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闲聊，问她刚刚参加完高考之后的女儿在干吗。他回复说：班上的同学约着一起，唱卡拉OK去了。

每个时代的孩子们，参加完这场人生大考，都要放松一下。只是，他们放松的方式不同。

28年前的七月，我也参加高考。考试三天，人基本上是麻木的。那个时代，考试的结果并不象今天这样，有那么多孩子能走进大学读书。我所在的当地县一中，算是最好的中学，每年600多考生中，能考上本科的学生，也不过30多个。加上大专和中专，有机会继续念书的，全部不会超过150人。

在这种升学比率之下，人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考好了，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好前程。上大学不用说，大学毕业之后，一定会分至一个单位。考不好，回到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生的命运也许就此定局。所以，那个时候的高考，和一份包分配的工作、甚至是一生的命运，几乎可以划上等号。

会考完之后，就算完成一件大事儿，自然也会和同学们一起放松。我们放松的方式很简单：同学之间，拿着一条席子，晚上躺在寝室的楼顶上，放松地天南海北地聊着自己人生有可能的去处，聊着自己未来的样子。但无论如何，不用再担心自习，不用再担心考试，不用再担心睡不好。无论是回农村务农还是将来能有一个学校继续读书，至少于我，心里还是有着憧憬和梦想的。

回过头来，看看1990年那个夏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有的影响了我一生的处事方式，有的令我的人生就此改写。

一、父亲

高考的最后一天下午，父亲就骑着自行车赶至了我所在的县一中。

老家距学校的距离，约有30公里的样子。如今看起来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那个时候行走却要艰难很多。一条被称为公路的马路，坑坑洼洼，长途客车至少要在上面行驶两个半小时。那时上高中的我体质较差，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摇摇晃晃，加上车里充满着农村人进城携带的鸡、鱼等各种货物的味道，常让我吐得一踏糊涂。吐的次数多了，我便练就了人生的另一个本领：上车就睡，下车就醒。以致于后来坐飞机，无论是在国内出差还是出国的长途航行，我总是能在飞机上睡得呼声震地，一下飞机，就立即保持清醒。这个功夫，与我高中三年一个月回一次家坐长途车的历练是分不开的。

父亲骑自行车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省钱。长途车再便宜，也需要花掉一笔钱。我读三年高中期间，弟弟妹妹正在读小学，都需要钱。所以，能省一个算一个，便是庄稼人的逻辑思维。无论是读初中还是高中，每隔一段时间，父亲都用自行车驮着米面，将其送至学校里，作为我日常的生活费用。父亲选择骑车的第二个原因，是托运行李方便。高考完毕，一堆的被子和学习用品，需要运回家里。

当年读初中时，父亲骑车带着我和一袋要交给学校的粮食，骑至一个下坡处，一不小心，摔在地上。我伤得不算重，父亲却重重地倒在地上，半天才爬起来，看得出人很难受。从那以后，直至我高中毕业的几年时间里，他就骑车负责送粮，我就步行或搭车至学校。

高考之后的那个晚上。因为考试考得不好不坏，我又处在中等生的层面，所以，未来考上的机会渺茫，回家务农的机会更大一些。那天晚上没事儿，我便和父亲一起，在学校附近的河堤上走走转转。我跟他说有可能考不上，他安慰我说：不要紧！如果不行，我们就回去找找关系，当个民办老师也好！

那个晚上，我始终清楚地记得，他坐在河堤边上人工渠的水泥地上安慰我时的眼神。初中高中六年下来，一个经济差得不能再差的农村家庭，几乎集中了全部的钱粮供我读书，而我的回答却是“有可能考不上”。他回复我的话不是责备，恰恰是我没想到的宽慰。六年时间里，家里对我的态度也不太一样。母亲多数时候，是经常给我讲同一个村子里其他学生学习很用功的例子来激励我，而父亲则总是让我顺其自然。他经常劝我，“回家就是要放松，就是要玩”。而母亲多数时候的心情，是恨不得让我24小时都在读书。也许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一个好学生，才能在未来的学习里，拼得一个机会，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所谓拼命学习，大家都坐在教室里，比着谁最后回寝室。学校统一停电了，就点蜡烛。老师来催了，也要拖很久才回去。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几乎都是处在这样一个病态的学习理解中度过的。这六年时间里，因为这种病态的理解，我上课经常打瞌睡，晚上却经常睡不着。有一段时间，我和相当多的同学，都有些神经衰弱，一天到晚神情恍惚，经常处在崩溃的边缘。

