑而已，既然身兼学者或革命者的他们在编辑方面取得的成就已远远超过了一般的职业编辑，那么，学者或革命生涯与他们的编辑成就也就有了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们出色的编辑工作恰恰说明了“编研一体”的意义。从坚守职业化并将“编研一体”视为编辑身份建构的障碍，到对“编研一体”的肯定甚至向往，参与讨论者对传统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从更早时期寻找资源并不等于对1950年代传统的放弃，而是试图糅合两者。“学报编辑学者化”的主张者既无意挑战职业化，又无法丢弃“编研一体”的传统，糅合两者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他们要以编辑的身份覆盖学者的身份，通过将自己打造成具有学者素质的职业编辑来实现两者的糅合，这就是“学报编辑学者化”的旨归。
但是，这种试图以早期传统来柔化编辑职业化的“学报编辑学者化”方案并未能阻挡职业化更趋刚性的步伐，新世纪以来，如蒋永华所愿，这一职业化制度愈加严苛，比如，从教师和科研岗位转任学术期刊编辑，必须放弃原职称而转评编辑系列职称，即使教授、研究员接受了相关编辑业务的专门培训，若不转评编辑系列职称也不能获得相应的编辑资格，以至于不能担任编辑；而一旦转为编辑，要想返回原岗位将十分困难等等。这就从制度设计上彻底阻断了学者与编辑间的人才交流，使得原本可到期刊编辑部工作的学科专家望而却步。如此，则不可谓不刚性，但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编辑与学术界的疏离越发明显，编辑的地位越发下滑、刊物的质量越发下降。可见，职业化不但没能提升编辑的地位和刊物的质量，实际效果还适得其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知道，学报编辑自从加入身份建构的讨论之后，一直是建构的主要力量，在“引领学术”口号提出之前的所有编辑身份建构方案，主要出自学报编辑，从中也可看出他们身份焦虑的程度的确超过了其他所有学术期刊的编辑。只不过，身份建构靠的不是想象，编辑身份离不开其所属的期刊，从教育部文件中“全、散、小、弱”的判语到著名学者“学术垃圾场”的讽喻，新世纪初时的学报形象已如此不堪，编辑的形象又如何能真正地提升？恐怕连起点时都不如。因此，在几家非高校期刊喊出“引领学术”口号的同时，在学报界却响起“回归杂家”的声音也就不奇怪了。主张“引领学术”的主编的优越感未尝不是在与学报的比较中生出的，而呼应者也多少有些与学报这样的学术期刊“切割”的味道。从“引领学术”和“回归杂家”这两条完全背向而行的路径几乎同时于2004年出现于学术期刊界，也可以看出学术期刊的分化，有些在日益走强，有些则在苦苦挣扎。走强的未必真正强，但学报一直在苦苦挣扎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另一个事实，至少对于学报来说，编辑身份建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之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从某种意义来说，“回归杂家”不过是看破了这些年来身份建构的空想之后的无奈选择——要生存，只能寄希望于体制的特别保护。所以，蒋永华才深有感触地领悟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行……出版专业资格证书考试制度的……用心良苦”。但是，仅仅是“回归杂家”，并无助于那些原本就存在今已更严峻的造成编辑身份焦虑的问题的真正解决，不然，又何必从这个起点出发？
三、“名刊工程”：身份建构的重新出发
除了“引领学术”和“回归杂家”的声音同时在2004年响起以外，这一年，在学报界还发生了一件有很大影响的事，那就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的正式开建。“名刊工程”与此前所有的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都不是一回事，其本身并不是一个解决编辑身份问题的方案，而是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学报改良工程，但“名刊工程”的启动为缓解乃至解决编辑身份焦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为什么这样说？这要从“名刊工程”的特殊性说起。
首先，“名刊工程”的设想实始于对进入新世纪后学报陷入困境的警觉。2002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袁贵仁在主题报告中，将学报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是对学报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足；其二是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办刊理念、办刊模式和办刊方法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其三是定位不清，选题雷同，内容重复，个性、特色不够鲜明；其四是不同程度地存在求生存、图发展的突出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学报之中，才导致了学报的困境。所以，教育部下决心要改变学报的面貌。可见，“名刊工程”实际承担着救困与复兴的双重使命，要通过“名刊工程”建设，为高校社科学报找到一条走出困境重现辉煌之路。
