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诺亚·赫拉利是一个以色列历史学家，他写过两本畅销书：《智（从动物到神）：人类简史》（Sapiens，大陆版《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台版《人类大历史：从野兽到扮演上帝》），在这本书中他考察了早期人类的历史过程；和《神人》（Homo Deus，大陆版《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台版《人类大命运：从智人到神人》)，在这本书中他推测了我们作为后人类的物种可能去往的方向。他的新书，《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一堂课》（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大陆版《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探索了当下我们面对的各种困难。

Q：现在，您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了。国际的承认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

我的时间少多了。我发现自己满世界地跑，去开会和接受采访，基本上，就是在重复我认为我已经知道的东西，研究新东西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几年前，我还是默默无闻的，研究中世纪史的教授，那时我的受众，大概就是世界上读我的文章的那五个人。所以现在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是相当让人感到震惊的：现在我写个什么，就会有大概数百万人来读。总的来说我还是高兴的。你不会想只说话就够了，你也想有人来听自己的话。现在，我有这样的听众了，这是一个特权。

Q：您是怎样决定当代最紧迫的问题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写起来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是在和公众的对话中写出来的。它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在访谈和公共活动中被问到的问题影响。我的前两本书，写的是人类的长时段的过去和长时段的未来。但你不能活在过去，也不能活在未来，我们只能活在当下。如果不吸收这些长时段的洞见，就移民危机、或英国脱欧或假新闻说点什么，研究那些还有什么意义？

Q：您认为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生物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意义吗？

五年前，人工智能听起来还跟科幻一样。就算在学术界和私企中有人至少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潜能，但在政治领域和公共话语中，你却几乎听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东西。接着，两三个国家的政府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印象是，中国人最早意识到这件事情。我认为，这源于他们在工业革命中遭受的民族创伤，当时，他们错过了工业革命的火车，被落在了后面，并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他们会为走在AI革命的前列做一切事情。差不多在去年，欧洲人和美国人也意识到了这件事。如今，我们正在走向人工智能的全面军备竞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新闻。

Q：为什么自由主义特受大数据的威胁？

自由主义基于这样的假设：你有进入自己的感情、思想、和选择的内心世界的特权，除你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真的理解你。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感情是你生活中、同时也是政治和经济中最高的权威——选民最清楚，消费者永远是对的。就算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自由意志，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自由意志又是有意义的，因为没人能够理解和操纵你最深处的感情。但现在，神经科学中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融合，以及收集关于每个个体的庞大数据并有效处理它们的能力意味着，我们非常接近这样一个点了：在这个点上，外部的系统可以比你更理解你的感情。在最近假新闻的流行中，我们已经可以瞥见这种局面。

假新闻常有，但这一次，不同之处在于，你可以针对特定的个体来剪裁故事，因为你知道这个特定的个体的偏见是什么。越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即相信他们的感情代表某种神秘的精神能力——操纵他们也就越容易，因为他们不会认为他们的感情是被某个外部的系统生产出来的，或者说，为这个系统所操纵。

Q：您的写作风格清晰明了，但读者还会误解您吗？

是的，误解很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时是因为他们不真想理解。有时是因为许多问题既新且复杂。我不认为读一本书就能弄清楚所有这些问题。把话尽可能地说清楚——特别是在对普通公众说话的时候——是科学家的责任，但我也不幻想每个人理解的内容都和我写作时想要传递的一样。

Q：您说，如果你想要好信息，那就开个好价钱。硅谷的格言则是，信息想变得免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网上的新闻产业也遵从了这个格言。这么做明智吗？

在涉及新闻产业的时候，信息免费的观念是极端危险的。如果外面已经有那么多免费的信息的话，那么，你如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变成了真正的商品。眼下，有这样一种激励机制：为吸引你的注意——然后把它卖给广告商和政客等等——而编造越来越多的，与“真”无关、或者说毫无意义的耸人听闻的故事。一些假新闻，是俄国黑客操纵的结果，但大多数假新闻，是这个错误的激励结构造成的。编造虚假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并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我们愿意为高质量的食物和衣服和车花钱，为什么不为高质量的信息付费呢？

Q：我们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变革的时刻。人类能承受如此快速的变革吗？

我们必须拭目以待。我主要的恐惧，实际上是心理学方面的——我们有承受如此程度的变革的心理适应力吗？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变革的速度一直在提高。我的祖母九十三岁了，她觉得还好。总的来说，我们幸存下来了。我们还能不能再次幸存下去，不好说。我们必须把更多的资源投到人的心理适应力上。

Q：沉思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重要？

对我来说，沉思是一种理解现实——首先是关于你自己的现实，然后，是关于世界的现实，没有故事、没有虚构，也没有神话——的方式。只是观察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区分虚构与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沉思是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个部分。我的新书的最后一章更个人一些，因为它与沉思有关。我担心人们会认为我说的是，沉思将解决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沉思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压力，但它肯定不是把人类从所有问题中解救出来的银弹。

Q：您怎么会决定九月份和娜塔莉·波特曼一起在伦敦露面呢？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趣。她不只是电影明星，她也是一个有科学和心理学背景的，非常聪明的人。所以，和同在两个阵营的人交谈，会很有趣。我认为从她的角度来看，事情很可能会不一样。

Q：您在意人们把你当能回答一切的智者或见士看吗？

对，的确令人担忧，特别是在我没法回答至少是大多数问题的情况下。我也熟悉人类的这个倾向：他们总想有人能够回答一切，这样，他们只要按他或她说的去做就好了。我肯定不是那个人。所以我希望人们不要把这本书当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生活的，无错的指南去读，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清单就好了。你不可能不经过讨论就得出答案。所以，首先，我们需要讨论。

译自Andrew Anthony, Yuval Noah Harari, “Yuval Noah Harari: ‘The idea of free information is extremely dangerous’”, 原载https://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8/aug/05/yuval-noah-harari-free-information-extremely-dangerous-interview-21-less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