后来，和同学一起去了当地的中心医院，医生给开了两大瓶药。那年好象是高二，刚刚接任班主任的数学老师王国治，一个严肃、看起来古怪却又心地极为善良的老头儿，用近乎命令的语气让我们扔掉药，每天跑步，每天坚持用冷水洗脚。他甚至后来给了我一个“特权”：每天早上不用跟着班上的同学集体跑步，自己跑，想跑多远就跑多远。从那个时候起，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我天天跑步，直至高考最后一天，从未间断。

身体越来越好了，成绩也慢慢上来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老师的帮助下，在精神上战胜自我，让自己不再沉沦。

也许父亲能感受到我中学六年来的折磨和艰难，更多时候给予我的是宽慰。高考的那个晚上，父亲劝我不要担心，奠定了我的人生态度，也教会了我如何教育下一代。今天，每当听到孩子们的成绩偶尔并不令人满意时，我也在努力地控制自己，尽可能去安慰孩子。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如父亲，对孩子的要求总是过多。他是一个农民，却比我更有智慧。

二、班主任

我们那个年代，是成绩出来后再填报志愿。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每个孩子似乎只能根据成绩来决定自己未来要学的专业。很少有人按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自己。

高考成绩出来了。跟班上同学比，我的成绩算是有了超常发挥，考了490分，能进入第四批录取分数线。

这个成绩，当时能选的，就是当地的师范专科学校和一些中专。那个时候，老师的待遇不好，收入低不说，还经常发不下来工资。所以，一些中专成了人们的首选，因为，未来的工作机会，往往会好于师专。

家里没有关系，也没有更多的远见，就只能报当地的师范专科学校。未来的命运只能有一个选择：回到自己所在的镇上，当一名初中老师。

我选了物理系。其实我的物理并不好。我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清楚地知道，未来在镇上当老师，收入是没有办法养家的。惟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学点儿相关知识，未来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去镇上弄个摊位，给人们修电视机和收音机。这在当时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赚钱的行业。

从高中回到镇上时，我就在想象以后的生活。根本不可能娶到一个吃“商品粮”的老婆，多数时候，会在附近农村找一个对象，自己当个老师，在外面谋个兼职，有点儿工资之外的收入，好让自己经济上更踏实一些。

在那个时代，多数人只能是这个命运。只有18岁的我，没有更多的眼界，只能在这个大环境下，去想象自己有可能改变命运的空间。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此定型。

但这个命运，却突然在那个夏天，被改写了。

在被当地的师专录取之前，我所在的中部某省份一所警察学校的老师到我们高中去选人。当地或省里的的警察学校，多数属于中专，报名者挤破了头，自然轮不上我。但这所学校特殊，同样是警察学校，却是为未来的监狱或“劳改农场”（现在都称监狱）服务的。也就是说，进入这所学校，同样是穿警服，只不过未来所面临打交道的对象是监狱里的犯人。

因为当时监狱的待遇不高，也很辛苦。很多人会在农场里守着犯人劳动，和农民们没有太多的区别。此外，这样的单位很多时候发不下来工资（后来我参加工作时，曾有6个月发不下来工资的情况发生。最严重的时候，单位有11个月发不下来工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从家里背米背面到单位生活）。这个时候，报考这所学校的人就不会象社会上警校那么热门，竞争也就小很多。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进入公务员体制的机会。无论工资高低，至少是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多数人的普遍理解：当警察要比当老师强很多。

同样是当年劝我丢掉药瓶的班主任王老师，在关键时候给我改写了志愿。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也无法联系上我。面对去招生的警校老师，他果断地替我重新报考了这所学校。关于警察学校所必须的面试，他把照片给招生老师们看，并向老师们保证：“长的很好看”。

