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与白宫女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轰动全美，引发了一系列调查和对克林顿的弹劾案。年轻的莱温斯基也成为了人们公开唾骂和嘲笑的对象，多年来饱受网络暴力之苦，在事业与生活上都经历了无数挫折。2014年，莱温斯基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重回公众视野，讨论这一丑闻给她带来的种种影响，并引起了社会对网络暴力的关注以及对这一事件的反思。

距离丑闻爆发已有20年，莫妮卡·莱温斯基的重新露面引起了与她年龄相仿的加·泽文的注意。这位曾出版超级畅销书《岛上书店》的美国作家开始思考，经历了这一切的莱温斯基，承受的羞辱是否并不公平？沉寂多年又重回公众视野的她，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基于对莱温斯基事件的一系列思索，加·泽文完成了《太年轻》这一小说，讲述了一个在国会担任实习生的女孩，是如何与深得选民支持的议员发生婚外情，又是如何因丑闻败露而身败名裂，最终重新振作、扭转自己命运的故事。女主人公的经历与莱温斯基非常相似，而加·泽文别出心裁地选择从她本人、她的母亲和女儿、议员的妻子这几个不同年龄阶段的相关女性的视角入手，让读者能够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一事件，进而探讨事件背后隐藏的社会不公。

《太年轻》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全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与好评。2018年5月，《太年轻》中文版由读客出版。今年8月，作者加·泽文再次来到上海书展，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加·泽文

莱温斯基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职场女性身上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要基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写作《太年轻》这部小说？

加·泽文：其实《太年轻》的故事不仅仅来源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书中描述的事情已经在美国发生了无数次——我并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所以把这一问题放在美国国内讨论。你经常会看到一个稍有权势的老男人，跟某个年轻女人有暧昧关系；一旦这种暧昧关系公开了，她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并且被负面的评价所包围；然而那个男人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他依然可以过着以前的日子。这种事发生在很多刚刚进入职场的女性身上。

在美国，很显然莱温斯基丑闻是最有名的，因为和她曝出不正当关系的是我们的一位总统。我比莱温斯基年纪轻，但我记得丑闻刚发生的时候，我非常反对她的行为，并且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现在我的年纪已经超过了莱温斯基在事发时的年龄，但比事发时的比尔·克林顿还是年轻一些。而我现在对比尔·克林顿更有意见——一个身处高位的男人竟如此滥用权力，利用年轻女孩的感情。这一丑闻是如此轰动，以至于如果你想寄信给莫妮卡·莱温斯基，你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下“莫妮卡”这个名字然后投进邮筒，她就可以收到了，因为她是当时全美最有名的人。而我之所以会根据这则丑闻写作，是因为当这种事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令当事的女性束手无策，并且会改变她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还有一个原因是，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是第一个在网络时代发生的此类丑闻，你可以用网络搜索到相关的一切细节。她是第一个受到这种公开羞辱的人。不同于过去在电视和报纸上报道的丑闻，网络令她无处可逃，因此这一丑闻对她的影响要强烈得多。

澎湃新闻：你是否想通过写作这种丑闻，来批判一种羞辱女性的社会文化？

加·泽文：在美国，我们从未有过一位女总统，也很少有女人能进入政界高层成为一名国会议员之类的角色。像莫妮卡·莱温斯基这样的白宫实习生，往往都有进入政坛的念头，她们想要成为未来的议员甚至总统。然而当这种丑闻发生，她们便不得不放弃自己在政界的职业规划。很多女人的职业道路都因这种小错而中断，然而犯了同样错误的男性却不会受到这种惩罚。我正是想批评这种文化。

而在政界之外，这种文化依然盛行。所以这不仅仅关乎政界，它可以是任何一个职场女性的故事。职场充斥着性别不平等，例如，在美国，女性CEO的数量远少于男性CEO；而当一个男人能从工作中得到1美元的报酬时，一个女人只能得到70美分。

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也是一个关于互联网的故事。在过去，如果你做了什么错事，只需要搬到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而现在你没法这样了，除非像我书中的角色那样换一个名字。我们不得不由此改变自己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我并不想批评这点，而是在观察这一事实。我们都有一重与现实分离的网络身份，但它会一辈子跟随我们。

澎湃新闻：你说此类事件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名职业女性身上，但你还是选择让这件事发生在政界。是否因为政界女性的处境更艰难，所以故事更典型？

