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际化和本土化是知识的一种标识，代表着通则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但本土化或国际化，并不意味着拥有随意篡改常识的权力。纯粹意义上的本土化或国际化是两个极端，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最后都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只有把二者放到一起去谈，才有意义。“化”的本质是一种适应，是一种连绵，是一种延展，其前提是 “本”。国际化的“本”在国内，在本土；本土化的“本”在国外，在西方。无论哪一种“化”，其“本”都有很强的自主性、生长力和适应性。积极意义上的旅游研究“国际化”和“本土化”，第一种是把它当成一种研究视角，其核心是视角切换；第二种是把它当成一种方法，其核心是比较；第三种是把它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其核心是国际化视野和本土性知识。

本专题对话的定稿全文刊载于《旅游论坛》2019年第6期。凡评论、转载和引用，以见刊文本为准。

 

“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续）”之“回声：本土化与国际化之辨”

 

谢彦君：各位，我们这一次的聚谈，有一个大家都关切的主题就是有关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这个在前边的引言中也点到过，在不少话题中也关联过。现在，对话也接近尾声了，我觉得这个话题尽管曾多次提及，但还是有不够集中的感觉。我们能不能在最后再回应一下这个问题，作为我们对话的总结？

保继刚：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化学实验、物理实验就没有提本土化？

王宁：自然科学没有，社会科学有。

肖洪根：自然科学是一个标准，只有一条线，是全球一致的。

谢彦君：本土化有多重含义。从科学规范的角度上来说，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应该先走国际化的道路。如果不接受国际化，就无法建立起现代科学。这是西方科学走在我们前边这个事实造成的。但如果从研究问题的角度来说，或者从理论构建的角度来说，国际化只能是研究触角更广阔而已，不一定是必然的选择。研究问题和理论构建都是科学研究的目的，而科学规范不过是研究工具而已。研究目的不能国际化，所以说，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主要是从研究目的上说才合乎理性。研究工具，不管怎么强调国际化，都不为过，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保继刚：我们先抛开意识形态等因素，比如现在大家研究旅游对经济的影响，在还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的范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遵循TSA（旅游卫星账户）来研究，那这个应该是universal（全球性）的，不是local（地方）的。所以我觉得本土化更多的是指中国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还是对东盟的研究，或是对非洲的研究，中国学者也会逐渐地做一些全球尺度的研究，或者全球视野下其他国家的研究，那么这种情况下，本土化又是什么？比如国内学者跑到非洲研究非洲当地，这时的本土化是什么？

谢彦君：继刚说的国内学者跑到国外去研究的情况，我曾在1993年留学英国的时候见识过。我注册的那个Bradford大学欧洲环境教育与发展中心，接了很多英联邦国家和亚非其他国家的旅游教育援助项目，其中也包括一些科学研究。当时就感觉英国学者对国外问题的研究，优势在于他们所掌握的研究工具，可以轻松用来做一些可复制性很好的科学研究。至于他们的研究主题以及理论建构，可能带有浓重的英国本土文化所主导的一些东西。这在一些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都比较明显。这种情况是不是有点科研殖民地化的味道，也说不好。

马波：在社会科学家庭成员中，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这些显学，都有关于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不存在本土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今天的旅游研究似乎也是这样。从研究发育过程看，本土化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作为一种认知实践，研究活动必然受到文化与制度的影响，学术发育过程一定会呈现本土化特征。譬如文化学研究，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即使英国与法国之间，也是不尽相同。从本体论角度看，有人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旅游学，如同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物理学一样。这种观点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看似很纯粹、很高深、很高明，其实并不科学，错在把社会科学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我们知道，同自然现象比较，社会现象有一系列的特性，如时空变动性、价值属性、观察局限性、预测不精密性等，这些研究对象上的特性就决定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经济学，或社会学，或政治学，或旅游学。当然，这样讲，并不是否定社会科学的科学规范性，也不是否定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和逻辑过程的内洽性。因此，我的观点是，即使在本体论上讨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说法也是合理的、可行的。开个玩笑，上帝创造万物，唯人具有灵性，所以人类想要建一座通天塔，可惜因语言被上帝搞乱了，通天塔终究还是接不了天的“混乱塔”。

