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两周，新冠肺炎疫情在韩国经历了极速升级，东南部的大邱市成为重灾区，是中国以外最严重的疫情爆发地。在将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级别后，韩国政府宣布对大邱、庆尚北道采取“最大限度的措施”。部分商店关闭，路上行人稀疏，学校延期开学，民众排千余米长龙买口罩，这座韩国第四大城市正笼罩在疫情带来的阴云之下。

本文作者李成师是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的韩国留学生，他的家人生活在大邱。随着疫情升级，他在高校任教的父亲已经开始准备网络课程，学校严阵以待准备迎接返校的中国留学生；母亲则网购了26万韩元（约1500元人民币）的蔬菜，“做好一个月不出门的准备”；弟弟从首尔回到大邱家中，原本是出于安全考虑，却碰上了家乡疫情升级。

以下是李成师关于疫情发生以来家庭生活的自述。

韩国大邱民众排队购买口罩 新华社图

被打乱的家庭计划

我的祖籍是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现在家在星州旁边的大邱市，就是这次韩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她此刻被称为“韩国的武汉”。

最近的大邱可谓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就在前不久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大邱人奉俊昊狂揽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四大重量级奖项，创造了多项历史，整座城市为之骄傲。但这几天，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大邱的几何级爆发，在中国传出了韩国政府宣布对大邱“采取最大程度的封锁措施”的消息。

今年春节，因为要见女朋友的家长，我在1月18日从韩国来到了浙江湖州。早在去年12月武汉爆发疫情传言的时候，韩国媒体就很关注这件事，也曾一度认为是SARS再次爆发。所以当我决定按原计划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的父母都很担心我的安全，而我始终安抚他们说问题不大。但没想到我刚到湖州不到一个星期，武汉就宣布封城，这让我的言语安慰瞬间显得苍白无力。伴随着中国各地防疫措施的升级，他们开始越来越焦虑，每天都要催促我回国避难。有一次我手机充电没有及时回复我父亲的信息，他连续发了好多微信问我怎么回事，害怕我是不是被感染送医了。面对这样的担忧，我一直是报喜不报忧，告诉他们湖州是浙江省病例最少的城市，而且新增也很少。

尽管说是这样说，但在心里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点害怕的，尤其是2月6日我女朋友结束假期回到法国之后，原定直接回到复旦的计划由于学校封校禁止返回的缘故无法成行，是走是留的困惑加深了这种不安。最终我还是决定留在原地不出门减少感染风险，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湖州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新增病例，而大邱却成了第一个爆发疫情的外国城市。现在反过来需要我担心我的家人了。

韩国是1月20日出现的第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此后虽然陆续有确诊病例，但情况一直处于可控状态，直到2月21号政府还表示疫情尚可，没有必要提高预警等级。但2月18号在大邱发现的韩国第31例新冠肺炎感染者逆转了这一切。这名61岁的“新天地教会”女教徒现在被认为是此前一直没有出现的“超级传染者”，正是她导致了大邱目前的紧急事态。

在韩国大邱，受疫情影响而临时休业的商家工作人员在西门市场进行防疫消毒。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2月23日，政府将新冠肺炎感染疫情升级为最高级别“严重”，这是自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导致263人死亡之后，韩国时隔十一年来又一次的“严重”疫情。这时，我父母开始纠结到底要不要把留在首尔大学实验室实习的我的弟弟接回大邱家中。此时的他，因为首尔大学校园内有一名职员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过寝室了，并且首尔大学也已经宣布了延期开学，他不知道还要在寝室里再呆多久。另一个令我们一家比较担心的问题是，我弟弟下学期要开始入驻中国留学生宿舍（弟弟是中国籍），为此肯定会接触很多从海外回来的学生，这些人中会不会有人携带病毒，进而传染给他？另外，韩国现时的紧张情绪会不会让他校园里挨欺负？虽然弟弟从小长在大邱、一口庆尚道方言，但是入住留学生宿舍必然还是会有这种风险。

最终在第二天，我父亲长途驱车7个小时，往返大邱首尔，把我弟弟从学校里接回了家。这之后没几个小时，我就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了“韩国对大邱和庆尚北道实施最大程度封锁”的新闻。

