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来到北京出席一个学术研讨会。今天早上到餐厅时，碰到天津师大高建教授急冲冲正要离开，说得赶紧回去，先生这一次怕是真的不行了。两个小时后，正在主持会议的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杨海蛟先生中断了正常的会议，宣告了这个噩耗，全体默哀，向徐先生致以深切的哀悼。

    当时我即刻想到的是，要不要把这个噩耗打电话告诉我的老师王邦佐先生，因为他俩是多年的学界好朋友。但是我想了又想，终究还是没有超越世俗的见地，想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刺激王老师为好，毕竟上了一定的岁数，对死亡这件事情会越发敏感，尽管王老师也可能会从其他渠道获悉这个消息。

    在差不多两年前，2017年的9月18日，来自四面八方的政治学人齐聚天津师大，庆祝徐先生90华诞。记得当时徐先生中气十足，声音洪亮，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作为晚辈，我在发言的PPT中，展示了1982年在复旦大学主办的政治学讲习班上聆听徐先生授课的几页笔记。我想，这是我带给徐先生90华诞的最好的礼物。

    1982年，我有幸参加了被学界戏称为“黄埔一期”的政治学讲习班。这是中国政治学会为响应邓小平的“补课说”而举办的。前不久我在一个学校开设系列讲座，主题就是“政治学的四十年”，而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恢复与重建：我们补了什么课？”。那个时候我们补的课很多，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门。我听得非常认真，做了非常详细的课堂笔记，而且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了这个笔记本。

    徐先生的课程叫做“西方政治思想史专题”，课时不多，但跨度很大，从古希腊一直讲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密尔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法学世界观，徐先生如数家珍，理得清清楚楚。

    王老师一直教导我们，并且常把徐先生等老前辈作为楷模，说人的一辈子其实非常有限，时间有限，能力也有限，所能作出的贡献更为有限，但正是这样的有限，才生出无限的意义来。当下的政治学人，提起政治思想史，学到政治思想史，首先想到的就是徐先生和徐先生主编的教材，以及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学科。在徐先生有限的学术生涯中，培养并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后辈晚学，直接或间接地为我国的政治学、乃至于政治发展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丰厚的思想资源，这个方面来说，再高的评价也是不为过的。

    我所认识的徐先生还是一位非常具有生活情趣的长者。先生从小喜爱京剧，十几岁开始习唱老生，腔韵俱佳。我记得有过几次与先生同桌共餐的机会，兴趣来了先生还会唱上几句，令我们晚辈羡慕不已。

    先生已逝，风骨永存。值得我们一代一代学人追寻的，还是先生的精神，如王老师所说，在有限的生命和有限的时间里，做一些能够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行的事情。

    ——复旦大学桑玉成（2019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