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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要独木成林,从不做关于明天的想像

2018-04-20 12:03

来源:微信公众号“一口老井” 所属学科:全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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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可触可感的事物,视线内的人,都是我所关心的,其余的东西我没有兴趣。我做记者出身,我们知道任何一条新闻只要深究下去,总会发现真相不会与原来登载的那样。也许终极真相根本不可知,就像黑泽明《罗生门》里的描述,所以我要抓住的是可靠的东西,包括快乐和悲伤。

我有一个亲人般的朋友得了白血病,当他跟我说化疗时周身血管像灌了辣椒水一般烧灼,我感到一种同体连心的疼痛,这种传感是无法形容的,我在草地上孩子般地大哭。而与此同时,也许非洲在闹饥荒,阿富汗在饱受战火摧残,可我的内心却不会掀起波澜。这在佛家看来是没有修炼到大境界,没有达到“无缘之慈,同体大悲”。

还有我父母,他们今天依然坚持极为简朴的生活,令我非常心酸,想想看,一生中有多少人能在你的视线之内?至多不过数十人,就构成了你的世界。过去我们的教育有误区,鼓励别人做好事却没有说这是为自己得到快乐,就在一年前,我“打的”还是分毫不少地拿回找零的钱,可今天,我不让司机找零,这样我很愉快,一件不让我喜悦的事我是做不到的。

别人曾问我对香港的评价,我说出来就一定是偏见。因为香港对我来说就是一间HMV(音乐无限)和无数的电影院,而电影院里我永远只买K12那个座位的票,因为它能全方位地观赏,画面可以占满我的视线,你说我贸然谈论香港,难道不是偏见吗?然而所谓全面的、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呢?你说一个谈话节目,究竟得出结论重要还是享受谈话的过程更重要?我们跟朋友侃大山,话语里充满了谬误,但为什么谈几小时都觉得那么快乐?

当我20岁的时候,由于青春反叛,一度觉得自己跟父亲势不两立,而今天,我却发现自己的遗传基因结结实实地在起作用。比如,就像父亲一样,我大部分时间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独处,朋友极少。我父亲甚至过年到哥哥家住一晚都觉得不舒服,因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也许这跟文革的影响有关:人人自危。记得当初在批判资主义人情冷淡、世态炎凉的时候,说人家对门几十年的邻居都不认识,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家从文革起就一直那样!这种外来户的自闭家庭影响了我的性格,直到今天,当街上有观众突然喊一声“窦文涛”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逃避,过后才又检讨。

说话对于你是需要,对于我是一种追求,我必须千方百计把自己调到兴奋频道,我需要状态。在我看来,“一”的状态最好,即生活和工作是同一种状态,但目前我做不到。我一直把主持节目看得很神圣,在主持前一分钟,必须静默,这就像起跳前的助跑,而冲完线,运动员又恢复到原来的速度,我还是我。

我主持的是即兴谈话节目,一直以来我都需要对自己说,让我们开始,然后等待一个奇迹的发生,而大概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把它当成游戏和爱好,某种朝圣心理改变了,节目也就自然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和状态。

我对“代”、“群”、“族”等概念不感兴趣。世界由太不相同的个体组成,任何以“代”、“群”、“族”这类概念对人的划分都有着太多的谬误。有时候你觉得跟亲兄弟的差异还大于你跟一个八十年代小青年的差异,那这“代”又说明了什么?反过来说,纯洁的人有没有?有。在拉斯维加斯可能找到,在佛国拉萨也可能找到。

文革时习惯把人分类:“工人阶级”、“臭老九”、“知识青年”,有了类,就有对立,就连电影也类型化,英雄人物一律“高大全”,个性全被磨灭了。只要反思一下历史,你会发现把某些人划进某种队伍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思维后遗症。为什么我们不反思一下思维方式本身呢?

物理学上有一种“测不准原理”,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真理的所在,为什么要在丰富多彩的个性现象上扣一顶帽子?我觉得测量方法本身就干扰了结果。人就跟动物一样满地都是,没有什么一样性,归类有时隐藏着一种权力的阴谋。比如成年人训斥孩子,这就隐藏了大人的一种企图:你要按我的想法行事。事实上大人也无法说明自己对,你看这个由成年人组成、统治着的世界,不也那样糟糕吗?分类有时还极其危险,比如说“包二奶”,这种词语的发明就太粗糙,每一个个体那么复杂,怎么可以一言以蔽之呢?我没有什么革命性,我只觉得人人都值得尊重,众生平等,我对现状也相当满意,即使明天一切变了,我也对这个世界一样满意,只要你别伤害我。