保继刚：王宁老师曾提到的黄光国，他是社会心理学家，我觉得他的本土化运动，指的是整个研究的思维方式要实现本土化，或许是认识论层面的本土化。

王宁：他认为西方学者是在西方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会从西方的角度来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答问题，但是西方的学者跑到中国来，这种方式就不完全适用了，因为中国人有中国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中国角度提出适合中国情境的问题。其实这个观点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一个是西方的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会不会契合中国的经验事实，在这个层面上，结合中国的情境就是本土化。另一个是说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就已经是本土化，比如说把community翻译成“社区”，而“社区”这个词本身就有中文的含义，本身就有中国文化的理解，所以翻译过程就是本土化。所以，关于什么是本土化，这个问题本身就有歧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黄光国和杨国枢所说的本土化指的是，不要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切割中国事实，不要扭曲中国事实，而是提倡在应用理论的时候，如果发现中国现实与西方理论有出入，就要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这就是本土化。而这个本土化就是效度化，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可以接受。

马波：赞同王宁“翻译过程就是本土化”。比如把community participation 翻译为“社区参与”，不仅有对“社区”的文化理解，更有对“参与”的文化理解。效度化的确可以被广泛接受。在中国的全球跨国公司，包括酒店集团，高级管理人员原初都是外国人，最近这五年的显著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中国公司的负责人。

王宁：这个叫劳动力的本土化。 

马波：一些大公司的中国区域业务，交由中国人负责的也越来越多。我曾经问过，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他们说，中国人更适合他们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王宁：这里面涉及到跨国酒店到中国如何适应中国的环境。

马波：也包括跨国集团的其他公司，不仅仅是酒店。

王宁：对，跨国公司有自己的发展理念。他们到中国以后，可能更重视中国的法律和文化冲突，因此就采取一种妥协的方式，就是中层主管本地化。高层管理人员是外面派来的，他们要推行universal的规则，当这种universal的规则与当地规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就需要中层管理人员作缓冲。所以，中层本地管理人员的作用是中介协调高层国际化和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既了解本地员工，又能和上层主管进行很好的沟通。也就是说，作为全球连锁型酒店，它本身是世界主义的，但是它的中层主管必须是local的，否则酒店规则就会与中国现实发生正面冲突。为了能够化解冲突，酒店就会采用中层主管本地人化的策略。本地人最好有海外留学背景，既有国际化的那一套，又了解中国的现实，就可以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君悦酒店的总经理，是徐红罡的博士生，他就用这个框架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层主管全都是中国人。

保继刚：现在他到香港中文大学当酒店管理系系主任去了。

王宁：刚才讲的是雇员的本土化，而高层管理人员一定是从外面来的。哪怕是华人，也是外面来的。

马波：跨国公司的整个体系和机制是西式的，但是商业公司很务实，在运营过程慢慢发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模式中，需要有弹性，需要做调整，于是派了中国人来加入。其实不仅仅是中层，有些大区的整个负责人也变成是中国人。

保继刚：再回到本土化的问题。第一个，这个命题存不存在？第二个，是否需要本土化？洪根是在加拿大接受的博士教育，假如说他接受完这些教育之后，回到中国做研究，他可能一开始是用在西方学的这套东西来做，那对他来讲，是否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反过来，我们其他人一直到博士都是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尽管也出去做过访问，但主要思维方式更多的还是来自中国教育，那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本土化的过程？

