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12年初到布朗的时候，大学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探索中国文化的“中国年”的庆祝活动。当被问到“中国年”的缘起时，项目协调人、物理系的谭崇义教授说“布朗的未来在于使校园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那个世界里，中国的参与极为重要。”谭教授并很有远见地说，中国年将“把中国带到布朗，把布朗带向中国。”
那一年，中国通过很多方式来到布朗，其中之一是众多的校园活动项目。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学者在布朗齐聚一堂，探讨与全球关联的重要课题。其中有一场论坛，专门探讨中国从传统医学演进到现代医疗系统的道路，揭示了国家如何为复杂的公共卫生的需要提供解决的办法。另外一场，检测中国如何平衡高速经济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近期在中国以及去年秋天在巴黎的发展，都预示着中国正走上一条令人期许的道路。还有由出色的上海戏剧学院演出的两场京剧《孔门弟子》，探索了跨越文化、地域及意识形态界线的主题，同时还探索了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如何能促使我们——作为个人或民族——的自身成长。
布朗的“中国年”其实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一个许多美国人都已经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对世界的知识、经济和科技具有并且将保持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年”还开启了许多知识交流和合作的新前沿， 这种合作在未来将改观世界的前景。
这对中国、对世界、以及对复旦和布朗这样立志于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学来说，都是好消息。这也是我今天下午想要讲的话题——复旦和布朗如何联手，开辟我们探索知识的路径；并如何以它们鼓励开放和富有创新力的素质教育传统，引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知识界的传统探索认知的旅途
几个世纪前，丝绸之路开启了从多方向进出中国的知识通道。历史、文学、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知识——都曾通过这条不可思议的路径，将中国和其他的文明联系起来。这种交流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同时也系连了各方的发明者。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辉煌的象征——确切地说，它是20、21世纪上海的世界主义的早期先驱。
在描述他沿着丝绸之路的旅行的时候，马可·波罗提到他在中国时使用的是纸币。许多欧洲人对此觉得奇怪和不可思议。他们甚至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在中国住过。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纸币这个划时代的创新，既实用和非传统，又富有想象力。
从四世纪到唐宋，试想想当时由知识驱动的一系列创新使纸币得以生产并且在社会上流通，成为物产交换的媒介——首先将桑树的韧皮纤维浸泡处理后制成纸， 然后应用活字印刷术，最后启用信贷系统——这些知识的进步以及在社会上的应用我们该如何去解释呢？
布朗的“中国年”里，许多学者探讨了英国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的著作。在他众多的作品里， 使他留名青史的是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论著。他的著作里细致地描述了300多项科技发明， 其中包括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铧式犁，等等。 这些发明现今都被认为是“前西方”文明。
贯穿李约瑟的著作的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概念——“科学技术植根于多元文化的传统”。 在中国，这个概念便是以道教和儒家为中心，建构在文化之上的认知。这个核心知识传统带动了早期的科技发明和建树。
我认为，学术传统是世界知识增长的良好开端 。虽然东、西方知识传统各有千秋，但是它们各自都对人类的自身的能力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提出过相似的、有共通性质的问题。
正如传统的儒、道思想为东方文化提供了指导和智慧，古希腊罗马哲学为西方对意义的寻求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两种传统都致力于塑造民众的知识、美德和品行，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因此几千年来，他们设定了推动社会前进的认知方式。
一代又一代人对知识的传播，拉近了不同的认知传统， 使其引向突破性的发现、强有力的创新和相辅相成的认知方式。我们称之为进步。
如今，进步大多跟亲身旅行已经没太大关系了，更重要的是看全球如何合作和协调。随着东、西方对世界的视点趋同，我们看到了把个人、想法、经验、研究和机构拉在一起的力量。在数字化时代，知识的列阵是前所未有的强大。