我同意一位朋友的话,没坏心就是做善事,你做雷锋,很好,但我每事必出于善心,总可以了吧。比如跟你说话,如果第5分钟我发现了人身攻击,我就会自动闭嘴。我反对概念,也是因为发现人类的语言真不是一种完美的沟通工具。误解才是我们之间的真相。只有心心相印,才能得到全方位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作家开始摒弃离开真相的东西,他们尽量不用抽象的形容词,以免偏离真相,言之有物,谬误就会少些。

对。那些东西跟我的童年有关,已经融进了自己的身体,你想像不到的事儿更甚,我至今爱看历史专题片、文献纪录片,比如《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天》、《邓小平》、《彭德怀》、《让历史告诉未来》等等,你说,一个八十年代的孩子会去看吗?我1967年出生,可以说,血冷了,感觉还在,我发现有些人在极端幻灭之后,发出的悲叹仍然是宣言式的,例如“永远不要相信梦幻”——仍然是红卫兵的语气。人难免陷入悖论,比如我偶而在看黑白片的时候,每当英雄身上绑着炸药包往悬崖下跳我就忍不住哭,看到英雄王成,在烽烟中拉开爆破筒,整个银幕回荡着英雄赞歌,我仍止不住泪流满面。虽然理智觉得可笑,但情感偏偏不听指挥。说近一点,面对双亲,我自认孝子,但我希望如果今后我有儿子,更希望他像动物一样,长大就走,我不用感恩,我会让自己死在养老院。

一动不如一静

人们都喜欢编造他们想像的故事,其实我是一个再松散不过的人,当初被招去广东电台,是因为少儿组缺个壮丁,后来提出去广东电视台,电台又不放人,恰好北京打来电话要人,我就成了“水泊梁山”的108好汉之一。凤凰台初建,两岸三地各路英豪,济济一堂,起初我的节目也做得不太好,但各色人等的生活方式给我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户,我发现人居然可以这样生活,更幸运的是,我知道了人居然可以这样享受音乐、消费音乐。

人生的巨大改变。过去的音乐老师告诉我们怎样感受音乐中的阳光和雨露,怎样聆听《贝九》中命运的敲门声。这让我从理性上感到负担,觉得音乐是神圣的、莫测高深的事。既然自己不懂,我就不去听它,真像个行尸走肉,干什么都先问一句:这有什么用?当我在HMV那海洋般的音乐浸泡之后,我发现身边有那么多美丽的花草树木,听到了久违了的鸟叫声,它把我生命中潜在的细腻和敏感显影出来,让我开始尝到了人生的喜悦。在HMV,你只要带着听觉来,成千上万种的音乐一定让你选到自己最为享受的,有一次,当我从HMV出来,发现自己在里面足足站了六个小时!我幸福地触碰到了世界的精华,其实音乐并不高深,即便听《贝九》,也不会比我听刘德华高雅,它就是一种和生命一样的美妙消费,有点像吸毒,还真的是剂量越来越大。回想一下,我少年时老成持重,而今天,却反倒像个孩子。

如果没有人找我,我就过得很安生。我从小对身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人生的每一步也都是比较被动的,就像你坐在这里的“老窦酒吧”,也是恰好有几个生意人想开酒吧,希望用我的名字,恰好我有朋友来深圳也没啥好地方可去,就答应了。也许是一种家传,我们兄弟几个都懒于争取机会、创造机会,但当机会来到眼前,也绝不辜负机会。就像一个走江湖的手艺人,整天琢磨的就是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而且,对于我这么一个完美主义者来说,永远都能把手头钉的这张板凳做得更漂亮!所以,就算是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节目,把它做好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在广东电台你所有说得出来的节目类型我都上过,也没觉埋没了自己,当然凤凰台给了我更大的舞台,仿佛一切都好像有戏剧性,表面上内心一直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外人想像中的故事。

曾经有人见到我,张嘴就说,嘿,那个说黄段子的来了。是的,那就是我的一段时期的生活,我和朋友在饭桌上聊这些。慢慢地,觉得没意思了,话题也转向了生活兴趣、爱好一类,自然就少谈或不谈带色的了,并非一种刻意,我的改变是因为我认为面对观众应该诚实。

有时我也会为功名利禄影响心神,但我觉得那很危险,如果实大于名,状态最好,而当名大于实,那是危险的开始。而且我老在想,拍广告,本身会不会是对名气的一种消费呢?上帝很公平,他给你这么多,也一定会拿走你这么多,想通了,就感到周身舒坦,徨恐和浮躁便离我远去。

快乐不应依赖别人的合作来完成

学会一个人快乐,是成熟之后的事。我曾有过非常脆弱的情感经历,我的初恋失败了。那一年寒假,我身上仅有80元,从鄂西的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直走到湘西的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路上住没有灯的人家,睡草坑,表面上好像因为恋爱的伤痛放逐自己,当中也掺杂了男孩子在不成熟阶段,故意虐待自己,折磨自己以求得平衡的东西,实际上,希望寻找的是一种风尘仆仆地站在她面前的感觉(她家当时在长沙)!