王宁：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在于，我们是从西方引进社会科学的，在引进的过程中，我们自己还没有形成足够的理论创建和开发能力，因此，就可能出现一些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现象。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科学主体性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只好借用西方理论，但是，西方理论是西方的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与现实碰撞的结果，拿它来解释中国现实，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测量性概念或分析性概念，这个用来分析或测量中国，没有问题。例如，经济阶层的划分，有全世界统一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可以用同一把尺子来测量。另外一种是实质性概念，它一定是与本土现实相关联的。例如，当我们讲“脸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西方人所说的“脸面”，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脸面”，所包含的内涵有些区别。如果我们只从西方文献中找概念（如“face”）来解释中国人的“面子”，就显得生搬硬套了。黄光国他们是针对第二种情况来提倡本土化建议的。现在，这种生搬硬套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年轻学者。大部分年龄大的学者已经有很多经验，较少把西方的东西生搬硬套过来。但是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对中国现实不了解，就容易把西方的理念拿过来生搬硬套。我觉得黄光国他们反感的是这种状况。本土化呼吁所针对的情况是，在国际化过程中，由于自身的社会科学主体性的不足而导致用西方理论来切割本土现实过程。

马波：还是像昨天说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同时思考的，并不是说在没有国际化的情况下有本土化。

保继刚：王宁老师说的本土化，跟我们想象的本土化或是我们话语里的本土化，好像是不完全一致的。你说的那个，我们把它归结为，对西方理论的误用和套用。西方理论的误用和套用，不存在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过程，而是我们的年轻学者对西方理论产生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不了解，甚至在望文生义的情况下就把它套用过来。我有一位中学校友，她是当年云南的高考状元，是北大第一届社会学系的学生，后来在中大读硕士，在加拿大读博士，读完博士就留在那边。她在北大与徐红罡同届，徐红罡请她来协助指导一下博士生，她跟我讲，来到这里发现我们的博士生套用、误用社会学理论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学生还没搞清楚社会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或者说还不了解这些理论是在哪个context（语境）下产生的，就直接拿来在国内应用。我觉得这个不是本土化过程，是本身的学问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王宁：对，这种学问没做到家的情况，就是社会科学主体性不足，没有足够能力提出客观的、有解释力的理论。

谢彦君：这种套用现在越来越成风，尤其当科研成果在国外发表时，更容易迎合国外期刊的“西方规范+中国素材”的胃口，产出效率会很高。

保继刚：我昨天也谈到，这种问题可能不完全是第三代或者新生代的问题，部分也由于我们本身对这个理论指导不了，于是他们对理论的解读大多是凭着自己的理解，通过到其他院系去听几节课，加上现在查找资料比较容易，就很快地把理论拿过来了。期间没有人高屋建瓴地告诉他们，这是误用和套用。

谢彦君：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警惕这样几点：首先，纯粹意义上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两个极端，容易让人产生非黑即白的认知，这肯定是不对的。如果注意到这两个概念是东西方知识交流碰撞时产生的问题，那就可以理性地认识到，在现实中，在这两端之间存在的是无数的灰色地带。我们提本土化或国际化，只不过也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是“叩其两端而竭焉”的一种方法，实践中不可能那样走极端。其次，本土化也好，国际化也好，是有具体意指的，要有针对性地去说，不能泛泛而论。你到底是研究规范的国际化，还是研究问题、理论构建的国际化，还是具体工作策略的国际化，都是不一样的。总之，到底应该国际化还是本土化，要看具体情况。对那些坐井观天的人，不妨建议他们要有国际化的视野；而对于那些拿洋玩意儿到国内唬人的人，不妨用本土化加以抗衡。

马波：彦君说得对，在学理上讨论国际化与本土化，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再举个例子，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南茶北移的活动。茶叶原本是在南方种植的，因为大家觉得茶很好喝，就开始向北方推广。可是把南方的茶拿到北方去种，起初茶没能成活，于是技术人员就做很多改良，在60年代，南茶北移取得了明显的成果，茶也可以在山东日照甚至更北的地方成活。茶适应了北方的环境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特点，比如在气温比较低的地方长出来的茶叶，它的口感与南方的茶叶存在差别。对于这种现象，科学家就会认为，南茶北移也是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会修改“茶”这个词条。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土化不只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人地关系中是不是也有本土化？

