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上午12时50分时，贺建奎到达位于香港大学李兆基演讲厅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会场。贺建奎发表主题演讲，并回答媒体提问。

贺建奎的演讲从原定的11点30分推迟到12点50分。

在峰会召开前一天，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姐妹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姐妹尚处于胚胎未植入母亲子宫时，研究团队对其CCR5基因进行编辑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该事件随后引发巨大争议。

▍“科学狂人”贺建奎现身：首先我必须要道歉

28日12时50分左右，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的千人大会堂内，贺建奎现身。

“非常感谢，首先我必须要道歉。我的整个实验结果呢，由于实验的保密性不强，所以数据被泄露了。所以我必须要在今天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那在这个会议开始两天之前，这个话题变得很火爆。这个研究，是已经递交了。整个的伦理委员会来进行监管，我非常感谢。我们整个团队做出了努力。以及对整个研究结果的一系列总结。同时，我也想要感谢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完全不知道我的这个实验。我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进行研究。”

▍“这个结果是不小心公布的”

贺建奎发表主题演讲时称，这个结果是不小心公布的，我也感谢南科大，尽管他们对此不知情。对这个基因的改造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效果，首先在小鼠上做了不同细胞的实验，之前的一些研究中这项技术也没有发现脱靶效应。

▍露露娜娜已健康出生 风险已告知婴儿父母

贺建奎发表主题演讲时称，露露娜娜已经健康出生，他们检测之后发现结果符合预期，两个基因序列得到预期效果的改善。虽然基因测序发现了一个潜在的脱靶风险，但是距离其他的基因都很远，之前我们发现过这个问题，也告诉过婴儿的父母。

他还表示，原本八对夫妻参与基因编辑项目，其中一对夫妻期间退出。

会上，英国科学家Robin Lovell-Badge作为主持人就这项实验的过程细节询问了贺建奎，贺建奎进行了一一解答。

在贺建奎进入会场演讲之前，Lovell-Badge向在场观众表示：“我们需要给贺建奎一个阐述他实验过程的机会。”

主持人：很明显，你选择了CCR5基因，因为你看到了很多可以证实的报告，但是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它的功能呢？有几百万人有这个基因的缺少，但这不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在中国这更不常见了。也许可以反应出在北欧比较多见，但在中国没有，那会不会导致其他并发症呢？比如流感。

贺建奎：我们选择CCR5有几个原因，首先HIV在很多国家是致死性的疾病，而且HIV会导致未感染的儿童以后有危险，在国外证实，这些HIV的孩子在6-8个月有5.5%的风险。

对于CCR5，我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也有一些临床试验。首先，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经了解，在其他的一些项目中，进行了一些定期的病毒的筛查，也确保安全性。

主持人：我追问，CCR5肯定在免疫系统中有一些作用。免疫系统是遍布全身的，包括大脑也受到影响，所以你的研究，曾经说，不会影响到，但曾有研究发下出现CCR5缺少的小鼠有认知方面的异常。你真的了解CCR5基因吗？

贺建奎：我反对使用基因编辑来进行任何的提升性试验。我们选择了CCR5基因作为第一个切入口，另一个原因是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单基因，进行第一个模型。

主持人：还有一些与实验数据有关的问题，比如多少对夫妻，多少卵子获取了，多少进行了编辑？

贺建奎：一共有8对父母参与了有这个研究，一对中间退出。志愿者要求，父亲呈HIV阳性，母亲呈HIV阴性，同时也有年龄要求。

主持人：这次研究一共获取多少卵子

贺建奎：有31个成功成长为囊胚细胞，30个成功成长到胚胎。

在演讲过后，贺建奎接受了来自观众和媒体的提问。提到对两个孩子未来的担忧，贺建奎表示——愿意用自己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来自澳洲的伦理学家：是否能说说机构的伦理审查过程？以及未来，你对孩子的责任？希望你慢慢讲一讲，对孩子未来的责任。

贺建奎：很多人问我这方面的问题，说如果你的亲戚看到基因的遗传性疾病你怎么样。我觉得需要帮助有遗传性疾病的家庭，或者有潜在感染的孩子，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

观众：学界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完全可以选择没有感染HIV风险的其他办法。

贺建奎：首先我们认为这不仅是针对这个病例，而且针对很多。目前还没有HIV的疫苗。我曾认识感染HIV的人，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给叔叔阿姨去养，来防止。我自己觉得非常骄傲去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个母亲觉得孩子失去了希望。我会用我所有钱和精力去照顾。

我愿意用我生命的下半辈子去负责。

来自剑桥的伦理学家：知情同意书被四个人看过。那个对话中发生了什么，你如何对父母解释风险等问题？他们读得懂知情同意书吗？

贺建奎：在一个1小时10分钟的会议上，父母、我和两个观察者。他们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我一段一段，一行一行地给他们解释，然后他们可以问任何问题。他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当场决定，也可以带回家慢慢考虑。有两轮知情同意，首先是我的同事，非正式的两小时谈话，然后是我1小时10分钟。

业内人士：你可以解释资金来源吗？

贺建奎：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还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3年前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学校给我薪水。后来我们开始了临床试验，资金和所有支出（包括给志愿者怀孕期间支付的费用）由我个人出。个人公司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项目其中。

记者：“如果这两个孩子是你的孩子，你是否会做这个实验？”

贺建奎：“如果是我的小孩有先天缺陷，我会第一个做这个实验。”

业内人士：将该项试验用于人体的必要性在哪里？

贺建奎：在贫困地区，洗涤精液的技术很难实现。我们做的这些能够应用和帮助到这些人，这就是这个项目的必要性。

业内人士：露露和娜娜的未来怎么办？

贺建奎：将对她们持续监测，并且进行隐私保护。志愿者夫妻有良好教育背景，夫妻签下协议，并被告知和了解了其中利弊。

来自香港大学的观众：你提供了一些基因组的证据，每个科学家需对病人负责，将来如何负责婴儿的安全，特别是精神安全，还有疫苗注射等等？

贺建奎：我们严格按照规定，每一块钱都用在孩子身上，我们会保证她们取得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治疗和评估。

观众：假定她们中的一个有了免疫艾滋病的功能，是否会得到区别待遇，特别要是另一个感染了艾滋病，这会改变她们的人生而走上不同的轨迹？

贺建奎：我们要谈论孩子的自治，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工具控制她们的未来。让她们自然生长，有选择的自由，让自身的潜力得到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