加·泽文：是的。如果她是一名在政界以外的领域工作的职业女性，她可以换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对她的人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影响。但发生在政界的丑闻，会立刻成为公共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无论她如何换工作都难以摆脱。因为政治是关乎公共利益的，所以是人人关心的事。美国人对政治家的能力和道德都有一定的要求，不会投票给曝出这类丑闻的人，所以丑闻发生后，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澎湃新闻：如果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故事发生在今天，你认为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

加·泽文：我认为会的。因为当莫妮卡的丑闻发生时，我们已经有了互联网，但还没有社交媒体，话语权依然掌握在传统媒体手中，所以她只能单方面地接受攻击。但现在是社交媒体的时代，她可以为自己辩护，其他理解和支持她的人也会挺身而出为她辩护。所以我想事情一定会有所变化。而且现在女权主义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同于过去了，如果你观察美国的上一次总统大选，会发现特朗普不尊重女性的行为受到了很多谴责，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显然有了很大的提高。

最近兴起的#MeToo浪潮中，也有很多人谈论和反思莱温斯基丑闻。这件事曾被叙述为一个坏女孩跟已婚男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不是唯一的真相。我想#MeToo的爆发正好给了我们重新讲述这个故事的机会。

35岁以上的女性需要更多书写

澎湃新闻：《太年轻》的写作方式很特别，你选择从几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的视角展开写作，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方式？

加·泽文：美国电影里的男主角可以是50-60岁，但我想你应该很少能看见50-60岁的女主角。一般来说，在电影和电视剧中，作为故事主角的女性顶多只有30-35岁，这个年龄之后的女性就不在关注范围内了。我想，如果没人讲述其他年龄段的女性的故事，我们就并不能知道她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所以我一开篇就写了一位64岁的女性。我想通过多视角的叙述方式来展示不同年龄段女性的人生经历，因为做女人不是一瞬间的事，每个女人都会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幸运的话会活上很久。即便我们不再是30岁，不再是电影中呈现的模样，我们的人生依然在继续，依然有多姿多彩的人生故事。

又因为小说讲述的是一件关于女性的丑闻，所以我自然会想到，成为这位女性的母亲是什么感受？成为她的女儿又是怎样？我想要进入与当事人相关的其他女性的视角，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这样一件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从未考虑过她们的视角，我们只是迅速地对这种丑闻做出了评价，但从未真正去思考这个故事。

澎湃新闻：《太年轻》中丑闻女当事人的母亲已经64岁了，而她是你小说开篇的第一位故事讲述者。你自己很年轻，距离64岁还很远，写作这样一个人物是否很有难度？

加·泽文：小说家的工作就是想象自己成为其他人。即使我写一个跟我同龄的人，我也不是在写自己，而是在写作中想象自己成为那个人的感觉。在我看来，64岁的年龄只是这名角色性格中的一个部分，她性格的其他部分依然需要我丰富的想象。当然我也会在生活中寻找一些参考，会想到我的母亲和祖母，但我并不需要成为她们。我的个人经验只够我写一本小说，第一部小说之后，我就不再写自己了，转而写作世界上的其他形形色色的人。而现在我已经写了九本小说了。我需要不断地发掘新题材，写作新的人生，这也是写作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我喜欢想象自己不会拥有的经历，好像过了另一种人生，我想这跟一名扮演了很多角色的演员是一样的。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要把《太年轻》中丑闻的发生地设定在南佛罗里达的犹太人社区？

加·泽文：当我写作一名不是我自己的角色时，我需要确定自己和角色之间的距离，寻找作者与角色的共同点。所以，当我决定以莫妮卡·莱温斯基为原型创作时，我就开始思考我与她的相似点。首先，我们的年龄差不多；其次，她在加利福尼亚的比弗利山长大，我现在住在那附近，但我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镇上长大的，那里有很多犹太人居住。所以为了加强我与角色之间的联结，让写作更容易展开，我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了那样的一个镇上，这样我就可以把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写一些在角色身上。

另一个原因是，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在一个与莱温斯基丑闻完全不同的地理位置发生，因为美国很大，而这样的故事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而在佛罗里达的背景下会不太一样。因为那个镇上66%是犹太人，而全州的犹太人有30%左右。所以当丑闻中的男性政治家得到了犹太社群的支持时，当事的女性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犹太人社区中面对的压力也就更大，我觉得这能为我的小说增加更多的曲折与冲突。