其次，“名刊工程”设立的目标与此前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学报的定位存在着明显冲突。教育部发布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宣布：“通过国家（包括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和主办单位）的支持和学报的改革，在五年时间内滚动推出20家左右能反映我国高校学术水平和学科特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社科学报及其特色栏目。其中，培育出5至10种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科学报。逐步改变目前高校社科学报‘全、散、小、弱’的状况，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从这个目标来看，无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还是“专、特、大、强”，都是对学报原定位的颠覆。“专”意味着每个学报都应该有清晰的学科或问题边界，这是对多学科综合性定位的颠覆；“国内一流、国际知名”意味着每个学报都应该是开放的公共平台，这是对学报为本校“窗口”和“园地”内向性定位的颠覆；“专、特、大、强”还意味着学报在整体上必须走向体系化和规模化，这是对“一校一刊”分散性和同质化模式的颠覆。
再次，酝酿中的报刊体制改革为“名刊工程”建设局部性地突破体制约束提供了不仅免受惩罚而且还可得到某种鼓励的条件和机会。对于学报存在的问题，新闻出版总署也是很清楚的，时任副署长李东东即言：“从整体上看（学报）仍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封闭办刊、理念落后……二是缺乏专业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三是资源分散，出版力量单薄，对一流学术论文和创新性研究成果缺乏吸引力。”同时指出：“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下一步报刊业改革中加以解决。”并承诺在即将到来的改革中，将“优化高校期刊结构和布局，改变配置刊号的资源方式”。这无疑给入选“名刊工程”学报的探索创新提供了至少是道义上的支持。
以上三者，实际上都使“名刊工程”为学报编辑身份定位开辟了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路径。以往编辑身份建构都是在期刊体制许可范围内的理论推衍，即从未考虑通过改变期刊的定位来寻求身份定位的突破，比如学报，总是在职业化、综合性、内向性、分散性、同质化不能有任何改变的前提下来论证编辑与作者关系，等某种解说理论上似乎推衍成立了，再拿到一成不变的编辑实践中来检验，从“编辑中介说”到“编辑学者化”无不如此，怎能不碰壁？“名刊工程”并非为编辑身份建构而启动，恰好给身份建构一个将以往顺序颠倒过来的机会，即首先考虑的是学报如何突破困境，而突破体制的种种不合理束缚是突破学报困境必然面对的问题；又因为身份建构与学报出路是交织在一起的，编辑身份离不开其所属的期刊，如果学报的突破成功了，身份问题的突破也就有了希望。“名刊工程”对传统学报定位的颠覆性理念，无一不与编辑身份定位相关，对传统理念的颠覆实际上也就为编辑身份建构更新了基础，而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名刊工程”创新的鼓励，也给编辑身份建构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空间。可见，体制对编辑身份的限制如果有所松动，那么，编辑与学者的关系也许就此可以拉开重建的序幕，编辑身份建构就有望获得实质性进展。
2004年2月，教育部与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11家高校学报签订建设协议，“名刊工程”建设正式开始，2006年和2009年，分别又有第二批8家、第三批12家高校学报相继入选。教育部虽然为“名刊工程”制定了一个堪称宏伟的目标，但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学报编辑的观念需要彻底更新，整个学报的现有格局也必须全部改变，要建构起规模化、体系化的以专业期刊为主体的刊群，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几乎没有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名刊工程”多少也是件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事。
尽管如此，“名刊工程”仍会以其特有的意义而载入学报史册。在新中国学报史上，还从来没有像“名刊工程”实施以来那样，对学报的办刊体制、办刊理念、办刊方法进行全面反思，特别是对职业化、综合性、内向性、分散性和同质化的弊端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创新和改造。虽然受到体制的羁绊，改造不可能彻底，但观念更新和办刊方法的改进还是为学报未来的发展作出了必要的准备。最值得提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致力于公共平台的建设；第二，致力于学报特色的建设；第三，致力于与学者关系的重建。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观念的突破远远领先于实践，因为观念的变革来自于对造成学报困境原因的分析，但以这些观念来改革办刊方法时，却处处都存在与现行期刊体制的冲突，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要破除学报的综合性和同质化，即使体制许可，也有着操作方面的重重困难。因此，仅仅依靠“名刊工程”不可能解决学报面临的所有问题。
