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关注2018年刊载于两岸三地中文学术期刊中的传播学研究，由六位研究者共同参与收集与筛选，筛选标准主要是文章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方法、研究结论与创新性，兼顾主题聚类，最终将遴选出的文章分类整合成十个板块进行简要论述，分别为：发现“身体”、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传播学的道路选择、经验效果研究新论、近代中国的媒介与知识、数字时代的代际沟通、数据泄露与隐私保护、情感与记忆研究、媒介与政治、信息传播技术的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身体/数字代沟/隐私/怀旧/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方惠，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国家级媒体实验中心(暨南大学)，邮箱：journication09@gmail.com；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技术与网络民族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17AXW01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主要关注2018年刊载于两岸三地中文学术期刊中的传播学研究，由六位研究者共同参与收集与筛选，筛选标准主要是文章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方法、研究结论与创新性，兼顾主题聚类，挂一漏万，最终将遴选出的文章分类整合成以下十个板块进行简要论述。

　　一、发现“身体”

　　长期以来，对于身体的观念遵循着古希腊、基督教传统和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即身体是物理的、世俗的、机械的，心灵则是神秘的、至要的(Synnott，2002)。受益于消费文化的勃兴、女性主义对身体建构的批判，以及福柯作品中对身体规训技艺的深刻反思，身体终于在1980年代的社会学中“闪亮登场”，顽固的二元对立观念也逐渐被打破(希林，1993/2010)。身体视角所照亮的近代中国的剪辫、放足、新生活运动等身体改造不再是细枝末节的或琐碎的，而直接关切文明教化与政治认同(黄金麟，2006；深町英夫，2017)。不过，这些社会学研究注重的仍然是人和制度、社会之间的关系，而非人本身以及人和物的关系(於兴中，2018)。

　　在传播学中，关于身体的讨论才刚刚开始。促成这一转向的契机，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人工智能等技术热潮，它们让以往未被纳入传播研究视野的身体成为问题。面对面交流的时代一直将身体视为有待克服的障碍——理想的交流需要超越身体达至灵魂的相互触摸；媒介化时代的交流本已是纯粹的灵魂交流，但是人们又常常渴望身体在场加以确认，所以交流变成了跨越中介性的灵魂去触摸另一个人的身体(彼得斯，1999/2017：326)。而当下虚拟技术对身体的复制则使得“在场”和“缺席”彻底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赛博人(cyborg)(无机物机器和生物体的结合体)的出现作为终极媒介重新组装起了被大众媒介分隔的器官，创造出了三种在场的基本状态：携带自己的肉身、离开自己的肉身、进入其他的身体，从而“将人与技术的双重逻辑、实体空间与虚拟世界的双重行动交织互嵌在一起。”(孙玮，2018a；孙玮，2018b)

　　上述反思的理论资源之一，来自于麦克卢汉。其“媒介即延伸”的著名论断，再次激发了学者们的另类想象。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发展都意味着对人体感官的延伸和肢解，“以记录数据，以加快行动和交往的过程。”(麦克卢汉，2003/2006：34)通过“环境”“身体”“媒介”“感知”等几个关键概念，麦克卢汉勾勒了身体之于媒介的重要性：身体是媒介/技术的源泉，也是其定位场所，镌刻了技术的独特结构与逻辑。对麦克卢汉的再发现确证了身体与媒介、人与技术论题在当下的迫切与必要(刘婷，张卓，2018)。引入身体之维的传播研究也可能因此而格局大开，将肉身视为传播的条件，打破束缚观念的种种桎梏，重新定义身体与传播的关系(刘海龙，2018)。