需要澄清的是，大邱和庆北并没有被“封锁”，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新闻，是因为有一位政府职员在会议上使用了“封锁”一词，而一些媒体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错误地将其说成了韩国政府的国家行为。事实上，韩国法律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他人的自由有任何侵犯，就在22日，首尔市长还因为劝说集会的抗议者回家而被群众轰走。正因如此，瞒报病情的情况也很难完全杜绝，更不可能因此而追究隐瞒者的法律责任，因为这毕竟是患者的个人隐私。目前据我所知韩国政府对大邱采取的措施包括：总理丁世均驻留大邱负责防疫，加大对大邱的医疗和财政援助，排查所有的“新天地”教徒。

2月23日韩国将新冠肺炎传染病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的“严重”级别

大邱人排长队在超市买口罩的照片已经在微博上了热搜，这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呈现了大邱现在的紧张气氛。韩国现在的物价没有上涨，但是口罩的价格在涨，这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因为好多中国人在韩国抢购口罩囤积，限购一直存在。不过这几天开始政府限制了口罩的出口，同时加大了生产力度。不过短时间来看口罩的短缺是必然的，我听说2月24日的情况是，大邱下雨，很多人冒雨排队去买口罩，但是在早上7:30之后开始排队的人都没有买到。国民现在希望能由政府来统一分配口罩。

2月25日，在韩国大邱，超市告示每人当日限购一只口罩。

对我自己家来说，现在最大的改变就是家里的三个人现在是轮流吃饭的，父母和弟弟三个人分开吃，一个人吃完下一个人再吃，然后各自在自己的房间屋里蹲，互相隔离。这是我母亲想出来的主意，上面已经说过，我弟弟学校里有一个职员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所以他这个返乡人士肯定是要隔离的。而我父亲一直不太把危险当回事，直到20日还是保持着每天往返办公室工作的生活习惯，这在21日被我母亲严令禁止了，因为他任职的启明大学已经有一名大一新生被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那个女生也是“新天地”的教徒，她在18日到过学校，一度距离我父亲的办公室很近。那天我父亲也在学校，所以现在我母亲非常担心，很焦虑。不过万幸我父亲那天没有见任何人。

由于启明大学医院已经和大邱医疗院一道，成了指定的新冠肺炎收治医院，所以启明大学日前发布了通知，3月15日之前禁止任何人进入校园。初步计划是3月16日开学，但是前两周要实行网络教学，我父亲已经着手准备录制网课。他以前从来没有过录制网课的经验，这是他数十年教学生涯中的第一次，没想到是在临近退休的这个时候。我已经把我身边一些中国老师朋友上网课的经验分享给了他，让他做好迎接麻烦的准备，他说实在不行就以后补课。

我父亲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很幸运的。他前几年一直任职启明大学中国中心的主任，负责学校的中国相关事务，这其中就有一大块是中国留学生事务。韩国的中国留学生大概有7万人左右，父亲所在的启明大学有其中的600人。韩国好多大学已经发布通知，要求中国留学生延期返回，启明大学也是其中之一。但现时的启明大学里，已经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回来了，做好这些留学生的隔离工作，自然成了重中之重，也是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一工作顺理成章地交给了中国中心主任来负责，而现在这个职位已经由一位上海籍客座教授接任。这位教授在得知自己接手了这个工作之后，在聊天群里向众人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就职演说，在此我想分享给读者：

“2003年SARS、2009年新型流感、2015年MERS也都正面面对过，但是今天可能是相对来说离患者最近的一次。比起我，很多学校工作人员、中国学生志愿者都参与了这次的防疫活动，大家也都准备得很充分，特别是在中国学生14天的隔离准备中。希望从今天开始的18天隔离能顺利度过，也希望这18天里学校以外的地方也能重回宁静。我也很荣幸能成为这场战斗中的一员，虽然所做的功效很小，也算是个有意思的经历吧！奥利给！”

这样的乐天在今日的大邱并非特例。今天跟我母亲打电话时，听她说，这些天在大邱发生了一些令人泪目的事。比如有个店铺的生肉片因为疫情滞销了，好多人知道以后就纷纷打电话去订购；有个洗车店的老板免费帮忙消毒车辆、房屋；还有个不知是店铺还是住宅的房东主动减免了租户20%的房租，等等。但也有一些令人沮丧的，比如中国网民将韩国的应对措施调侃为“抄作业”，这就令人不解。韩国当初没有像一些国家一样把中国隔离在外，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怎样也不该成为韩国做得没有中国好的笑料。希望大家都能互相体谅彼此吧。

愿今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