因为警校是提前录取，前面对师专的所有猜测和梦想，都化成了泡影。人生命运，就此转弯儿，驶向了另一个路口。

农村交通不方便，通知只能寄至学校。后来，在等候通知的时候，我多次住在班主任家里，跟他的儿子挤在一个房间。20多年来，我心里时常在暖和着：世界上总有这么一批被称为老师的人，如此地爱着学生，没有私心，不求回报，只是希望我们走得更好一些。

多年前，这位老人已经离开人世。每每念及他曾给予的恩情，我都会在心里默念：祝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安息。

三、劳动

高考之后的署假，我还是要守在家里劳动。夏天的农活，于我而言，有两项内容：烤烟叶和卖西瓜。

那个时候，农村人总是一窝蜂地被指挥着。尽管每家每户承包了农田，但种什么，什么时候要统一弄成个什么样子，还得村干部统一指挥。不听指挥者，多数是会被罚款的。

那几年流行种烟叶。大约是上面考虑到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想让农民生活得好一些。几年下来证明，也并非能达到他们的理想状态。多数时候，烟叶收成好，丰收，当地镇上收购站会把价压得很低。收成差时，对方又回把价稍抬一些。和棉花一样，你要是觉得不公平，想把它拉至别的地方去卖，中间还会罚你个倾家荡产。丰收与否，农民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

那个时候，只觉得不公平，但很少想着去反抗。所能做的，就是用心，把烟叶烤得质量好一些，尽可能卖个好价钱。

一笼烟叶，从装进去至出笼，大约需要四天五夜时间。我高考那年夏天，已经是我第四年烤烟叶了。烤烟没有诀窍，需要的只是按照技术员的要求或说明书，尽心而已。所谓的尽心，就是这四、五天时间，每隔15分钟，必须要检查一下温度和湿度。温度低了，就烧柴。湿度高了，就开天窗。只要掌握了这两方面，就好办得多。

但这绝不是一个浪漫的活儿。最苦的，是人根本无法休息。家里烤烟以我为主，父亲只能在下半夜替我一会儿，因为他白天要下地干活。连着四五天时间不能睡一个完整的觉，人就天天变得睡意朦胧。有时候睡过了，醒了一看，就吓一大跳，赶快做补救措施。那个时候，最盼的就是能有一个能一直响的闹钟，可惜一直没有。此外，到比较远的稻场里拉麦秸回去烧，也是一件体力活。要备着防雨，所以要多拉一些回来。一个人扯柴和用板车朝回拉，现在想来，也总是心有余悸。

不烤烟叶的时候，另一个任务就是卖西瓜。天晴，我就跟大人一起，拉到街上卖。下雨，就得拉着板车，走着泥地，走街窜户，将西瓜换成粮食回来。那个时候的西瓜不象现在，能存放的时间稍长一些。熟了之后，放在地里三天，就会全部坏掉。所以，西瓜熟了，刮风下雨，想尽一切办法，也得把它卖掉。

现在想想，我当年高考的动力，并非是出于对知识或求学的渴望，而是出于对劳动的恐惧。农民太难了，生存条件，是难以想象的艰苦。高考成功，就有可能在未来一生中，结束这样的生活。失败了，接下来的生活，就是重复这样的命运。

所以，高考必须成功，成了象我这样农村孩子的人生信条。我们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高考。

那年夏天在家干农活之后，我又劳动了一个夏天。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才告别了这样的生活。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对劳动真的没有多少热爱，多数情况下，是无奈和被动地接受。多少年来，我总在想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天，那些守在家里劳动的日子。我得承认：我的内心，对农村劳动，是恐惧的。

这些劳动，也改变了我的一生。居安思危，时常想着五年以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后来，我当了10年警察，再后来当了10年记者，再后来出国读书生活，这些改变，均与这个夏天有关。

四、同学

我们高考的年代，没有卡拉OK，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

高考完后，几个同学相约至我家。那个时候，流行窜门，几个同学一约，相互到彼此的家里走动走动。印象中，我因为家里要干活，没去其他同学家里。

几个同学到我家，我已经不记得招待他们什么了。能在街上买点儿肉，炒点儿鸡蛋和豆腐，就已经很不错了。好在大家都很艰苦，没有人抱怨。我家跟河南交界，距最近的新野县城只有几十里路。父母从邻居那里借来自行车，我们四五个人约着，一路向北，骑到了那个地方的县城里。县城实在是小，转一圈下来，也花不了太多时间。一群人一路聊天，说着各自的打算，对未来充满着幻想和憧憬，路上并不寂寞。