面对体制的困境，“名刊工程”入选学报并没有坐待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而是采取积极姿态进行了“底层设计”并付诸实施，试图以诱致性变革推动改革从实际出发并朝着遵循学术规律和学术期刊规律的方向前进。2011年，入选“名刊工程”的17家学报联合推出了网络版“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共10种，这是融纸本期刊与网络传播于一体，按学科进行重新组合而成的新型期刊，据此，提出了期刊体制改革可走“两分开”路径的建议：将纸质期刊与数字化期刊分开，从容构建合理的数字化学术期刊体系；将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分开，编辑回归“编研一体”的传统，而出版发行则可交给大型出版集团或数字化网站。
遗憾的是，这一“底层设计”并未被顶层设计所接纳，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在这个“实施办法”中，“转企”成为改革的唯一目标和路径，不仅令各期刊翘首以待的“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没见到，而且原先承诺的“优化高校期刊结构和布局，改变配置刊号的资源方式”也是只字未提，至于如何应对已经到来的数网时代，更是付诸阙如。这个改革办法理所当然地遭遇了学术期刊界的一致抵制，而设计本身的不合理也使其根本不具有操作性，五年多来未有多少实质性进展。纸本时代编辑身份建构的最后机会随着重建我国纸本学术期刊体系的最后机会的流失也悄悄地流失了。
从2012年到2017年，又有一批学术期刊编辑与学者关系的论文问世，论述的背景已逐步转向了数网时代，而在新的时代，是否存在新的机会？
▍第四部分
作为纸本时代“遗产”的编辑身份焦虑
本文所谓“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指的是1970年代末以来学术期刊编辑对自己的权利、职责的内容是什么、边界在哪里等问题，一直没有一个得到学术期刊界及相关各界普遍认同的清晰的描述和界定，因此无法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角色而经常性地陷入某种焦虑状态。在工作中常表现为不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及如何做好该做的、如何避免不该做的而举措失当和无所适从；在情绪上则有着或者自卑、不安、惶惑，或者自负、狂妄、傲慢的忧虑或焦躁的某些倾向，自卑与自负实际上是身份焦虑的两极，但有时也会因工作对象或环境的不同而在同一群体乃至同一个人身上交替出现。
所谓“编辑身份建构”则指通过对编辑身份的准确定位使其从这样的焦虑中走出来，回归一种有着良好秩序的工作状态。当然，从事身份建构工作的只是同行中身份意识较为敏感而又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探索精神的那部分人。他们的探索对于整个行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如果他们的探索成果能够得到从业界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那么，全行业的从业者据此就能自立自强，并在相关的学术链或产业链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他们的探索缺乏社会认同，乃至连业界都不予认同时，整个行业的从业者就很难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身份，就会出现集体性的身份焦虑，与此相对应的是，该行业会经常遭到各种诟病和批评，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从业者的身份焦虑。近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情况大致如后一种情况。编辑身份建构历经了几代人的努力，从未止息，但也从未真正定型。
尽管近四十年来的编辑身份建构不尽如人意，但探索历程仍然有其特殊的意义，亦可视为一份堪称丰厚的纸本时代的“遗产”。从中不难看到学术期刊一路走来所遭遇的艰辛，以及学术期刊人不懈的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四十年来的编辑身份建构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书写了学术期刊史上一段不平凡的岁月。笔者以为，从中能给我们最大启发的，应该是如何看待传统及其对今天的意义。如果说职业化这一层传统对编辑身份建构的影响是显性的，那么，另一层传统——“编研一体”的影响则是隐性的，看似对立的两种传统，在编辑身份建构的讨论中却往往呈现出某种渗透和融合，这是我们解开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身份焦虑的缘由及其演进轨迹的钥匙，同时，也能为我们探索学术期刊编辑今后的发展和编辑身份定位提供诸多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一、编辑职业化与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焦虑的关系