那种活在梦里和剧中的感觉是美好纯真的,寒假后开课,我在教室里看到她,又不能自己,干脆不上课了,一个人坐船到庐山、黄山,辗转在大街上,身上湿了的衣服被体温烤得直冒白气,一个月之后回校,我就在夜深人静的校园里站在女孩的宿舍楼前,看着她寝室的台灯最后熄灭。我不能忍受的程度让我明白自己有多么脆弱,而打击,就是一种成长,我终于明白,一个人的快乐不能依赖别人而存在,你得与命运相处,而你的快乐需要另一个人的合作才能完成是不对的,从那以后,我对快乐的标准作了修改:要自足、知足。别人参与当然很好,不能参与我也可以享受生活。所以迄今为止,我的所有爱好都是可以一个人玩的。

与其他所谓孤独者不同的是,我有开放的心灵,虽然我很少主动找朋友,但有朋自远方来,我却可以倾力创造一个美好的夜晚,让彼此敞开胸怀。

你有多少不开心,我就有多少不开心。但遇到不高兴的事不一定是坏事,你可以改变一个看法,让喜怒哀乐不能折磨你自己。比如,从前一个报纸骂了我,我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不高兴呢?这样也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其实除了自己,一星期后谁都记不得,它会过去的,世上没那么多人会惦记你,所谓人言可畏,都是妄想,你一定要学会让事情转变。

我从不作关于明天的想像

我是个鼠目寸光的人,我把每一次节目,都当作最后一次。因为人在任何一个明天都可能会死去。真正的真理不是你还有几十年的日子,而是只有这一个周末,这一档节目,这一次握手,我从不想象明天。

恰恰相反。“明天可能结束”是我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健康的人生观,我要做的是,每天上床之前可以对世界说,我们互不拖欠,我们两清了,所以今晚我就可以永远安眠。没有证据表明你还有十年,还有未来是一种假象。

我觉得现有的一切都很好,而且你希望世界怎样,世界就一定如你所说,呈现出什么样子。《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不是让一个神父把他变成了好人吗?我只希望世界按它原来的样子去发展,正如张艺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我不管别人的看法,只是用心地做自己的事。——非常朴素!观众的口味和说法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我们也的确看过太多倾尽全力的东西无人喝采,而随便拼凑的节目却红极一时。虽然从小我们受科学体系教育长大,但究其本,我觉得“不可知论”才是真理。人生无常,我的节目也可能随时不被看好而淘汰,但我保持着一种真诚,不管国际大事还是鸡毛蒜皮,我都保持个人观点——这会有一种良性循环,你的进退得失,都会在节目里一点一滴被看到。

从小到大,我们有过多少理想?有时候我们甚至天天玩味它,而理想确实不是用来实现的,命运之手,才在推动着你真实的行走,我觉得自己成长的每一步都很被动,但我接受它,人和命运用不着较劲。

人生有度——如果告别屏幕,还会去做什么?这是时刻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我相信命运的奇妙肯定不是人所能揣度的,它自然会给我安排。得与失永远是个恒数。而今天整个社会的情形是:某人出了名,就拼命炒作自己,拍广告,他觉得自己不能红几年,他得挣后半生的钱。

享受名气,同时也就消费了名气。比如做《锵锵三人行》,我拿一份劳动所得,心里踏实,而大量去拍广告,当名气一下“颓了”的时候,损失就无法估量。当然,做名人过罗湖关常常不用排队,上飞机迟到了也可以偶开后门领你上去,但名气就跟吃饭一样,永远只能适可而止。在我看来,前两年我的名气刚刚好,好到在大街没人拍我肩膀的程度,这就够了。

现实中的每个人都会追求财富。但这个世界的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生活水准和财富追求上升到了《豪门恩怨》的程度,甚至想跟李嘉诚、比尔。盖茨看齐,认为只有到了那儿,才可喘口气。虽然我们不愁吃喝,但现代人为了财富,生存压力比过去更大了。身心的自由与健康,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决不仅仅仰仗财富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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