保继刚：比如生态旅游这个概念，我们国内对它的定义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如果严格按照西方的概念来看，那其实我们是套用和误用了生态旅游这个概念，因为在国内，从官方的角度来讲，只要以自然为基础开展的旅游都叫生态旅游。这个时候，本土化过程就是指我们对西方具有严格意义的概念所形成的理解？

马波：显然不是。源于西方的生态旅游概念具有共识性，而我们的某些理解可谓一知半解，国内一些人以此展开的生态旅游研究则是不分青红皂白。从这个角度说，回到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旅游，是拨乱反正，是国际化。当然，也必须指出，在有限的时间条件下，由西方提炼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任何事物都有因果，如果一个地方的因果联系与另一个地方的因果联系具有明显的差异，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真理的相对性。在那个地方是绝对真理，在这个地方则是相对性真理，并且这种相对性的提出就是本地化命题的提出，或者说需要提出本土化的命题。另外，这个命题也不一定是纯粹的理论，而是从原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得出的。有人说，学术研究可以不管实践，那我就会问学术研究或是知识生产需不需要再回到现实中去呢？如果没有检验，那就不能形成科学知识，因为按照科学原则，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只是假设。知识需要经过现实验证。在验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是否有新的因果联系。这是我对本土化的理解。继刚的设问显然是在批判，不能因为不太了解西方理论发育的过程，就强行地提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这并非本土化本身。

谢彦君：你们两位的话还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本土化和国际化，可不是意味着你拥有随意篡改常识的权力。你把正确的给修改或误解成错误的，那不能算任何的“化”。我感觉这个“化”，是一种适应，是一种连绵，是一种延展，总是基于一个“本”，然后化出一个“新”来。国际化的本在国内，在本土；本土化的本在国外，在西方。不管哪一种“化”，其“本”都是有很强的自主性、生长力和适应性的，没有这些，你就“化”不了。“化”不了的另外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环境的独特性。完全特殊的环境，任你原本的生长力如何强，都“化”不了。

王宁：黄光国提出的本土化是指，要有中国特色。比如研究中国社会中的面子、研究中国人的关系，这些就是本土化。也就是说，西方关于这种现象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国内学者要提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马波：是的，比如东西方社会中的家庭关系，西方是平行关系为主的，夫妻关系很重要；而中国是垂直关系为主的，父子关系很重要。像洪根提及“亚洲父母”这个词，之所以会这么形容，肯定是东西方的家庭关系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夫妻关系很重要，相应的法律和社会管理都是以这个作为核心；但是在中国较为传统的家庭中，代际关系更为重要，比如生几个孩子、如何养老等问题都与代际相关，也体现出我们的思维比较偏向处理代际问题。相应地，家庭的结构、家庭财产的转移、社会治理等话题的展开，必然中西不同。这个例子是不是能成为本土化的一个辅助证据？

王宁：谢宇曾经总结过，本土化包括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研究议题本土化就是研究中国的问题，很显然，我们的研究问题都是中国的。

保继刚：第一条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要实现研究范式的本土化就有一定的困难。我们是后发状态，要实现研究范式的本土化，除非能创造出一个可以推翻或者替代现在国际上通行的范式，这里也不要说西方的范式，就先说国际上做研究通行的范式。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范式，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目前又没有，为什么要强调中国本土化的范式呢？

谢彦君：我还是倾向于把焦点放到，我们“为什么”要提国际化和本土化？实际上，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提出是对中国旅游研究的反思。中国旅游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最近40年的发展之后，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倾向，促使我们来反思这个问题。在引入西方学术规范时，可能原本西方学术规范是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引入的时候出现了某种偏颇；或者，我们直接引入某种生于西方土壤之上的理论范式，尽管其本身也带有一般性，但在中国社会情境下解释能力比较有限，而我们又没有很好地处理这种有限性。这样一些现象，引致了我们对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思考。另外，研究方法的过度重视甚至走向工具主义，也可能是引发国际化和本土化思考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研究方法具有一般性，有些方法一旦成熟，就可以作为工具使用。但是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呢？现在我们极度重视方法，把研究方法作为目的，而忽视了它本身的工具身份，这样又使得我们重新思考，如何面对国际上的知识和方法。