综合性素质教育和参与式大学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综合性的素质教育以其融汇所有知识传统的内在能力，在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其意义所在。
综合性的素质教育常常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联系在一起。它致力于传授一系列的技能和价值观。 借用DeWitt Clinton Poole睿智的话语来说（他是普林斯顿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创始主任，我在出任布朗校长前主持该学院的工作）——它“能将个人的思维空间拓展到世界空间的范畴”。
例如，思辨能力能得益于对哲学的学习，知识的融汇贯通能来自对历史的学习； 语言和艺术学习使人能在不同情景中交流复杂的观点，区域研究则能练就跨文化适应力；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来自于社会科学。
全面的素质教育远不只是西方的一个“学说”。它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定位”——它是一条引向无边的知识的综合途径，它是人类扩大视野的路上的一块奠基石。素质教育在我看来，跟一个领先的综合性大学的定位是一致的。
作为大学校长，我感兴趣的是大学怎样能充分地利用各种学术研究项目去使知识造福于人类: 怎样投资学术研究来给予我们新的启发；怎样投资新发明来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富有成果；但最为重要的是，怎样去培养一批有创造性、有才华的年轻人，使他们引领我们走向未来。
其实，多年来我们都在共同不懈地构建知识经济的架构。通过融合科研、教育、和社会服务，复旦和布朗正在演变成许多人称之为“参与式”的大学。这种大学能扩大我们对知识的生产及其影响的理解，并与社会携手，去专门攻克复杂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既需要我们运用严谨的科学手段，又要求有丰富的想象力，去寻求解决方法。专攻全球性的一系列亟须严谨的而又富有想象力的复杂问题。
像复旦和布朗这种参与式的大学，正是这个知识经济结构的基石。
布朗自从1764年（清乾隆年间）创立以来，就领先意识到艺术、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结合是推动知识发展和理解的核心力量。这个理念沿用在今天布朗在常青藤学校中特有的开放式的课程。这种选课方式使得学生能够自己设计跨学科的, 同时又严谨有效的学习方式。
而复旦大学作为中国的著名学府和综合学科教育的先行者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复旦以其特别众多的研究机构、附属医院和国家实验室，不断培养出对其今后生活起举足轻重影响的毕业生。
因此，复旦和布朗都吸引了大规模的国际师生群体。 这个有目标的，并富于创业精神的群体能将不同的想法造出不同的有意思的组合。这是我们服务社会、改造世界所必需的素质。
像我们这样的参与式大学能够从三个方面开辟推动知识发展的新途径。首先，我们能利用我们丰富的知识去对付当今极端复杂的全球大挑战。 其次，我们能够营造一个教育环境，以刺激发明创新。 再有就是我们能教导我们的学生成为有强烈道德感的社会中间。下面我将分别讨论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全球性的挑战
学术教育应该着眼于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譬如如何维持地球上的生命可持续性，以及如何改善人类健康等等——对付这种挑战的学术准备工作在本质上就应该是综合性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跨越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方面去应对它们。就拿全球的气候变化这个严重的问题做个例子。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所不但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们研究出来的最新成果，也需要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指导下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国际和地方政策，同时还需要我们基于社会学家和人文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人类行为和适应性有一个深度的理解。
同样，国际安全，人口老化，网络安全等等问题都需要这种知识协调与合作。要领先应对这些国际挑战，大学就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研究和教育结构，改变它们与世界交往的方式。
各大学府都应该意识到大学老师们再不能躲进各系的小楼里成一统了。它们应该认识到，并去体验院际合作和交流的力量。大学不应该是与它周围脱节的“象牙塔”。要使得它们所创造的知识在世界上产生影响，高等学府就必须跟不同的行业， 公共部门，以及整个文明社会有切身的联系。
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条条框框去寻找令人振奋的科研教育的新途径。在布朗，我们选择的这条新路是投资在各种综合学科研究的中心上。这些中心，诸如沃森国际公共管理中心，布朗环境和社会研究中心，以及公共卫生学院， 它们所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包括中东和欧洲的移民问题，非洲的传染病问题，以及气候对脆弱的生态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些中心里的研究小组都是由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者组成的。
