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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在讨论生不生孩子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开始出现：国民的初婚年龄越来越高、结婚率越来越低。

连结婚都“拖拖拉拉”，还怎么生孩子？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的结婚率仅为7.2‰，创下近十年来新低。与此同时，中国人初婚的年龄也越来越晚，比如，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高达34.2岁！

面对这样的形势，此前，有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建议调整法定结婚年龄。近日，又有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建议法定结婚年龄应适当降低：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

学者建议适当降低法定婚龄：男20周岁、女18周岁

8月4日，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丽萍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在我国当前发展情形下，男22周岁、女20周岁的法定婚龄已不适应我国国情，应当适当降低，建议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

王丽萍在文章中提出了四个论点：

第一，我国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偏高。

横向比较，我国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是各国中最高的。纵向比较，我国1980年婚姻法与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相配合，出于适当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将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提高了两岁。可以说，现行法定婚龄的规定也是我国历史上最高的。

第二，降低法定婚龄，是我国目前人口政策的需要。

“十二五”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大幅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明显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群众生育意愿发生了重大转变。为应对这些重大变化，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意味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由以控制数量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在此历史背景下，适当降低法定婚龄成为可供选项。

第三，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改变目前初婚初育年龄偏高的现象。

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已从1982年的23.70岁提升至2010年的25.97岁。另外，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了26.8岁。

第四，现实生活中，存在男女双方因未达法定婚龄、不能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生育子女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我国一些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常常引发纠纷甚至恶性事件。适当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这部分人缔结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也有利于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据新华社报道，今年6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和继承编草案二审稿时，张苏军委员就建议将法定结婚年龄调整至男女均为18岁。

据21世纪经济新闻，今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丁列明建议，将结婚年龄改为“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为，合法结婚年龄不应低于15岁。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法定婚龄来看，中国男22周岁、女20周岁的法定婚龄确实有点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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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越发达，结婚率越低？

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全国结婚率已经连续5年下降，仅为7.2‰，而且创下了近十年来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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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结婚率的下降和总人口结构因素有关。

在民政部此前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表述：“2017年，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占36.9%。”

25-29岁的人群是新婚夫妻的“主力军”。而这一年龄段人群出生于1988-1992年之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整体出生率（1年内平均每千人中出生人数的比率），从1988年的22.37‰逐步至下降1992年的18.24‰。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适合生育的人口基数下降了，那么有条件结婚的人口自然也会跟着减少。

和结婚率下降同步的，是中国人的晚婚趋势。

在2012年之前，中国新婚夫妇的主力军是20-24岁区间段内的人群。2013年这一年，25-29岁年龄区间的人群实现了对20-24岁年龄段人群的“反超”，贡献了最多的新婚夫妇。

这一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更加明显。

数据显示，2018年末，上海、浙江的结婚率为全国倒数前两名，上海结婚率为4.4‰，全国最低。另外，天津、广东、北京等沿海发达地区结婚率也较低。

结婚率最高的几个地区是西藏、青海、安徽、贵州等欠发达地区。贵州2018年结婚率达到11.1‰，全国靠前。全国结婚率最高和最低的地区，这一数据相差一倍多。

而在一些发达地区，初婚年龄甚至已上升到了30岁以上的高位。例如，据江苏省民政厅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34.2岁，其中女性34.3岁，男性34.1岁。江苏13个市的平均初婚年龄都达到30岁以上，即使是结婚最早的苏州人，平均初婚年龄也达到了30.2岁。

数据也显示，发达地区的低出生率与低结婚率相吻合。

2018年，上海出生率为7.2‰，辽宁为6.39‰，天津为6.67‰，这些地区城镇化率较高。

2018年，青海出生率为14.31‰，安徽为12.41%，广西为14.12‰，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是很高，人均GDP在全国并不靠前。

是压力太大，还是在等真爱

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对结婚生子的意愿似乎越不强烈，那么这些大城市的年轻人到底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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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此前报道，在北京从事审计工作的于贤表示，大城市节奏快，竞争激烈。“审计行业加班出差是常态，没有时间约会，也没有时间相亲。”

恋爱都顾不上谈，怎么可能结婚？这反映了不少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面临的窘境。即使是有稳定恋情的年轻人，其中不少也表示不敢轻易“谈婚论嫁”。上海白领徐珊直言，“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结婚后又必然会考虑生子和育儿的支出”，从个人到家庭的转变并非易事。

经济发达地区房价相对高昂，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年轻人走入婚姻的步伐。于贤直言：“没有房子，丈母娘肯定不愿意，住在合租房里也有诸多不便。但是像北京这样的高房价，35岁前难以买得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代际间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晚婚、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社会包容度也在提高，婚姻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此外，很多都市适婚青年表示“宁缺毋滥”，不着急结婚。在南京工作的陆子夫，有房有车有时间，但他仍表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是要找到三观一致，能进行深层次沟通的人，年龄不是决定性因素”。

此外，随着经济收入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本钱推迟结婚年龄，耐心等待合适的人选。

早些年，年轻人到了二十三四岁，很多就结婚了。现在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年轻人受教育的年限增加，可能本科毕业就已经23岁了，结婚的年龄必然会不断推后。现在我国成年人口近一半会接受高等教育，进入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上升，相应的年轻人独立、工作和成家的年龄也会推后。

此前，人民日报微博发起的投票中，超过87%的网友反对下调法定结婚年龄。很多人认为，18岁才高中毕业，自己还是个孩子……

对于网友们的反对，王丽萍解释说：

法定婚龄是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结婚的年龄，不是当事人必须结婚的年龄，更不是当事人最适宜结婚的年龄；是否结婚由当事人视具体情况而定。降低法定婚龄，可以赋予更多的人结婚的权利。有没有权利，与权利是否行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