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这40年的研究历程之后，我们开始重新反思，应当怎样对待国际上的东西，随后也就相应产生了一系列的思考，包括能否形成我们自己的规范；能否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上生成理论，比如刚才说的关于“关系”的讨论；以及能否再发展一些自己的方法。

在我看来，无论这个问题是否存在，我们都可以从积极意义上对它进行转化。第一种是把它当成一种研究视角。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国际化和本土化当作一种重新审视这40年历程的新的视角，比如看待国内的问题用国际的视角，国际的问题用国内的视角。或许现在还举不出这方面的例子，但是我想这可以是一种新的看待问题的方式。

第二种是把它作为一种方法。就是把国际化和本土化本身作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比较，我们可以把所有东西都纳入到比较的视野下，甚至在未来的旅游研究里可以有比较旅游学。比如，其他领域里就存在一些比较研究的学科，如比较文化学等类似的学科。按照这种思路，如果旅游研究将来也真的需要做比较的话，我觉得国际化和本土化也可以作为两个可比较的极端或开端。

第三种是把它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讲，形成的知识本身可以划分为国际化和本土化两种类型。比如说国际化，以前中国谈国际化，说的一直都是拿来主义，从国外直接拿到国内。在旅游的早期发展阶段，当时最早做旅游研究的那一代人，实际上是在实践当中进行研究；后来，在中间这一代，在一些出过国的学者当中，拿来主义比较盛行。如果拿来主义不解决的话，年轻一代就可能走向方法至上的道路。如果说“拿来”是一种国际化的表现，那么反过来，我们的输出又是怎样的呢？就像刚才说的，中国人研究非洲的案例、印度的案例，马来西亚的案例，这也是国际化的一个视野。所以，在知识生产的层面，国际化这个话题也在提示我们应该怎样思考“拿来”，怎样思考走出去。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点我的切身体会。我在英国的时候，每天在办公室与大家讨论的问题，范围往往远在英联邦的学术圈、欧洲的学术圈，在视野上也很自然直接就会跑到非洲和亚洲去了。回国之后，第一年的关注焦点先是变成国内的学术圈，再到后来，视野又狭窄了一些，变成了辽宁，甚至到最后，只剩下大连的那点事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本土化吗？好像是国际化在街角碰到了本土化的那种感觉。我们现在的研究，往往是应对当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需要。事实上，我觉得这一部分也存在着我们说的国际化视野和本土性知识的关系问题。

另外，国际化和本土化也是知识的一种标识。我认为，真正能够实现国际化的知识，常常是通则性的知识，而本土化的知识，常常是个案性的知识，也就是洪根说的地方性知识。在旅游学界，国际化的知识其实并不多。微观社会学中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戈弗曼的符号互动等就相对更带有地方性的知识（当然其中包含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也是通则式的，但这种范式的认识论特色主要还是尊重地方性知识），而帕森斯、韦伯、马克思等人的理论，往往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这种宏大叙事的理论就很容易走向国际化。我们用宏大叙事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旅游现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用国外特别具有地方性的知识来解释中国的旅游现象的话，就可能存在问题。所以，从这个层面理解，国际化和本土化可以分别表示两类知识，一类是地方性知识，一类是通则性知识。这可能对我们也有启发，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事情。

马波：本土化和国际化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就像“阴阳”一样。一味强调本土化而无视国际化，或者一味强调国际化而藐视本土化，都是不可取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不能割裂，只有放到一起去谈，才有意义。