我们定期聚集具有全球思维的学者和实践者来分享知识。布朗的称之为BIARI的国际高级研究院启动计划是这种方法的极好的体现。
每年 BIARI 都组织四次为期两周的“研究会”探讨国际问题。BIARI 会议是一种真正的，跨越国家、文化和经验的知识协作。它们成为布朗召集的最有活力、最吸引人的学术活动的一部分。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首先，举办论坛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年轻有为的学者和政策实施者来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比如，让他们来讲述他们国家的保健改革或者人道主义的应对措施。从中每人都能学到一些新的特别的观点，使我们可以集体性地建构出共同的解决方法。
其次，BIARI研究会是一种全球性地“扩散”知识的方式，即一种跨界式的活动。演讲、研讨班、工作坊、实际的“模拟”活动等都激发对话和“生发”出新的研究方法，使之重新回到参与学者的国家去。这正是无边界知识的定义。
2016年的四次BIARI研究会之一将关注气候变化——特别是本土的知识体系、历史遗产、以及国家的减灾战略如何对当地所经验的效应起作用。我期待着今年6月的这一期研究会将会产生新的见解。 这将推动未来的创新。
布朗的中国研究启动中心也采用多学科探讨的方法，在生产、应用和教学方面聚焦于中国研究，以导向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
例如，在中国启动中心的带领下，我们探讨跟环境有关的健康问题。布朗公共卫生和沃森研究所的郑同章教授和几位同事，参与了四项和中国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合作的项目，目标是为了解决在中国多个城市里环境污染对的公共健康的影响的问题。
这些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基于客观材料所做的政策分析，试图量化空气污染对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因此这些研究广泛地援引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使其成果在人们的生活里产生实际的意义。
而在罗得岛，我们建有一个创新政策研究室。布朗的研究者与州长办公室合作，帮助州政府机构制定出以证据为本的政策，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本州的居民，改善生活质量。
在“大数据”时代，从如何充分地利用资料到如何在根本上利用数字来帮助政策的制定，我们都处于经验积累的过程中。当我们所获取数据的质量改进后，体现最新技术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模式和数据科技将变得更加成熟。因此，基于更扎实的研究的政策就会有更大的可能性会成功——这些政策所应对的包括每一个工业大国都竭力应对的挑战， 譬如如何改进儿童健康、教育成果以及提供更有效的社会安全网， 等等。
因此，增进知识是为了一个更高的利益。通过利用数据、证据、以及创新性的设计之间的转化来制定一套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正能量的影响的政策，并使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布朗这样的参与式大学由此可以打开新的知识通道。
这使我想起一个叫朱民的学生。他是我第一年在普林斯顿伍德罗·威尔逊学院任教时的经济学研究生。他后来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他是复旦发展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也是我校的一位杰出校友。
我记得，朱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学者。早在“国际化”流行于各大学之前， 他就为“国内政策分析”这门课带进了极为宝贵的全球观念。 这是给我集纳国际观点重要性的最早的介绍。
在你们复旦校园里，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工作使我十分敬佩。如同布朗的沃森研究所，作为政策和战略研究的中心， 这个研究所吸引了国际学者群体的参与和关注。它同时也像我们罗得岛的创新政策研究室，该研究院以其严谨的、基于数据的研究能力为中国管理决策过程的每一层面提供资讯。
这样看起来，复旦和布朗共同相信的是，结合不同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以及有全球视角的公共政策，能够推开答案之门并扩展知识的边界，以抵达当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的前沿。
创新
参与式大学驱动全球知识经济的第二种方法是创新。我要再次强调，各大学都必须从根本上做一些改变来鼓励创新精神去获得突破性的知识。
创造力是发明的前提条件。鼓励创新意味着脱离传统的死板的教育系统。那种陈旧的教育方式无法鼓励学生去跨越不同的学科去打破条条框框。
当多学科的研究——一个全球性的团队，加上他们带进来的不同的文化和学术传统， 再加上当地社区的支持——聚焦在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时候，创新就繁荣起来了。
