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多数投身于儿童早期教育的人来说，薇薇安·嘉辛·佩利（Vivian Gussin Paley）这个名字绝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佩利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儿童早期教育的相关著作，并因此闻名教育界。她是全美第一个获得麦克阿瑟奖的幼儿园教师，所提出的“游戏本位教学法”对美国的学前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她都是美国学前教育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
薇薇安·嘉辛·佩利（Vivian Gussin Paley）
这位前不久刚满90岁的老太太来自一个移民美国的犹太家庭，她把一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了幼儿园教学上，剩下的时间则致力于影响和改变世界幼儿教育。薇薇安·嘉辛·佩利坚持反对普遍流行的刻板教育，强调“幻想游戏”对儿童的想象力和专注力的重要性，倡导要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她身体力行，退休后积极推行改变现行幼儿教育的理念，常常在周游世界的途中接触当地幼儿教师，了解不同地区的教育差别。
薇薇安·嘉辛·佩利对于美国乃至世界教育界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她师承皮亚杰（Jean Piaget），也受杜威（John Dewey）的影响，不过，多数人认为她的教育理念更像维果茨基（Lev Vygotsky）。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尽管佩利毕生都在做幼儿教育研究，但她本人从未上过幼儿园。佩利成长于芝加哥犹太移民区，她曾在《游戏是孩子的功课》（A Child’ Work:the Importance of Fantasy Play）一书中提及自己的学前生活，讲到在五岁时，一位老师向母亲建议让她留在家里，“等到来年一月时直接升入小学一年级”，提出这个建议仅仅是因为她总是在大家围成一圈时，坐在一旁，看着别人。
佩利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正是儿时缺失的这段经历，让她此后一直都在追寻：在儿童早期的社交活动中，是什么让他们感受到舒适。她说：“我错过了一些我需要的东西。”
儿时的经历也对佩利有所启发。她于书中回忆了在芝加哥的童年生活，那是一段充满幻想游戏的时光，“那时没有电视机、录像机和电脑，没有什么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也没有什么会让我们和家人的关系长时间陷入冷漠疏离。”佩利和自己儿时的伙伴总会编各种故事，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故事上演的过程中，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会主动要求参与进来。
佩利一生热衷于学术，她于1947年取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又在1950年拿到了纽康姆学院心理学学士学位。这两段宝贵的学习经历为她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不久，佩利的教学生涯在新奥尔良的一所种族隔离学校正式展开，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她开始思考并怀疑，在儿童学习阶段，过于严苛的学习要求对他们是否有用。
杜威（John Dewey）
数十年间，美国学前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杜威的教育思想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位教育学家主张，在一个孩子的成长阶段，早期应更注重社会学和心理学教育，后期再渐渐过渡到系统的、科学的知识教育。但这一观念渐渐被美国国内的一些教育专家和政客所否定——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教育投入过大以及过于求快的教学心理等都是这一观念渐渐消失的原因。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佩利先后在新奥尔良和纽约执教。“一年级的老师们会放慢教学任务的进度，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刚刚升入小学的孩子一只脚仍然踏在幻想游戏里。”然而，正规课程介入过早和要求过于严格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在幼儿园里，他们并不会被自己发明的怪物吓到，而是最怕不断被警告要长时间坐好，要长久地集中注意力。”（《游戏是孩子的功课》）
纽约大颈区（Great Neck）的任教经历对佩利有着深远的影响，她在此期间提出的许多见解都为其后来的研究成果打下了基础。与孩子们接触得越多，佩利就越能看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潜力。她开始思考并意识到幻想游戏对儿童的重要性：“焦躁不安、冲动和胆小，会在探索一个戏剧角色时渐渐消失；一场社会游戏和在纸上画出一个大大的弧，就能让做梦的他们渐渐苏醒。”
有人把六十年代美国儿童教育的特点概括为“改变”——种族隔离学校逐渐被取消，允许幼师在课堂上更有创造性，如此，学生在学习上有了更多选择，但同时，电视节目和超级英雄漫画的风靡也引起了教育者们的担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2年，取得霍夫斯特拉大学硕士学位后，佩利回到芝加哥，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下的幼儿园。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实验学校正是由杜威所创立。佩利将在这里执教整整24年，她未来的大部分研究都将在这里展开。