谢彦君：是的。割裂地理解，或极端化地理解，对认识本土化和国际化都没有益处。

马波：彦君提到了地方性知识和通则性知识，其实这些知识的形成也是一个过程。某些地方性知识，如果能够增加到原有的通则里，就会逐渐形成新的通则。人类原本认为天鹅是白色的，等看到黑天鹅的时候，就开始修订通则，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范式革命。如果地球的这一边看到的东西和地球那一边的不一致，那么两边结合融通起来就是新的通则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和通则性知识是相辅相成的。

研究人类社会，需要强调特性，但首先要承认共性。在我看来，中国旅游和西方旅游，本质上十有八九是一致的。如果真的有十之一二不一致的东西，那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把它拿出来，最后争取放到通则体系里。否则，我们拿什么在学术贸易里做交换呢？

保继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已经比较多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从我们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来看，我们不能用本土化否定国际化，同时要避免国际化看不起本土化。那怎么样在实践中实现这个呢？就是要平等地对待中英文的发表成果。一般大家会认为，英文的东西就是国际化的成果，在国内中文发表的东西，就是本地化的成果。但是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最后都不利于学科的发展。怎么样实现平等对待呢？一个办法就是，前面我们讨论的，每隔一两年邀请一个大家写综述，比较客观地评价中国人在英文世界发表的研究和在中文世界发表的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问题。我主要是担心打“概念战”，因为最近一说到“把论文扎根中国大地”，马上就有人响应说要本土化，说这些年国际化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如果在我们共同体里，这方面的人占上风，认为本土化具有优势，进而忽视国际化的话，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谢彦君：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大家对本土化和国际化内涵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肖洪根：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会持续引发讨论，因为大家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还存在争议。在其它语言环境下产生的概念或理论体系，传播到另一个语言文化体系之后，它的适用性以及可适用程度都会发生变化。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像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是对已经出现的理论知识的评判。比如刚才保老师提到的生态旅游，Trevor Sofield曾经对比过中西方生态旅游的概念，此外，Ralf Buckley和钟林生也合作写过类似的中西方概念比较的文章，其实这就是生态旅游概念从西方语境到中文语境的一种理论或者概念的本土化过程。再比如面子，西方对这个有一套解释，但在我们这边不能用，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本土化就是对西方知识体系与理论概念的批判或扬弃。相反，我并不认为这个是方法层面的问题。自然科学的标准可以划一，因为标准都是一样的。旅游研究中的定量研究也基本可以划一，因为不管在哪个语言环境下，都遵循一样的逻辑，都是检测/检定相同（相似）的变量关系。相比之下，质性研究可能更容易受到文化、情境等本土因素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更像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至少从目前来讲，还没有可能形成一套新的做研究的范式。

谢彦君：只说这个是认识论的问题，可能是不完全的。你所说的更多体现的是，研究者的价值融入程度。但是事实上，你前边也说到，本土化的内涵中还包含着研究的问题域和问题域的选择。比如像“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关系”也不是新问题。150年前，西方的传教士就曾写过《穿着蓝色袍子的中国人》之类的著作，其中有不少东西就是用关系进行解释的。

肖洪根：我没有展开本体论这部分，但是本土化确实是有本体论的内涵。

马波：我们经常说科学是在西方兴起的，由西方传到中国的科学，近代以来一直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在很多人认识到，科学主义其实是有局限的，科学也是有局限的，这就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那些按照孔德的实证原则进行的研究，其实已经受到很多哲学层面上的批判。

谢彦君：对，本体论包括研究的选题等，整个的东方观念都贯穿在其中。之所以强调本土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研究问题。

肖洪根：我在给学生讲质性研究的时候，经常用中西医学的不同来打比方。我们中医药的源起是神农尝百草，采药师利用自己的身体尝试草药，然后形成医药的知识。这种知识经由一代一代的药师传承下来，就形成了中草药。而西方人则是采用临床实验的方式，形成医学科学。如果把这两个比作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话，我觉得西方的医学更具量化（科学）的内涵，而东方的中草药则更富有“质性”的特征。