这种开放的，综合式的思维常常会迸发出不可估量的创造力来产生出突破性的发明， 人类的知识亦因此得以重新组合。布朗有一个突破性的项目名为“设计更美好的世界”。它是由一群布朗的工程师和相邻的罗得岛设计学院（RISD）的设计师们共同组建的，布朗与这个学院已经创办了好几个共同的启动项目。
简而言之，“设计更美好的世界”是一个不同想法的孵化器，一个基于创新的理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群体。他们相信，社会问题的创新性能来自技术、艺术和设计等不同领域的相结合。布朗和RISD 每年主办为期三天的会议，这些“设计更美好的世界”的一群发明家们在此分享他们的成果并激励创业文化。
他们其中一位叫吴安妮。 她在RISD毕业后在布朗全球创业所做研究员。她为利比里亚难民儿童设计、并实施了一个教学辅导的电脑程序，继而建立一个多学科虚拟设计工作室，与社会创业者合作研究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的项目。
还有，几位布朗学生组成了布朗STEAM小组——STEAM 是科学（science）、 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数学（math）的缩写。这个小组结合艺术的美学、STEM科技领域的严谨，以及人文学科的思辨力和伦理思维方式去探索一种最佳的协作方式。
“设计更美好的世界”只是布朗和RISD 更大的学术合作项目网的一部分，藉此为学生们寻求创业之路助一臂之力。每个项目都致力于为初露头角的创新者提供一个能使其得以潜心钻研的条件，去获取创业的技能的训练，知名创业者的指导，并得以接触一个由一些充满活力的思考者、制造者、实干家组成的社群，一个健全创业生态系统，形成新思想的社群。
我们再来看看机器人。世界上机器人的研究和试验让我们看到了它们在人类生活上的无数功用。不难想象，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地区，都是大学在引领这一领域的创新。最近一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中国大学包揽了机器人专利权的前十位。
但如果机器人要往人性靠拢——要受益于人类，要跟人类互教互学，互相支持和合作——那么它们的设计就需要引入综合学科。布朗人本中心的机器人的启动项目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
考古知识给机器人提供海底扫描的能力，帮助发现和发掘历史物件和古迹。哲学和社会学可以在伦理道德、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给未来的机器人研究提供指导。而用在设计领域里的机器人，则可能受到音乐和视觉艺术的启发。
如果我们所要的是有意识的机器人，那么我们就需要使全球的个人、创意、和科技的这个生态圈共同为一个更高的利益而工作。为此，我们需要综合学科的想象力。
确实，许多布朗大学的毕业生对我讲过，他们作为企业家和创新者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他们在综合性素质教育和人文科学方面打下的基础——这些领域开启了认知的天地和新的思维方式。
与世界及其领导阶层的道德联系
参与式大学推进知识经济的第三种方式是促使学生和世界形成一个道德联系。利用个人才智去应对巨大的挑战这个理想能够在大学校园里腾飞，部分的原因是大学扩大了人们的知识面，使得他们能在全球的维度里去看自己的社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变革的推动者。
通过综合学科的学习所获得的这种道德联系，能够把个人培养成富有思想的领袖人物和全球知识的掌管人。
这也就是开创布朗大学参与式学者项目的初衷。这个项目创造机会帮助学生把课堂学习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让他们走进非营利组织、政府和私企。这个理念很简单——增进学识，造福世界。例如：
有一个独立学习专业的学生随非政府组织成员赴秘鲁、印度、意大利研究艺术和行动主义，拍摄了一个纪录片。该片聚焦于人们从事推动社会变化的多种方式，特别是在改进乡村学校，帮助难民，支持被忽略的社会群体等方面。同时认识到艺术是人们传播其所倡导事物的一种重要方式。
还有两个学生，一个天文物理学专业，一个政治学和地质学专业，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智库来探索以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去探索太空的发展。他们同时推广这样的理念：那些热衷于太空探索的年轻人，即使他们缺乏科学和数学背景，仍然应该有参与的机会。
这些与社区的关联，给冯远远，一个来自上海的美国研究专业的博士生，一个很深的印象。她在布朗期间所见到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象牙塔”这个大学的刻板形象：学生不是躲进，而是走出象牙塔。
她说，她所看到的布朗的学生们，都期待着去挑起社会责任。他们不只是在口头上改变世界，他们有改变世界的动机。这种动机直接来自综合性的素质教育。 这种教育引导和训练学生的思辩能力、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及其在多变的全球化的世界中站稳脚跟的能力。
同样的，学生敢于去思考生活中的一些大问题，那些我们常常在文学巨著里读到的问题：对身份的定位，对意义的追求、以及对不同代人之间的难以处理的变化的理解。最难得的是，学生不是通过文学来抽象地思考这些问题，而是去真实的生活里寻求答案。
我猜测冯的“跨太平洋社区”研究会引发一系列这一类的对话。当她细读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移民的故事的时候，她很可能会发现，当时就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和知识穿梭于亚、美洲之间，她还很可能会从中听到一个独特的声音，娓娓道出太平洋两岸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经历。
