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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通识·校长说|蔡达峰:大学通识教育之通与专的关系

作者:蔡达峰(原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教授) 2019-10-12 04:30

来源:澎湃新闻 所属学科:全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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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学期之初,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合作的“复旦通识”系列在开学之初新推“校长说”栏目,集腋了一组海内外大学校长谈大学教育、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文章,于开学之初每周一期逐步发表。以下内容按原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在2019年7月12日“第四届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年会”上的报告整理,经作者修改和审定后发表,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提供。作者拟定的原题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大学通识教育之通与专的关系》。

通识教育既是理念,也是实践。理念和实践相互促进,也会相互制约。我本人深切体会到——可能大家也有同样的体会——在推进通识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工作中的困难促进了我们的学习,而我们的学习能力恐怕也影响着工作。

通识教育的缘起,就是平衡通与专的关系,使大学在知识和职业分化的现实中,坚持人格培育——更直白地说,是为了应对社会分工过分细化和专业化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挑战。西方大学历史以“通”为起点,需要应对“专”;中国大学也许更善于“专”,需要解决“通”的问题。但不管如何,大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人才培养,我们都是在探索一种更好的人才培养的方式。

论及“通”与“专”的关系,与之相类似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比如技能与品行、职业与生活、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等。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每个人、每个社会、每个国家都面临类似的问题,比如,技能与品行的问题,有技能未必等于有品行,品行显然很重要。再如,职业和生活的问题,职业更注重于“专”,生活却是融通的。“专”可能属于知识的范畴,“通”更涉及如何做人的范畴,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区分不仅仅涉及知识结构,更是意涵的问题。

一、通识教育的实践问题

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提供通识教育课程,一是给学生提供一个生活环境的体验,使他们能够适应将来在社会中的独立生活。在“通”与“专”的关系上,它们都面临现实的困扰,首先在于课程。

1、通与专的关系,在开课中的困扰

首先是“开什么课”的问题。通识教育应该传授什么知识?专业知识在通识教育中如何发挥作用?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话题,有些学校已经在做深入的探索。

其次是“谁来开课”的问题。通识课程由什么教师开设?专业教师如何发挥作用?我想大部分大学里都没有储备足够多的通识教育教师,大量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来自于各专业,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教师,他们在大学以专业教师的身份承担着通识教育的任务。如何使专业里的教师能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这也是现实的困难。换句话说,“通”与“专”既存在知识结构问题,也存在教师结构问题。

再者是“开多少课”的问题。全校要有多少通识课程?如何设置课程结构和种类?有多少教师、时间和教室?本科培养方案怎么定?每所大学对于开设多少通识课程、通识教育学分在课程体系中占多少比重,都有自己的权衡,也很容易引起争议,也很难达成共识。各专业对学生的培养要求不同,有些与通识教育更容易接近,比如人文、社科类的专业;有些则差距颇大,比如自然科学类专业,尤其是一些应用性学科的专业。

最后是“怎么选课”的问题。各专业学生要修读多少学分的通识课程?专业培养计划怎么定?各专业的学生、或者说各专业院系,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不同,在制订专业培养计划时会提出各自的要求,甚至会指导学生选择什么样的通识课程。

2、通与专的关系,在办学中的困扰

在办学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更全面的“通”与“专”关系的问题。

首先是院系、学生、教师各自的专业属性和大学的公共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我们大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职责系统的组成,都以专业为基本单位,具有专业属性,如果缺少专业的概念,管理系统的运行都很困难。学生都很明确地知道,自己从属于学校的某一个专业,他们对专业甚至比学校更有归属感。教师也是如此,首先要完成的是本专业的学术任务,院系首先要完成的是本专业教学任务。中国大学曾经都建设过公共课程,或者称作普通教育课程,就是为了解决专业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方面安排的不足。通识教育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大学中的院系、教师、学生各自都有专业,他们如何能更方便地享受全校性的教育教学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与“专”的问题是大学格局和属性的问题。

其次是大学的知识结构、课程体系、教学计划、培养方案乃至教学教育管理体制的专业性与公共性的问题。至少从教育角度来看,我们大学都是按专业配置资源的,需求按培养方案确定,供给则通过各专业院系教师的课程安排,恰恰没有安排通识教育课程的路径或机制,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大学整个培养体系如何更好地适应学生的通识教育需要。

再者是大学与专业的关系问题,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大学原本的功能或能力,主要是培育学生。随着工业化进程,知识进一步分化、职业进一步细化,大学面临着如何使学生适应职业需求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慢慢演化,事实上成了各专业的集合,但事实上,专业并非只能靠大学举办。大学面临这样的挑战:既然办了很多专业,这些专业的公共属性在哪里?为什么要强调公共属性呢,因为每个专业的学生对大学来说是“同一”的,如何给不同专业的学生共同的教育,这当然要考量我们对学生培养目标的理解。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大学的功能和专业的功能”,要考虑大学的知识管理、知识架构的问题,要考虑大学对专业的知识要求,然后是专业教学对大学的需要,这才能组织和领导好专业,这两种思路,在理解“通”与“专”关系上是有差异的。