产生身份焦虑的原因，既可能来自社会对某个人或某类人的“偏见”，也可能来自某个人或某类人职业环境的变化。当一个行业的人集体出现身份焦虑之时，则这两种情况很可能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1970年代末就是这样的时候，导致身份焦虑的直接原因是1978年开始逐步走向刚性的编辑职业化。关于这一点，早在1980年代就已有人指出了：“建国前后编辑虽不少，但大多不是职业编辑……而现在恰恰相反……大多数编辑是职业编辑……就观念而言，建国前后的编辑……把自己编出的书籍、刊物视为自己理想或事业上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编发书籍、刊物的同时就在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工作与学术活动相伴而行。但现在就不同了，人们常常把编辑这个行当看成是‘为她人作嫁衣’或是‘一支笔、一把剪刀、一瓶浆糊’的简单劳动，即使编辑自己对此想不通却也无可奈何。”显然，制度层面的职业化改变了编辑与学者的传统关系，对“编研一体”传统的否定直接导致了学术期刊编辑全面退出了学术研究领域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这一改变迫使编辑必须通过重构与学者的关系来明确自己的职责及其边界，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而身份建构的迫切性还在于，因为不再以学术研究为基本职责而导致的社会对编辑的“偏见”和编辑学术形象的“矮化”，出于为自己正名的需要，也必须进行身份建构。
身份建构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能够获得多大范围和程度的认同（认可），如此，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建构除了需获得业界的认同以外，至少还需要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认可，即体制的认可和学术界的认可。然而，四十年来这两种认可之间却充满了张力：一方面，体制使学术期刊编辑成为一种固化的职业身份，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对学术期刊进行管理，与此相对应的是向职业化的编辑赋权，由其掌控学术期刊整个生产流程，并向行政和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编辑实际上获得了学术裁判者的权力，即学者学术成果价值的第一评判人，不能得到编辑认可的成果都不可能进入传播领域。这就决定了编辑与学者之间只能是支配与被支配或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定位，一是从学科化的学术研究需要出发，要求学术期刊应与学科同步发展；二是从权威评价应该来自学术共同体出发，要求学术期刊应内嵌于学术共同体，故对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编辑独立掌控学术期刊的能力很难予以认可，即使在传播领域，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编辑的支配。这与体制的设置是矛盾的。学者们无力改变体制，于是，在不得不屈从于体制而受制于编辑的同时，从不吝惜其对这样体制下的学术期刊的批评。
当我们回顾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样的张力之下，要同时得到体制和学者两方面的认可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建构其实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在实际的身份建构中，建构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服从体制的安排，其原因不仅在于体制是难以对抗的，而且从编辑的利益来看，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编辑是获益者，体制赋予了编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权力——对学术平台（期刊）的独立掌控权。因此，编辑身份建构的重点就在于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能证明，自己不仅具有出版技术方面独特的能力，而且在学术上，特别在学术评判和组织引领能力上也有独到之处甚至能够全面超越学者，从而能与体制所赋予的学术平台独立掌控者的身份相符。从“编辑中介说”“编辑再创造说”到“编辑主体意识”，再到“编辑学者化”，直到“编辑引领学术”，无一不是在做这样的论证。但即使他们几乎从来也没有公开要求或明确阐述所要建立的与学者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除了个别人在论述中用过“支配”一词外，即使作为极端诉求的“引领学术”也只是委婉地表达了支配权），仅要求学者承认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办刊主体。遗憾的是，对于这些看似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学者们却不买账。因为仅凭常识即可知道，在疏离了学术共同体后，学术期刊编辑在学术评判和组织引领能力上超越学者是不可能普遍发生的事。体制虽然在四十年前就已向学术期刊编辑正式赋权，但当绝大多数编辑在独立行使这个权力的时候，都难以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故而四十年来，如何在坚持职业化（即独立掌控学术平台）的前提下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成为一个横亘在编辑面前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不能跨越这个障碍，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就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化解。于是，在体制授权和学术共同体不予承认的张力之下的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就会表现出在自傲和自卑之间摇摆，自傲还是自卑往往取决于期刊背后所依托的“单位”的实力和他们面对的学者的声誉。
