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在这120年的光辉历程中，北大成就了许多人，而这些人也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就来缅怀一位被北大学生亲切地称为“北大舵手”的郑天挺（字毅生）先生。
郑天挺先生与北大的关系非常深厚。郑先生的父亲郑叔忱，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教务提调（相当于教务长）。再者，蔡元培与郑叔忱在翰林院共过事，郑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校长是蔡元培，按旧礼，郑先生可以称蔡校长为年伯。郑先生本人，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古文字。193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1933年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中国文学系副教授。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由中国文学系转至历史系任教授。西南联大期间，仍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1945年8月抗战胜利，赴北平接收北京大学，主持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
1937年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合影
前排右起：唐兰、魏建功、郑天挺、胡适、罗常培、罗庸、何荣
1938年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合影（蒙自分校）
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1948年，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同学的名义，向郑先生献“北大舵手”锦旗，表明对郑先生的尊重及郑先生几十年对北大的贡献。北大学生自治会致函郑先生云，这种爱护北大的精神，“全北大同学不会忘记您，全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您，全中国后代的子孙也不会忘记您”。
不错，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时刻怀念郑天挺先生，比如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探微集》《及时学人谈丛》《清史简述》《郑天挺元史讲义》《郑天挺隋唐史讲义》《郑天挺明史讲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及《郑天挺先生学行录》，让更多的人阅读郑先生的著述，了解郑先生的为人。
今天，北京大学迎来120周年校庆纪念日，我们特推送北大著名校友任继愈先生所写《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共同感受郑天挺先生的精神风采，学习郑先生勤劳刻苦的拼搏奋进精神与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
任继愈
郑天挺，字毅生，是明清史专家，他有治学的专长，又有办事的才干。西南联大八年间，他处理那些极琐碎、极不起眼的总务工作，从容不迫，办事公道，博得师生们的信任和称赞。他除了主管西南联大的总务工作外，还兼管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总务工作，他也是文科研究所师生共同尊奉的“山长”（旧式书院的负责人）。
中年郑天挺（西南联大时期）
郑先生工作忙，但从未放弃教学工作，他讲授校勘学、明清史，经常在夜间看书、写作。当时靛花巷这所集体宿舍里，熄灯最迟的有两位，一是汤用彤先生，一是郑天挺先生。据我所知，当时大学里有几位学有专长的教授，管了事务，脱离了教学，以后就脱离了学术界。郑天挺先生早年得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的真传，由于不断努力，继续攀登，他的国际声望甚至超过孟森先生，在南开大学创建了明清史的中心。
总务工作十分繁杂、琐碎，经常有些无原则的纠纷，三校联合，人员的成分也复杂，郑先生处之以镇定、公平，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了。1945年，日本投降，西南联大决定结束，三校各自搬回原址。郑先生奉派发回北平筹备恢复北京大学。他临行前，委托我和韩裕文（已故）两人清理他房间的书籍、绘画、文件，该留的留下，该销毁的销毁。我们两人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清理他8年来的函件、文件时，才知道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延揽人才，给同事们平息争端，消除了一些派系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对立。
1947年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在郑天挺家中合影
左起：郑天挺、谢国桢、孙毓棠、雷海宗、邓广铭、周一良、向达、张政烺（身高者）、余逊、邵循正、杨人楩、孔繁予、赵万里
西南联大的领导层，他们不会把学校领上邪路，特别像梅贻琦先生以办教育为终身事业的学者，光有上层团结，如果教务、总务等职能部门不协调，天天闹人事纠纷，学校也难办好，当时确有搞派系、闹不团结的一些人。如果那些想闹事的人告密、攻讦，闹到重庆教育部，国民党巴不得找个借口，“整顿”联大，派一批学阀党棍来插手，西南联大就要遭殃，民主堡垒也将受到伤害。
郑天挺先生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弥于无形。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曾对人表白过，若不是偶然的机会帮郑先生清理文件，我也无从知道。我尊重郑先生的意志，从未对外讲，但是郑先生的贡献，郑先生的胸怀，值得敬佩。郑先生已作古，若不说一说，也许这些看不见的功绩将永远湮没。
还有几件小事也想提一提。
郑天挺先生与罗常培先生同住在青云街靛花巷3号，北大文科研究所集体宿舍，和研究生住在一起，在一个食堂吃饭。他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按生辰八字，有六个字相同，罗常培先生开玩笑说：“我和郑先生的八字差了两个字，我降生的时辰不好，所以当不了总务长。”当时章廷谦先生每年都宣传郑、罗两人的生日，强迫他俩请客，庆“双寿”。当时大家很穷，日子不好过，花钱请客，出于被迫，每年两人请有关老朋友吃一顿，罗先生对章廷谦先生的起哄颇有烦言，我没有听到郑先生对此发过牢骚。
1938年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合影（蒙自分校）
前排左起：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郑天挺
西南联大学年考试，都由助教事先准备考卷，印制考题，临场监考。有一次助教何鹏毓睡觉睡过了头，醒后，发现时间已过，挟起考卷和试题向教室跑去。何住在文林街宿舍，到新校舍至少要15分钟，何鹏毓生得胖，走得急了些，加上心情紧张，刚跨进教室，就晕了过去。郑先生和班上的同学们把他扶起来，七手八脚抢救，喷凉水、按摩，十来分钟，何苏醒过来。郑先生这才发卷子，开始考试。事后郑先生没有埋怨过何鹏毓。那天我到学校，正碰见这件事的发生。
北大文科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周法高原为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在文科研究所跟罗常培先生研究古音韵学，成绩优异，他后来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了台湾，前些年被选为院士。他读研究生期间，患小肠疝气，需动手术，要住院，请名医外科专家范秉哲给开刀。抗战时期，物价高昂，住院费用和手术费用都比较贵，旧社会没有公费医疗，医疗费用都由个人负担。住院前如不能先交足费用，则需有人担保。郑天挺先生是研究生的“山长”，做了周法高的担保人。
周法高
手术很顺利，范大夫医道也高明。周法高生怕住院时间长了，花费太多，他没有等到拆线，私自跑出了医院，自己忍着痛把缝合线拆掉了。病人失踪，医院到处找。这时周法高大约还欠医院一点钱，如果不算拆线的费用，再减去提前出院省下的住院费，欠款也有限。郑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一面批评周法高不应该不守医院规矩，不辞而别，一面也向范秉哲大夫作了解释，了结了这场小小纠葛。范秉哲大夫晚年在北京安居，他一生治疗过上千病人，他也许不记得这个小插曲了。
3年前看到周法高写的一篇回忆大陆读研究生的生活的文章，曾讲到他得过疝气，请一位大夫治好了，但未提他自己拆线和郑天挺先生担保的经过，补叙几句，留作海峡两岸学者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