谢彦君：洪根说的这个可以按照认识论的标准做个谱系，看看其中所达到的价值中立（value-free）的程度。在认识论里，量化研究的价值载入最低，质性研究稍高一点，思辨性的研究比质性研究高一些，而孔德说的信仰性的知识，那干脆就是完全的价值载入。就中西医学而言，如果像我们原来一直宣传的那样，承认神农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象征，那么，神农尝百草与现代西医的工作方式没有多大差异，中医占的便宜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遍尝百草形成药理知识，而现代西方医学是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在短期内完成了中国人用几十上百万年积累的经验，而且还快速超越，并且形成了体系。我觉得，在药学知识这一点上，中医西医的手法差不多。但在病理学以及医疗的终极理论范式上，二者确实是大相径庭的。这一点，梁漱溟的比较是很有说服力的。

马波：西方世界对感性和理性关系的认识也很有趣，尽管后来理性完全占了上风，比如科学主义，但感性主义并没有被放弃，像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都会涉及到感性。感性似乎难以介入到已经成熟的那套科学体系里，但是诸多领域的学者并没有放弃它，为什么呢？这个问题虽然跑远了，但很好玩。

保继刚：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看看最后还有哪些看法？

谢彦君：最后请王老师来做个总结吧。

王宁：最后一点就是如何让中国旅游界在国际上得到认可，使他们更愿意跟我们平等的对话，现在好像他们还把我们当作学生。

肖洪根：现在应该比以前好很多了。

保继刚：现在看来，有一点值得指出，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文章的时候，需要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要有更多的原创性或是知识贡献。不要以为我们这两年发了很多文章，我们就很厉害了。西方人急于想了解中国，中国学者做的东西要比他们引介的东西更深刻，包括中国的案例也更深刻，于是我们通过审稿也相对容易。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现在在国际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有很大的知识贡献了。对于这个，大家还是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王宁：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讨论是有意义的。事实上，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都可能是特殊的、独特的，但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要超越特殊性、独特性，而上升到普遍性。我所说的普遍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而是类型的普遍性，或抽象意义的普遍性。即使是唯一的对象，它也有普遍性，即作为一个类的普遍性，尽管支撑它的个案只有一个。这样看来，本土化和国际化并不是对立的。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并不是真正的本土化，因为对任何特殊对象的研究，都要上升到普遍。这种对本土对象的研究，恰恰让我们的研究走向国际化，提供了优势（因为老外不熟悉中国）。但如果我们在对本土对象的研究上，故步自封，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忽视国际比较的视野，漠视国际上已经形成的知识，就显得荒谬可笑了。事实上，本土化也好，国际化也罢，都是要让我们的知识具有效度。提倡本土化的意义，是为了让我们避免“食洋不化”（从而让我们所提出的理论具有效度）。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掉入另外一个陷阱：“食土不化”：我们只会描述一大堆本土特殊现实，提供关于本土现实的详细描述，但我们无法上升到理论；或者是，我们只会提出一些自我指涉、自说自话的所谓“本体理论”，无法提出可以与世界知识体系对接的理论，无法提出可以丰富世界知识的理论贡献。事实上，本土化和国际化并不对立，但我们要警惕把这个议题的争论引到歧路上去，即：把它变成不同的学术圈子（海派vs.本土派）的权力之争，从而显得“对立”。

谢彦君：关于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尽管我们言犹未尽，尽管我们不可避免地存在语焉不详之处，但我们还是在这个对话中不时地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话题的真正价值是它的警示或提示意义，它向科学研究提出一种基于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思想的研究策略。如果说理论知识一定会有其应用的局限的话，那是因为知识的生产者个体视野的局限以及他所探索的问题的独特性决定的，这意味着所有的理论知识都是有假定条件的。认识到这种局限性，并针对这种局限性展开对话，不断推进理论建设，也正是我们这个对话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