在我的小说中，当事人后来从南佛罗里达州搬到了缅因州，也就是从美国的最南方搬到了最北方。环境的变化能够反映在人们的生活中，而我想用南北的对比来表现当事人人生的转折和对比反差。

想写真实的女性，而不是强大的女性

澎湃新闻：《太年轻》一经出版，就被人们打上了“女权主义”的标签，你也承认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身为一名作家，你对女权主义又是如何理解的？

加·泽文：《太年轻》中这类丑闻只是女性面对的困境之一。女人在一生中有无数次机会被人告知自己不该如此生活。你的身体、衣着打扮、婚恋与生育状况，都可能遭到旁人的指点和”纠正“。女权主义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击。我认为女权主义的根本在于，女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谁也没资格教女人如何做女人。

在我的写作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小说应该属于哪一种。如果你的小说主角是女性的话，人们就会把你的小说归为女性小说；但这很荒唐，因为没有“男性小说”这个说法， “男性小说”就是小说。我过去并没有感觉到性别歧视，但在我成为一名作家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女性的处境，因为人们对女作家以及作品的描述与男作家截然不同。女作家的作品总被描述为可爱的、活泼的、有魅力的；而男作家的作品则是有力的、智慧的。正是这样的事让我成为了一名女权主义者。

澎湃新闻：所以你会为了反对这种歧视，刻意塑造强大的女性角色吗？

加·泽文：我很抗拒“强大的女性角色”这种描述。我书中的女性并不总是强大的，她们有时候也很软弱。成为女权主义作家也意味着成为一名人道主义作家，我要写作女性真实的样子，而不是她们希望成为的样子。所以我不是在写强大的女性，而是真实的、遇到种种问题、与生活斗争的女性，她们都在寻找自己可做的事，并努力做到最好。

澎湃新闻：真实生活中的女性在遭遇这类丑闻时，境况或许比你的小说更艰难。你认为应该怎样帮助她们克服这种挫折？

加·泽文：是的，对女性来说这样的事确实非常困难。我认为，作为女性，我们或许没法阻止男人的做法，但至少可以不加入到“荡妇羞辱”的行列中，可以形成一种女性互相支持的局面，这样就能帮助她们走出逆境。这正是我在书中所表达的。我想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但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也在羞辱和伤害其他女性，因为在男权环境中生活太久而不自知，所以要承认自己同样抱持偏见、对待丑闻女主角的方式不公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们所有人，不单单是女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都应该格外小心。你需要思考，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在故事的背后，有没有可能存在另一个故事？这能让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活稍微容易一些。

澎湃新闻：《太年轻》出版后获得了怎样的社会反响？你是否有收到过读者的反馈？

加·泽文：小说出版后，我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很长的巡回签售。一路上有很多女性读者告诉我，她们也在国会之类的地方当过实习生，就像书中的阿维娃一样，而这本书的内容与她们的经历竟能准确契合。而令人遗憾的是，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能由此进入政界。问其原因，她们告诉我，政界的系统不会让她们这些人如愿以偿。不过我想，现在美国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了很多的女性领导，所以这一局面正在逐渐改变。我还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女读者的信，她们在信中告诉我她们与书中人物经历过相似的事，虽然不一定发生在政界。我想我的小说能让她们感觉好受一些，不再那么孤独，因为她们知道有人和自己经历过类似的事，有过相近的感受。

知道别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所感受的，这本身就能给我们带来力量。我们也需要谨慎地评价其他女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可能会遇到跟她一样的情况；或许你在生活中从未遇到过麻烦，或许你不会成为阿维娃，但你可能会成为她的母亲或女儿。我想这本小说的存在，能让这种处境的人不再那么孤独。

澎湃新闻：你在写作中是否会试图用文字影响社会？

加·泽文：我总是以改变社会为目的而写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地造成社会影响，但我确实总在考虑这些。因为我的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我不是为了自己写作的——第一本书或许是，但后来，我意识到书其实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所以在那之后，我写作是为了理清自己对某件事的想法，以及表达我认为重要的事。我并不想影响政策，或是告诉人们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但我想观察世界，因为这是我所生活的世界。

我想《太年轻》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女主角最后做出了选择，她决定参加竞选。结果是输是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参选了，重新进入了公共生活。在美国，女人很多年来都没有参与过竞选，她们并不想抛头露面。我希望年轻的女性读者看完这本书后能有所思考，她们是否愿意走入自己所在的社群，进入政治生活中。我笔下的人物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后依然能做出这样的抉择，我希望她能激励到更多人，让她们相信：我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