　　经验层面上，具身实践(embodied practices)早已被认知科学证明是深化记忆的关键要素。格斗游戏文本中角色的丰富姿态(通常是非西方、前现代的武术动作)和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呈现出的身体姿态通过游戏界面相接合(articulation)，机具(apparatus)中被编程的技术图像得以实现，从而让玩家成为机具的功能(function)(章戈浩，2018)。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则邀请用户进入界面，虚拟实体与现实身份合二为一(dual unity)，身体成为互动和意义建构的核心媒介(Google News Lab，2017)。对于90后的年轻玩家而言，VR游戏的“沉浸感”体验已然成为其最大的可玩性(playfulness)所在。它让玩家得以身临其境，以“第一人称”视角在虚拟空间中自由活动，收获“刺激”“兴奋”“恐惧”等浓烈的情感体验，甚至能够以假乱真，制造虚假记忆(周逵，2018)。不过，当VR带来全息沉浸体验的同时，也给予观众无限自由的视角。相比于语言，图片的意义往往是浮动的(刘涛，2018)；而相比于图片和普通视频，VR意义的不确定性更强，其全方位的信息涌现很可能会湮没叙事主线。因此，VR传播效果的提升将有赖于沉浸与叙事的平衡(周敏，侯颗，王荟萃，兰美娜，2018)。

　　二、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正当人工智能、后人类、大数据等概念冲击人本主义观念之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却在呼唤“人”的本质回归。这体现在对实证主义背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反思，当我们急于拥抱大数据的时候，是否遗忘了鲜活的个体生命？是否只看到了冰冷的数字和面目模糊的群体(吴世文，2018)？对于李金铨教授、叶启政教授等经历过从实证转向人文的学者而言，人类社会除了因果关系，还涉及丰富而复杂的意义，人文科学要做的是阐释因果之外的意义，赋予其层次井然的秩序(李金铨，於渊渊，2018)。社会学家当然必须具备科学态度，但更需要的，是像传统工匠一般展现出具有艺术气质的艺匠格局。具体说来，社会学家应当是编织“理念类型”故事的艺匠人，其诠释“不是使隐者显或浊者清，而是创造更丰富的谜语(或寓言)，让人们更能激荡出感动的涟漪，感到惊艳不已。”(叶启政，2018：263)

　　同样与实证研究渐行渐远的臧国仁教授及蔡琰教授长期耕植于人文取向的大众传播研究，以叙事范式为基础，关注难以测量的生命故事、人性、价值、伦理等话题，强调传播是以“人”为本的故事交换行为，人们通过不同媒介讲述与聆听彼此的生命内涵，促进了解、互通有无(蔡琰，臧国仁，2018)。在内地求学14年的藏族学生扎西便完整记录了不同类型的媒介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对其人生观、价值观、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郑欣，次仁群宗，2018)。这样的研究虽然引起了较大争议，但却大大丰富了传播研究的版图。跳出个体从中观层面来看，早期互联网的发展史也是无数网民的生命史，其中遍布着精彩的网络故事和鲜活生动的个体。除了网络政策、公司运作、新闻业前景等议题之外，这些无名之辈的小故事及其背后的大社会的变迁值得深入地挖掘和探索(吴世文，2018)。

　　人文视角下的世界常常是互为主观的，不同的主体带着不同的眼光去观察，可以形成“和而不同”的对话和理解(李金铨，於渊渊，2018)。作为描写和呈现文化的必要方式，媒介人类学的田野笔记就是研究者创造意义的一种过程。在媒介人类学的实验性文本中，民族志不再像传统操作一般、由学者“单枪匹马”地完成，而是让多个研究者同时“进场”，他们带有不同的“文化框架”，在田野观察的过程中不断“互看”与“比较”，完成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研究对象的多重意义阐释和建构(孙信茹，王东林，赵洁，2018)。

　　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同样见诸对CiteSpace应用的讨论。其功能本着眼于描述结构变迁，却被赋予探查学科演化的潜在动力机制和预测学科发展前沿的使命。本应起辅助作用的CiteSpace在传播学中常常被当成研究的终点和目的，超历史地学术地图描绘迎合了科学精致化的潮流，背离了否思的内在精神(廖金英，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