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9月末，得知吴江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回乡，我主动要求去采访，以便近距离观察这位曾经写过《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皇权和绅权》等大作的乡贤。

费孝通当时已是92岁的高龄，他坐在轮椅上，满脸微笑，周围都是人，我在人群中远远地看着他，发现他思路清晰，口齿也清楚。至于“周围都是人”，是否是他所愿，后来陆续看到一些资料和文章，包括看他的《晚年谈话录》，似乎也都不是“满脸微笑”。

当时的我是一只新闻菜鸟，没有受过系统的新闻写作训练，当然没有获得直接采访费孝通的机会。我只是想，对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么一位比较重要、比较典型的知识人，不应该放弃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许多年之后我想起来，这种心态倒恰恰是做新闻的心态：既不是粉丝追星，也非漠不关心，而是置身现场之中，随时观察，对变化保持好奇。身体不在场，看再多的资料，也总会遗漏掉某些隐秘甚至不可言传的细微事物。细节并非全部重要，但全部细节构成了历史的现场。

不过，我所在的江南小城毕竟太小了。就是整个苏州，整个江苏，也谈不上“大”。曾经，都市报黄金年代报业主战场之一的南京，他们做的也无非是在我看来不太有“深度”的新闻。当时，网络论坛的崛起，让“世界是平的”概念有了一次直观的体现。一度让我信奉“生活不在别处”，相信不必时刻想着东奔西跑。

回看2000年代，有一种无法言传的奇妙感。网速从慢到快，本来素不相识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们，聚在论坛上相互掐、相互撕，乐此不疲。举凡政治、经济、文学、足球、车祸、中医中药、军事、工厂……但凡你能想到的一切话题，都会有不同意见。

这真的不坏。这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这是一个此前的人们从未梦想过的世界。

早期的论坛，还讲究一点君子之风，互掐之前会道一声“某某兄”，再使出十八般武艺，掐架的内容也非常学术，旁征博引，以驳倒对方观点为目的。后来似乎每况愈下，口水四溢，粗口频出。

后来，人们也慢慢意识到，在网上，你并不清楚对方是谁，你也不太可能说服得了谁。自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介入后，“现场”到底是什么，变得暧昧不明起来，它的面相也呈现多样性，那种泾渭分明的“线上/线下”之分消失了。

20年前用BBS、QQ聊天昭示的“广阔世界”，却变得如此骨感。

我记得直到苹果手机出来一段时间以后，我还在使用老年机。打打电话，发发短信，我感觉手机有这两项功能，就足够了。获取信息，即使不再看报纸电视，也可以端坐在电脑前；至于严肃的智力活动，当然以纸质书的阅读为第一选择。

而如今，所谓“三分钟不刷手机，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饭局上人们敷衍地说着话，却貌似认真地拿着手机在刷屏；夫妻两人坐在同一张床上，肩靠着肩，用及时聊天工具跟对方说话，甚至互道晚安。如果人类在这个时代被刺激出来的欲望有多种，那么，信息欲肯定是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一种。

信息欲这么发达，总要有人不断生产信息。信息的质量如何，则另当别论。事实上，真正曾经沉浸这一行的人们，即使目前脱离了这一行，也在时刻关注着这一行的进展或曲折。

正如纽约时报出版人在怒怼特朗普动辄“fake news”的指责时所言，媒体并不完美，会犯错误，有盲点，但严肃媒体赋予公众力量也是事实。以前，当下，以及今后，我们依然需要脚踏实地、大大小小的严肃媒体。

汶川震后的半年，我得到一个去绵竹的机会，也见到了一些新闻当事人。严格来说，半年后的震灾区，已经完全不是最初的样子了，它是一种被保护起来的现场。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了房子塌陷那一刻的触目惊心。我甚至连一个“事后的侦探”都算不上，只是默默拍下了不少照片。我在矮小的援建板房里与幸存的学生聊天，我在汉旺的废墟上与失去亲人、一周回来一趟看看的幸存者聊天。

这些日子让我和那场灾难有了永远不可以分割的“牵绊”，那场地震于我，不再是一则新闻，而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这就是互联网替代不了的“身体在场”吧？

21世纪即将过去五分之一，整个2010年代即将谢幕。已经“转型”为编辑的我，时时想起2005年4月24日晚，接到单位电话：费孝通教授辞世，要我立即去开弦弓村（也就是《江村经济》里的那个“江村”）采访的事。当时我刚洗完澡，抽着烟，接到指令后迅速穿上衣服打车前往目的地。

我们是第二拨到达开弦弓村的媒体。那是一个安宁的江南村庄，村民们也大多休息了，并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一位曾经让开弦弓村名扬海内外的老人。很奇怪，我们深夜到达开弦弓村的时候，本来好好的天气，忽然刮起了一阵风。一位曾经在费孝通家中做过保姆的老太太给我们开门，听说教授辞世的消息后，稍显诧异但又不失淡定地重复了一句：“费老过掉了？”

那是那晚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场景。那种原始的、血肉丰满的、充满“第一反应”的现场，永远值得我们去踏勘。自处现场的丰富信息，永远无法被全部压缩进赛博空间有限的1和0中。互联网无法代替我们去生活，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