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
游戏对于孩子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毫无疑问，孩子们天生就是讲故事的大师。在37年的执教生涯中，佩利的“游戏本位教学法”由最开始的怀疑、思考，一步一步变为一个成熟且有体系的教育方法。她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认真观察和记录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为了让自己能更懂他们，佩利也会录下课堂里孩子们的声音。
录音的日子也是她记录孩子们对话的日子，佩利会在每天早上四点半到七点半之间，重听前一天的对话并将之听写下来。这个苦工她坚持了十多年。记录孩子们的对话，不仅让佩利了解了孩子们的思维方式，也让她更清晰直观地发现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重新回顾这些声音，让佩利更加肯定自己的想法，那些发生在孩子们之间的对话，比成年人想象中的更有意义，孩子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着独特的看法，并且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将之表现出来。
当然，孩子们在课堂上的表现更加令人惊奇，他们不仅是讲故事的大师，也是天生的表演家，在学校里，他们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幻想游戏。对话通常会以“假装”展开，“假装我是一棵树”，“假装我是你妈妈”，“假装我是一只鸟”。也有孩子会用“假装”来保护自己，有孩子会在生活中假装自己是一匹狼或是一辆车，出乎意料的是，旁边的孩子对此并不感到突兀，他们反而会配合他一起表演。
在佩利老师的班上，孩子们通过幻想游戏学习理解世界，他们在相互模仿、相互参与中探寻友谊的真谛和社交的方式。此外，“当缺乏经验的游戏者逐渐进入游戏的世界，他们的语言流畅度就会得到提升，同时也会与老师传授的知识保持同步”。她不仅听孩子们讲故事，也会和孩子们一起创作故事并表演出来。这不仅是一个幼儿班级，也是一个舞台，佩利是老师，是记录者，也是导演。
五十岁时，佩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探讨学校中种族多元化问题的《白人老师》（White Teacher）。至今，佩利共写了13本书，每一本书都会围绕一个存在于幼儿园小小教室里的现实问题，比如关注幼儿园孩子社交问题的《孩子国的新约》（You Can’t Say You Can’t Play），探讨儿童道德世界的《孩子的天使心》（The Kindness of Children），《直升机男孩》（The Boy Who Would Be a Helicopter）则讲述了校园中独行孩子的现状以及如何帮助他们融入集体。
佩利的书，与其说是一部报告文学，不如称之为她的教学笔记。这些书里充满了她对教学生活的记录，有孩子们充满想象力的对话，也有佩利个人对教育和生活的随想，有些是她在其他学校交流的记录，而在《沙滩上的男孩》（The Boy on the Beach）一书中，则穿插了她和英语老师黄又青的书信来往。她用自己独特的记录方式向我们揭示幼儿园里的小孩为什么思考、如何思考和在思考什么。
1996年，佩利正式退休，在从业的整整37年里，她一直保持着探索求知的激情，对幼儿教育从未退却热情，直到退休前的最后一天，她还是那个迫不及待想要去聆听孩子对话的老师，充满斗志地走入那间小小的教室。
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评论道：“像佩利这样的退休教师从未真正退休，因为教育孩子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终身的激情和创作灵感的来源。”
事实确实如此，佩利从未上过幼儿园，却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幼儿园。她在退休后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一心投入到幼儿教育的研究之中。除了进行日常写作，她还时常为青年教师开设讲座，飞往世界各地的幼儿园或论坛交流分享教学经验，甚至在七十多岁高龄，受到国外教育论坛邀请时，她也毫不犹豫地接受并前往，不仅因为想要传递自己的知识，更因为想了解国外孩子的教学现状。
有人将佩利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出现的瑰宝，确实实至名归。她把自己的生命都投入到了学前教育这个深坑中。在全世界都默认高强度高压力教学方法的年代，她起身说不，转而用自己瘦弱的肩膀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自在游戏的天地，她的眼睛和耳朵就是这一切的见证者，她发现了这些小小身躯里蕴藏的巨大能量，并且尊重他们，引导他们自然步入更高一级的殿堂。
普利策奖获得者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曾为佩利的《直升机男孩》作序，他如此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野心勃勃的理论家，只要碰到舞台，就要上去跳一跳，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用各种宣言轰炸我们。这里却有个老师，她让生命的复杂性拥有其完整的尊严，她温和而体恤地观察生活，最后小心翼翼地得出自己的评论和观点。”这就是佩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