之所以如此，还因为编辑职业化只是学术期刊“单位制”的一个配套措施。所谓“单位制”，指的是学术期刊的创建者是“单位”而不是学术共同体。“单位制”当然大大方便了对学术期刊和编辑的管理，但却背离了学术期刊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编辑职业化之前，学术期刊大多由学者或某些学术组织（比如学会）创办，所以主编和编辑自然来自并属于学术共同体，期刊也是学术共同体的公共平台。学术共同体与“单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体，关键的不同在于两者与学科的关系。学术共同体以学科为基础超越“单位”而形成，当学术期刊内嵌于学术共同体时，其发展与学科必然是同步的；而一个学科不可能只存在于某一“单位”，一般“单位”特别是综合性大学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学科，如果将审批制下有限的刊号资源不论“单位”的科研实力而实施平均分配，创办多学科综合性期刊（学报）就会成为每个单位最“优化”的选择，再施之编辑职业化，其结果，不仅必然与学科发展脱节，而且必然成为本单位的“自留地”，也就必然会丧失作为学术期刊本应具有的学科边界清晰的公共学术平台的功能和属性。20世纪末学术期刊大扩容后，这样的学报终于遍布所有高校，又怎能不陷入困境？
但是，在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的自我建构中，却很少有人反思学术期刊体制存在的问题，而寄希望于体制所赋予的对学术期刊的独立掌控权，所以，编辑身份才会每每依凭或围绕审稿权来建构。其实，身份建构的关键不仅在手中握有何种权力，更在于依凭这个权力能够作出何种贡献。当权力与贡献不相符时，危机就会到来，危机的表现就是期刊声誉的下降。在近四十年编辑身份建构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声誉并没有因身份建构而有明显上升，相反在某些时期，下滑倒是非常明显，比如说在新世纪初，高校学报声誉就出现了普遍下滑，甚至到了不仅学术界，而且连官方也都已觉得不能容忍的地步。对学报体制存在问题的认真反思，实始于“名刊工程”建设，但这样的反思，最终并没能为体制的顶层设计所认可和接纳，甚至在学报界，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坚持认为综合性、内向性、同质化、不成体系的学报没有任何问题，学报本该如此的，仍然大有人在。这就提醒我们，不从期刊体制的层面改变刊号资源配置的办法，编辑的身份焦虑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化解的。
二、无需也无法告别的“编研一体”传统
与“编辑职业化”相对的是“编研一体”，后者的传统可要比前者长了太多，世界上最早的学术期刊于17世纪中叶诞生时，采行的就是这一模式。学术期刊之所以产生，盖因学术研究的需要，故而学术期刊历来都是由学者创办，从而保证了期刊的发展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联，期刊的专业化、体系化、国际化都与这一传统直接相关。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际学术期刊。尽管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版权大多已归国际出版集团，实现了规模化的集群出版，但就某一期刊来说，主编和编委及学术编辑无一例外，均为学术界中人，而这些人一般也不会因为在期刊担任职务而脱离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因为学术期刊离开了学术共同体也就缺失了学术生命力的来源。
中国学术期刊于百多年前诞生时采行的也是“编研一体”的模式。虽然1950年代开始逐步走向职业化，但在大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编辑与学者的身份切换并不困难。即使到1980年代编辑职业化制度日趋刚性之后，在各主办单位的实际操作中，“编研一体”也从未真正绝迹。当然，普通编辑与教师和科研人员身份切换的难度大大增加，但主编以及骨干编辑的身份切换还是有着一定余地的，特别是教育部“名刊工程”启动以来这十多年中，通过种种变通途径将学科专家引入编辑部参与办刊，逐步实现由编辑办刊到专家办刊的转变已成为并不少见的现象；入选“名刊工程”学报凡有主编更换，人选大多直接来自院系的位居学术前沿的著名学者，他们中鲜有人因为担任主编而转评编辑系列职称的，也鲜有因当了主编而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已成为事实上的“编研一体”。对此，主管部门也给予了理解和宽容。
当然，笼统地坚持“编研一体”即意味着学术期刊编辑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这与现代科学和企业的发展分工日益细密的趋势是不相吻合的。随着规模化的学术期刊集群的出现，编辑的分工也是大势所趋。在一些大型期刊出版集团，学术编辑与技术编辑的分工已是一种潮流，但“编研一体”并未因此而消失。所谓“编研一体”指的是学术编辑，而技术编辑则无需坚持在学术前沿，甚至无需专属于某一学术共同体，而是专攻编辑技术，逐步走向了职业化。显然，这样的职业化的技术编辑是无法取代“编研一体”的学术编辑的，而且，这样分工的前提是学术期刊出版的体系化和规模化。这样的职业编辑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期刊编辑职业化远不是一回事。在不具备体系化和规模化这一前提的中国学术期刊界，特别是高校学报界，四十年来的职业化并非建立在编辑分工的基础上，职业化后的编辑仍然集学术编辑与技术编辑于一身。