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正式进入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作为一种技术，人工智能将会给人类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围绕这个问题，社会各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发展论”“被控制论”“毁灭论”“驯服论”等，这些观点显然都从某一个方面对人工智能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的认识。不过，从科技发展史来看，任何新技术的发明，结果都是正反两个方面的，所不同的是，不同的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乐观主义者很容易看到技术的积极一面，而悲观主义者往往专注于其消极影响。但无论如何，由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具有颠覆性的影响，这个时代人类社会很可能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有可能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有可能是一个愚蠢的时代。

“我”是谁？AI是谁？

Who Am I? Who Is AI？

我们先想象这样一天，突然“我”被一群人工智能人所包围：被一个人工智能人（AI）叫醒起床；起床后，有做早餐的、有打扫卫生的、有整理草坪的、有的在为花浇水等等。总之，我们已经被人工智能人完全包围起来了，“我”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孟什维克”（少数民族），而“AI”却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革命派）。

不仅如此，而且“我”的一切生活被“AI”完全精确地安排，一切都是无缝对接。例如，“我”向去会以为朋友，一个“AI”马上精确运算“我”的朋友今天在做什么，有多长时间有空，并建议“我”最好是改为明天去拜访，明天这位朋友有空的概率是远远大于今天；“我”想去看医生，同样AI也帮“我”精确测算，一是测算出我今天病情的程度，二是医生的忙碌程度，三是路上的拥堵情况等等，然后给我提出是否去看医生和哪天去看医生搞得建议，等等。这一切表明，“我”的未来已经完全处于确定性之下，“我”已经不再面临着不确定性的社会之中了，但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相反风险却更大了。我们都知道，人类所追求的幸福并不是在于最终的结果，而在于追求幸福的过程之中，只有在过程中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幸福。就正如我们到某一个地方去旅游，但我们并非就是在乎具体目的地的风景，而在于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之间这一路上的风景的体验。然而，有了AI以后，“我”的生活就简单地变成了起点和终点，已经没有过程了。这才是最大的风险，确定性取代了不确定性，意味着人类将是没有幸福体验的一种物种。我们试想想，这种物种长久下去是否会在智商上出现“返祖现象”？

AI可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What can AI do? What can I do?

汽车是无人汽车、下棋是AI的对弈、办公室事务也完全是AI完成……这一切真的是让“我”倍感幸福，因为“我”根本就不在需要劳动了，完全摆脱了对劳动的依赖，似乎从此人类来到这个世界就仅仅是来享受人生。甚至包括科学研究，如撰写论文的时候，“我”只要提出一个理念，AI就会在瞬间围绕这个理念完成无数篇相关的论文。又如文学创作，“我”只要提出一个主题，AI就会在瞬间完成有关这个主题的无数部文学作品。“我”所遵从的“十年磨一剑”和数十年如一日的文学创作等工作都成为AI时代的笑话。

这种情形并非是幻想，而是即将到来的事实，就正如同声翻译这项工作，这是一份附加值非常高的工作，据说，直到本世纪初，一个同传每小时的收入是4000-5000人民币，但这种高收入的工作可能是最先被AI淘汰的。中科大研制的讯飞翻译机器人，从单一语种走向了多语种的技术飞跃，也就是说，在一个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的国际会议，不需要同声翻译已经成为事实。同样，医学诊断也同样已经被AI所取代。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复杂性工作由AI来完成。

这样的情形将是：一切的工作都被人工智能人所替代，包括科学研究，“我”只是掌控着一个开关，“我”存在的价值就逐渐变成虚无。马克思当年指出，劳动创造人本身。可是，没有了劳动就会毁掉了人本身。既然劳动的职位逐渐被AI所占据，对于人类的“我”来说，劳动就成了人的第一需要，劳动成了人类的奢侈品。当今现实社会中，一个人犯了罪，轻者往往被判刑从事“劳动改造”。将来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犯了罪，轻者将被判处不允许他劳动。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是否会在肢体上也会出现某种“返祖现象”？

“我”与AI到底是什么关系？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nd I?

“我”掌控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能掌控“我”？是人类掌控着人工智能人，还是人工智能人掌控着人类？诚然，人类的一切技术发明都是为人类的发展服务的。然而，2016年3月的人机大战，AlphaGo以4比1的总比分战胜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2016年末2017年初，该程序在中国棋类网站上以“大师”（Master）为注册帐号与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局无一败绩；2017年5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它与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3比0的总比分获胜。面对这一切，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忧虑：既然机器人能够战胜棋手，那么AI就有可能在其他方面战胜人类，从而成为控制人类的智能人或者也叫“数据生命体”。这就是技术异化现象。所谓“异化”，根据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技术是人类所创造发明的，但技术却成为人类的控制者。为什么会出现技术异化现象呢？我认为