参与式的大学正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让学生服务于社区，服务于他们的祖国或者各种国际组织， 推动一个更能满足社会需求的趋势，将学术知识运用于创造更美好的社会上。
如此疏导教育资源，大学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就从在科技界的求职生涯扩展到公共服务。
培训为社区、国家和世界服务的领导人物是布朗的DNA。这远不是过去的那种狭隘封闭的象牙塔式的高等教育，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公民社会的参与的基础之上的。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也是复旦的DNA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这种教育方式能够促使学生们在课堂以外寻求更多的学习机会。确实，复旦翻译成“复兴震旦”并非巧合——对复旦来说，新的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一个用来培养和造就一代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的学生的新机会。
人类的进步与知识的交流、保存和发现
放眼未来，人类的进步将会要求我们本着公开的学术交流的精神，来谈论我们的共同关心的问题。
学者们出于他们的好奇心，要去了解世界的运作。 他们也同样关注着未来。因此大学必须“播种”，为他们提供专长分享的方式。比如，利用试点基金去支持复旦/布朗教师科研立项，探索创新重点领域工作的前景。我们必须以鼓励合作来引起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和上海两地学者的关注。
降低合作难度的科技技术已趋于成熟。比如机器翻译就能利用数码系统的能力去吸收和总结研究的内容和成果，然后再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新技术能使我们能想象到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简易的创新亦是同理。比如“中国年”的共时课堂，我们就可以在复旦、布朗之间继续延用。当时，布朗的胡其瑜（Evelyn Hu-Dehart）教授，一位中国出生、研究侨居在在古巴、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的中国移民社群的学者，和美国研究系的Robert George Lee教授利用同样的办法创立跨太平洋课堂，将布朗的学生和香港和新加坡的学生连接起来。
在这样的课堂里，触发这些身处异地的中国学生展开这场太平洋两岸的对话的，是一个新的话题：在今天的世界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当代的问题出自知识和理念，也来自人类所经历的全世界的广泛交流。人们可以通过交流找到自己的答案。
这也是我此行的原因之一。我们是两所参与式的大学。 我们双方都有许多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我们布朗为了保持全球的领先地位，需要学习你们的独特视角和创新能力。我们展望双方的学者联袂共同致力于知识的发现、保存和交流，因为这是布朗治校的宗旨。
结语
在布朗的中国年期间有一个对布朗68届毕业生林永得的专访。这个专访使我们得以了解了林的诗作。他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 展现出当时许多激起强烈感情的、富有人道主义的场景。这次访谈涉及到了诗歌在全球化的世界上的地位。
就像许多中国学生一样，林带着工科的背景来到布朗，第一年学习工程和科学。然而不久，情况变了。“我决定要利用在布朗的时间来拓宽自己的学识，”他说。于是他选了五年学制的文理双学士计划，使他能够再辅修一个不同的专业。
林回忆说：“我选了艺术，想将来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是没能学下去。不过我倒是喜欢在画室画素描和油画。”最终，在大五时选修了一门，又和旁听了一门诗歌课以后，林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并当上了布朗文学期刊的编辑。
多年来，虽然林在在夏威夷经营家庭房地产， 并在一个叫做“竹岭”的文学出版社工作， 但是他仍然继续从事诗歌创作。1987年他的的《疑义相与析》问世，2013年又发表了《南京大屠杀——诗集》。
他认为诗歌和其他人文学科，是“连结不同文化，连结不同人民” 的重要方式。在他看来，诗歌能够捕捉“时间的切片”，也能捕捉那些在历史的叙述中缺失的细节，由此产生一个链接，使我们看到不同社会的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生活中的事件，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林看来，诗歌——如同人类学、艺术或哲学——提供了一扇冥想的窗口，通过它我们或许会发现一条对世界的“新的认知之路”，或者一个有创见的提问方式。
今天，我们又走到了另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福祉都系念在其之上。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为了全球的利益，我们更需要知识的融合，从而去应对复杂的全球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