事实上，因脱离了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前沿，他们作为学术编辑的能力很难得到学者的认可，他们中的多数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将主要精力放在编辑技术方面，所谓“回归杂家”其实也就是练就好编辑技术而基本放弃了学术编辑的职能，这对于仍然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期刊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然而，现实就是这样。近年来从新闻出版总局到各类编辑协（学）会所举办的编辑业务培训，大多局限于编辑技术；所进行的评奖，除了引入评价机构的排行榜外，很难做到深入内容层面的学术质量评价，从而使得所谓“一票否决”的编校质量成了举足轻重的评价指标，评奖实际上也就是一场评价机构的数字游戏和编辑的技术竞赛以及长官意志的叠加。这是编辑职业化必然带来的后果。编辑技术固然重要，然而，学术质量更为重要，这是不可本末倒置的。仅仅依靠“编校质量”，永远也不可能造就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来。
“编研一体”传统之形成是学术期刊的性质决定的。“编研一体”并不意味着从事学术期刊编辑的学者就没有编辑意识，须知编辑意识不等于编辑技术，对于学术期刊来说，编辑意识是以编辑必须是学者为前提的，而编辑学术期刊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而不能与之割裂。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展示、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学术批评的平台。这一平台掌控者的身份首先是学者其次才是编辑，其学理依据恰恰在于他们必须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所谓编辑意识，并非一定要职业编辑才会具有，尤其是学术期刊，编辑若疏离了学者，那么，编辑意识也就无法落地生根，就会只有技术，而缺乏“意识”，所编辑的刊物也就失去了灵魂。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颜帅才深有体会地说出“真正的编辑都应由学者来当”这样的话来。
实际上，不管在学术界、期刊界还是在管理部门，对于优秀的学术编辑都是有着共同的理想楷模的，那就是像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等这样的人。当然，即使在“编研一体”时代，大多数学术期刊编辑也不可能都像他们那样杰出，所以，与其说这些楷模是衡量优秀编辑的标准，不如说编辑应有与他们类似的知识结构和工作方法，至于学术水准和工作能力当然因人而异，无法苛求。然而，这些编辑楷模无一不是从“编研一体”的模式中走出来的。没有学术研究的经历和经验，是不可能造就优秀的学术期刊编辑的。楷模们已为“编研一体”传统的意义作了最好的证明。因此，即使体制的设计者（管理者）在使编辑职业化越来越刚性化之时，即使编辑身份的自我建构者（学术期刊编辑）在以职业化为前提进行建构之时，他们也都没有否认这些楷模特殊的学术和编辑经历，相反还都是备加推崇的，可见“编研一体”的传统也都已深潜其心中，是很难轻言告别的。
可以预见的是，不管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中国学术期刊终将走向体系化和规模化。因为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化时代，我们正面临着来自早已实现了体系化和规模化的国际学术传媒集团的强力竞争，要在这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学术期刊的体系化和规模化都是必由之路，也就是说，像国际学术传媒集团那样的编辑分工迟早也会出现，这大概要在数网时代才能实现，本文暂且存而不论。但无论是体系化还是规模化，其基本构成单元还是期刊或类似物，编辑分工出现后，学术编辑仍是不可或缺的，其来源不仅不会有改变，而且只会更加灵活，只会让更多的学者以更多的方式参与到学术期刊的编辑中来，“编研一体”的传统不会因此而中断。由此可见，不从编辑与学者关系的层面改变编辑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现状，编辑的身份焦虑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化解。
三、回归学术共同体是学术期刊发展以及编辑身份建构的根本途径
其实，“编研一体”不仅意味着编辑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学术期刊也应是属于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期刊之于学术共同体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学术期刊为学术共同体划定了边界；其二，学术期刊是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同时能起到这两方面作用的学术期刊必定是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的专业或专题期刊，并内嵌于学术共同体。而学术期刊要实现体系化和规模化，作为其基本单元，必然是这样的学术期刊。显然，学术期刊的“单位制”和编辑职业化人为地切断了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天然联系，同时造成了学术共同体的发育不健全、学术评价的不科学和学术期刊的各种“体制病”，编辑的身份焦虑不过是其后果之一，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制约了学术研究和学术平台的发展，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不满。