现在想来，不知道当年我的同学们是如何在我家度过的。两个晚上，我们只能睡在外面的地上，没有蚊帐，只能任蚊子叮咬。多年后爱人提醒我，给我描述家里的情况，我才意识到，长那么大，几乎就没有用过蚊帐啊！

除了窜门，我们还写信劝勉没有考上的同学。600多个考生，只有140多个有机会上学。这还是当地最好的中学的录取情况。对多数没考上的关系要好的同学，我们写信去劝他们复读，从头再来。无论如何，大家在一个班上一起生活了那么多日日夜夜，这种感情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安慰他们的好处，就是让他们有信心和勇气，能重新回到课堂，再搏一次。

那年夏天，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带通知书回村子里的当天，父母在田头劳动。他们都看了通知书，脸上的表情无法形容。他们也都知道，我手里握着的，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纸，而是有可能改写命运的一把钥匙。有了它，未来就有希望。

我拉了一板车的麦子，到街道上的粮管所上交，因为这是转“商品粮”的必须要求。天热，身上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我穿着父亲那件厚厚的蓝色上衣，拉着板车，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9月16号，我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随父亲一起，坐1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了汉口。冒着小雨一路打听，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通向学校的路上，终于在当天晚上赶至了那所省属警察学校。

五、如今

28年之后，与我同一样参加高考、关系极好的几位同班同学，也有着不同的命运。

一位同学，考进了我文中提到了当地师范专科学校。后来分至县里的一个小镇，成了高中老师。偶尔回国，同学小聚时，才发现他头发开始脱落。女儿已经上了大学，日子安稳。

一位同学，高考落榜。此后复读，再落榜。第三年再复读，终于考上了一所大学。后来分在一家汽车公司工作，直至今天。

一位同学，担心家里交不起复读费用，最终未能再走进高中，与大学绝缘。此后，他当民办老师嫌工资低，当农民种药材被骗，外出打工被人扣押在工地，再后来改行成为小包工头替人管理工地。最初几年见他，都能感受他想改变命运的努力。很多年后，再见到他时，他在我老家的城市里开了个小裁缝店，和爱人一起为人做衣服。女儿中专毕业，去了外地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正在读书。无论如何，日子也算安稳。

一位同学，高考成功，读了成都一所大学的本科。毕业后，分配至家乡的一家动物检疫站工作至今，成了所里的领导。

一位同学，高考落榜，最终未能复读。最近两年听到他的消息时，是他在家乡城市的工地上打工，爱人有病多年，几年来一直断断续续地住院，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今年春节，家里唯一的孩子，也在精神上出了问题，他一直守候在医院。他在微信里问我：老天为什么会对我这么不公平？！我心痛得无法回答。

一位同学，复读时和我在一个班上，同样在那年落榜。后来成为学校的食堂师傅，再后来到南方打工。他跟我一样，喜欢写作，却无法靠写作来改变命运。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总是在保持着这份热爱。体力上辛苦，精神上富有，这是我不能与他相比的地方。

而我，正如前文所说，当了10年警察后，觉得自己能看到四十岁时的样子。不满意，就改行成了记者。后来再不安份，就出国读书生活，每天漂泊在这个看起来与我毫不相干的城市里，平庸地活着。

我们的命运，都因20多年前那一场高考而定型。现在想来，高考之后，我们那时候每个人有着不一样的梦，很多时候，只是一场空想。

不知道今天的孩子，是否还有兴趣听我们的高考。我的女儿，今年即将满17周岁，明年即将在英国迎来她人生的大考。也许在她眼里，听这样的故事，实在是无趣。她这一代，不太关心父辈们怎么样，更不会关心：父辈们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才带她走进今天的生活。他们眼里，有当下流行的社交软件，有当下年轻人的时尚生活。但，没有28年前的那场大考，没有那个夏天，也许就没有她今天的一切。

我常在想，如果当年没有考上，我回去务农，或者是当一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民办老师，我的命运会漂向哪里？

我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却一直无法对自己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