最后是学生培养的地位问题,这是贯通大学各专业的任务,是大学立生之本的问题。学生培养是通识教育的核心问题,学生有专业属性,但学生是一样的——他们的德、智、体各方面都需要在大学里得到充分的培养,这应该是大学的目标。这个目标如何安排到各专业,目前来看也是有困难的。培养学生是大学各专业、各老师共同的任务,全校师生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学生培养的理念——理念如何在专业培养中体现,这恐怕是当前教育中要关注的根本性问题。

二、大学教育的理念问题

理念的问题就是每所大学对于教育功能和学生培养的定位问题。各所大学对教育功能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些可能侧重于应用,有些可能侧重于某些专业领域,有些学校不推行通识教育等等,这些都可以理解,关键是每所大学都要在专业格局、应用需求中确立人才培养的理念。

如果一所大学把培养目标定在“通识教育”或“通”与“专”的融合,毫无疑问,它将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或者说挑战。这不仅是一个要完成的任务,更是需要承担的使命。我想每个人都有体会,就像对子女的期待,如果只是希望他或她成为一名会计,这是很专门的目标,也相对容易实现。如果希望他或她在成为会计时是心智健全的人,就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两者如何结合?不同学校的培养目标决定了各自有不同的做法。既然通识教育是一种理念,我们要有勇气面对专业的实际需要,有勇气面对社会知识、人才应用性的需要,把这些需要和我们对培养学生的期待紧密结合起来。

1、以人为本、以德为先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这些看上去很政治化的、很宏大的目标,其实并不空泛。

以人为本,就是以学生的发展需要为本,但首先需要研究清楚学生的发展需要。学校、院系、机关、教师都要对学生的需要有所关怀、有所研究。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至少要以一定的方式、机制来研究、讨论学生的情况。恰恰在这方面,大学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我们很少看到大学研究学生需要或者学生发展问题的成果,这于通识教育是有欠缺的。

学校和教师倾向于在专业上关注学生,但学生作为一个人或者成人,仅有关注和研究其专业学习情况是够的。我在大学分管过教学工作,接触了许多被处分的学生,他们为了减轻处分或处分的后果来和我交流,我深切感受到的困惑是,大学最应该给予学生什么样的教育。

作为成人,大学生应该独立生活。但事实上,他们缺乏独立能力,没有经过充分的独立生活的训练,经济上必须依靠父母,处于依赖和独立的矛盾状态中。他们缺少社会阅历,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或遇到挫折时,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避免冲动。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这些都是大学首先需要研究的、重要的问题。

以德为先,就是以学生品格为重点,大学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更要关心他们的品格,致力于培养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他们有了正确的“三观”,走向职业、走向社会之后才能够保持终身健康的发展。我们要教导学生:他们将来要面临的,不仅是职业发展,而是人生的健康发展。“德”是人格的要义,人格是人生健康发展的基础。职业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渠道,是生活的一部分。人生必须“以德为先”。

2、通识课程的基本要求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理念对通识教育课程的实践,基本要求就是动用全校资源,以各种办法和知识,吸取人类社会的教训、经验和智慧,让学生能够了解和思考一些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方式。

通识教育需要的各种知识,都有人文和社会的意义,都要对价值观教育有作用。通识教育要告诉学生,如何对待财富?如何对待名利?使他们不至于为了名利失去人格。要告诉学生,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社会?如果在与人相处、与社会相处时,总是想利用别人和被别人利用,总在利用和反利用之间纠结,人格将会扭曲的。要告诉学生,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欲望和能力?如果自己的欲望远远超过能力,总是在追求欲望而不是能力,这会带来很大的痛苦。

通识教育最本质的内容,就是健全人格,或者说独立的人格,以免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时消沉、一时膨胀;一时积极、一时困惑。这种情形在学生发展当中是难免的,绝非个别。如同人总会生病,医生需要药方一样,学生要有健全的人格,大学就需要通识教育。我们要用各种方式,在人格教育的内容上多做研究,形成一种知识体系,使得学生能够正确地就业、恋爱、求职,正确地面对生命中的难题。

我认为,通识教育中的实践,最关键的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构建知识系统的价值目标,专业教师应该有办法用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专业知识组合成更新的知识。比如,我学建筑学,我想对学生说关于死亡的问题,我可以介绍各种各样的墓葬,可以讲帝王的死亡观、百姓的死亡观、教徒的死亡观,让学生了解人有很多死亡的观念、对待死亡的态度。通识教育的知识,不是简单的“专”与“通”的问题,而是知识的境界问题。“通”就是境界,“专”就是知识,在我看来这两者结合是必须的,对教师也无坏处。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识课程发展的基本路径,首先是教师能够拓宽自己的视野。相对而言,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教师应该更有引导作用,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与观念更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专业课程可以直接应用到通识教育上来,这里有改造的任务。自然科学等专业知识更偏向于客观,课程改造的压力更大一些。但不管如何,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将会经历一个培育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不可一味追求数量——虽然也需要有一定的量,而是要形成课程的范式,逐步推广。如果有很多专业教师能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我想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而是整个大学的发展。

总之,通识教育的基本目标就是让学生在毕业后,在纷繁复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从而保持终生健康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发挥作用,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这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按原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在2019年7月12日“第四届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年会”上的报告整理,经作者修改和审定后发表,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提供。作者拟定的原题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大学通识教育之通与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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