尽管学术期刊的职业化实行了几十年，但出于对学术期刊现状的不满，学者们亲自创办学术期刊的愿望从未因此而磨灭。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证就是，近二三十年来，非书非刊、亦书亦刊的“学术集刊”的顽强存在。所谓学术集刊，其实就是以书籍名义面世的连续出版物。从外观上看，它们与期刊的差别仅在于缺少一个由国家审批的刊号，但实际上，还有三个更为重要的差别：其一，学术集刊均由著名学者，一般都是某一学科方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主编，由学者担任编委和编辑，比较典型地承袭了“编研一体”的传统；其二，学术集刊绝大多数为边界比较清晰的专业或专题期刊，与学术共同体有良好的对接，符合学术期刊的一般规律；其三，学术集刊大多交由出版社出版，采行的是比较典型的编辑与出版相分离的模式。显然，学术集刊的创办、编辑和出版模式与现行的学术期刊体制是相冲突的，因此，自其问世以来，一直处于相当艰难的办刊状态：不为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承认，新闻出版总署在多次集中查处违规出版行为时，都将“以书代刊”的学术集刊出版行为列入查禁的违规行为之列；在行政主管部门主持的种种学术评价中，学术集刊所发表的成果一般也不会被承认；除了CSSCI以外，所有的评价机构也都拒绝将其列入评价数据源和评价对象。可以说，学术集刊的出版，一直是“非法”的，其生存环境比起学术期刊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但即使如此，仍挡不住各种学术集刊的不断问世，至今不下数千种，而顽强生存下来的至少有数百种，且后继者络绎不绝。
学者们为何如此热衷办学术集刊？陈思和在其与王德威共同主编的学术集刊《文学》创刊时所说的一席话也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文学》是一本定位于前沿文学理论的刊物。摒弃目前社会流行的办刊思想，不朝所谓核心刊物、权威刊物去靠拢，不接受所谓学报体的论文，也不发那些短平快的报章体，力求走高端的学术道路，寻找真正的学者发表积累多年、有深刻思想内涵、有学术含金量的学术研究论文，目标就是反映文学理论前沿的各种探索和思考，从而打造其独具特色的权威性。”在这里，陈思和特别提出“摒弃目前社会流行的办刊思想”，“不接受所谓学报体的论文”，他并没有解释何为“社会流行的办刊思想”和“学报体的论文”，但可以从他所推崇的“积累多年、有深刻思想内涵、有学术含金量的学术研究论文”反推出来。我们可以不认同有所谓“学报体”的存在，但我们无法否认，在诟病“学报体”及其办刊思路的背后，是学者对学报的不满以及与学报疏离这样一个事实促使他们要创办属于自己的学术期刊。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它至少说明了学者因与学报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而对学报产生了不信任，或者说，学报的公信力出了问题。其实，不仅是学报，所有学术期刊，只要疏离了学者，就只能凭手中掌握的媒体发布权来支配学者，其公信力必然会出现问题。尤其应该引起学术期刊界警惕的是，学者们创办学术集刊并艰难经营的努力已有了回报，近年来，部分口碑较好的学术集刊已获得了新闻出版总局颁发的正式刊号，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学术期刊。这些刊物的编辑身份与职业化的编辑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很少有后者那样的身份焦虑。
英国学者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指出：“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虽然该书主要讨论的是当代社会中个人的身份焦虑问题，但以此来形容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似也无不可，体制为学术期刊编辑设定的成功典范对于职业化的编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据此，终究难以通过身份建构使职业编辑能够自尊和自信地独立于学术社会之中，编辑的身份焦虑必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同一书中，阿兰·德波顿还引用了美国学者威廉·詹姆斯的一个公式：“自尊=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这也提醒我们，编辑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在身份建构中，试图把自己定位为全能型学者和优秀编辑合体人或者“学术引领者”，无疑是在无限地加大对自己的期待，最终受到损害的必然是编辑的自尊和自信。因此，明智的选择只能是：学术期刊应主动打破与学者间的樊篱，积极向学术共同体回归。只有期刊回归了学术共同体，编辑才能真正成为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这是解决学术期刊编辑身份焦虑的根本途径。
以上所有的讨论，都是基于纸本时代的学术期刊，而今天的我们已跨入了数网时代。当然，编辑的身份焦虑不会因为数网时代的到来而自动终结，相反，数网技术对印刷技术的取代、人工智能的应用、传播媒介和传播路径的变化、国际竞争的加剧等，都对学术期刊提出了新的挑战，更增加了编辑的危机感和编辑身份的不确定性。但我们也要看到，在遭遇新的挑战的同时，也展现出了更多的机会和进路方向，比如在以往身份建构中较少被关注的知识服务的理念、传播的意义、技术的作用等已开始凸显出来，从而为编辑身份建构增添了新的元素和提供了新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