原因有三

第一，公利论语与私利伦理的矛盾。技术发明最初是源于一种公利的伦理，即人类不能总是停留在野蛮时代，于是在劳动中逐渐学会了制造工具，为了战胜各类猛兽的攻击而不断更新人类的相应工具。即便是到了近代，生产工具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最初也都是源于公利的伦理。但是，人类不仅是分群的、分为不同的“想象共同体”的、国家的，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共同体、不同的国家都是有私利的，于是技术发明与创新最终沦为私利的工具，公利伦理最终被私利伦理所取代。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技术种种被少数人所垄断，并用来控制弱小的其他人群、弱小的共同体和弱小的国家。这从而导致技术的异化。

第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契约。技术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工具。人类很容易解决改造自然和政府自然的工具即技术创新，但人类却总是很难设计一套调节人类自身关系的制度。原因就在于，制度设计往往受制于设计者的私利等因素。制度首先是从保护私利的角度进行设计的。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指出，人的强大和智慧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学会了造房子。建房子（相当于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好自己，使自己的肉体不受寒冷的侵袭、抵御凶猛动物的攻击（这些写都是私利）。弱者也会模仿强者建立房子（制度），但房子简陋（即技术创新不足、制度弱）。在野蛮时代，强者会摧毁占领弱者的房子，使之服从自己的制度（制度的范围扩大，逐渐成为一种公共品）。制度的转换后同时也明确了要求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必须服从，强者于是用制度来拓展自己的私利，而逐渐弱化弱者的私利。制度最终也成为私利伦理下的契约关系。前文述及，技术都会沦为私利的工具。问题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不是同一群人，从而导致制度的私利伦理与技术的私利伦理之间的矛盾。技术的异化会因制度的缺失而更为严重。

第三，社会科学思想创新严重滞后而技术创新大大超前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对社会科学思想发展史与科学技术发展史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历史上成果是不断涌现出来的。远的不说，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时间里，技术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使人类进入“微电子时代”；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即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技术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相比之下，社会科学思想的创新却严重滞后，即便我们把镜头拉到公元前1000年，从那时到今天，按照雅斯贝尔斯等的观点，人类“哲学的突破”数千年来还仅仅发生了一次，这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也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如东方的老子、孔子等；印度的佛陀（释迦摩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他们对宇宙的本质产生的理性认识所达到层次之高是前无古人的，而再看他们以后的2000多年，他们的认识也是后无来者。欧洲的“文艺复兴”也不过是文化长河中激起了一阵浪涛，但这似乎回流的浪涛根本就无法回到“轴心时代”的那一座座思想的高山上。正是缺乏思想的整合，技术没发展一步，每创新一次，不是在促进人咧发展，而是给人类带来了极其悲惨的战争。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之间，是人类从未有过的自我杀戮，而技术在这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两次世界大战之中几乎把最先进的武器都投入到人类的自我杀戮之中）。人类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由于没有哲学思想的统合，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还存在，而未来更为悲惨的战争可能是人与人工智能人之间的战争，是技术对人的战争。

如何协调“我”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How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nd I ?

要知道，人类发明某种技术绝对不是要让技术来控制人类，尽管技术在私利伦理的驱使之下会导致“不道德”的某些科学家借助于自己的技术来控制其他人群。技术毕竟是人创造发明的，是人类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和产物，客观上来说人类是完全能够驾驭技术的。也就是说，人工智能AI无论有多么先进，但毕竟不可能完全成为肉体的、富有感情的人类。AI的先进性完全受控于人类。不过，人类不是用一种技术的“善”去控制另一种技术的“恶”，技术不可能区分为“善”与“恶”，如果某种技术被赋予了“善”与“恶”的价值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人类自身的价值所致。因此，处理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归根到底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通过制度来进行规训。如果真的是“驯服”“赛维坦”的话，也只能用制度来“驯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制度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诚然，制度会因设计者的各种主观因素包括知识水平、环境认知和自己的私利等而很难进行顶层设计，尤其是不可变的受到私利伦理的制约，而导致制度成为设计者私利的维护工具。但是，人类毕竟是智慧型动物，总会有办法进行纠错，包括制度设计也是一样，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创新型的利益集团最终会占据上风，成为创新性制度的设计者，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会克服私利并从公利伦理出发来进行制度设计。就正如七个和尚分粥一样，开始是一个人掌握着分粥大权，结果是一人饱而六人天天挨饿。大家开始要求改革并确立了新的分粥制度，即每人分一天。结果是每个和尚都有一天能吃饱，而另外六天挨饿。这也不符合公利伦理，于是又要求改革并再次确立新的分粥制度，即谁来分粥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管分粥大权，谁就最后取粥。在这种情形下，分粥的人必然要坚持公平原则和公利伦理。否则，他就永远是最少的那一份。制度的私利伦理被有效克服，从而使制度在公利伦理之下正常运转。因此，不要担心人工智能会摧毁人类，使人类进入黑暗的隧道，当人工智能在制度的规范之下正常工作的时候，那种克服了私利伦理的制度，一定能够把人类从隧道中带出来，并并人类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条件下重建最光明、最智慧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