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已一年有余，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五年内完成重建。是复原19世纪的尖塔，还是给予巴黎圣母院一个展现时代技术和挑战的新尖顶？这看似是目前最大的争议，但争议背后隐藏着传统与当代文化的冲突、法国人如何看待本国历史等众多问题。目前，因疫情暴发而被迫搁置的重建工作已经重启，但迄今为止，方案依旧悬而未决。此文涉及了建筑师、哲学家、文化学者对巴黎圣母院重建方案的大讨论，当然讨论也不止于重建本身。但无论如何，“受伤”的圣母院依旧，见证着自己过去未来和当下所发生的一切。

2020年1月，正在修复的巴黎圣母院。

2019年4月15日，一场大火摧毁了巴黎圣母院的塔尖和大部分的屋顶。那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取消了本应针对“黄背心运动”危机发表的讲话。取而代之的是，在大教堂前做了简短的演讲，他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并为捐款者提供免税待遇。第二天，他通过电视宣布，“人人都是建设者。我们将重建圣母院，使它更加美丽，并希望在五年内完成。”如果说“黄背心运动”显示了法国社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马克龙似乎在巴黎圣母院火灾中看到了机会，他呼吁“把这次灾难转变为团结的机会”，并希望“在反思过去的生活和未来目标之后，思考如何让比现在更好。”

大火导致巴黎圣母院尖顶坍塌，中后部的木质屋顶被烧毁

两天后（4月17日），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号召全球建筑设计师参加巴黎圣母院尖顶设计方案比赛。菲利普表示，比赛的目的是“给予巴黎圣母院一个展现我们时代技术和挑战的新尖顶”。鉴于在大火中倒塌的尖塔本身就不是原来教堂的一部分，而是1864年以橡木镀铅重建的，马克龙也希望能重新思考设计方案，并试图在其中融入现代建筑元素。这也引发了是否需要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建19世纪的尖塔的讨论。此后，法国国民议会开始审议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旨在为重建巴黎圣母院提供法律保障，企业的大笔捐款也开始涌入。在火灾发生6个月后，私人捐赠者承诺提供9.22亿欧元的款项；巴黎市政府宣布将发放5000万欧元用于紧急援助，法兰西岛大区（Ile de France）也将发放1000万欧元。今年1月，法国政府宣布用于保护建筑物的一期工程耗资8500万欧元。

但并非每个人都对捐款反应积极。2019年4月20日，在大火后首次“黄背心”抗议活动中，抗议者称自己没有钱，一名抗议者举着“我们不是圣母院”的牌子。哲学家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在《解放报》与《艺术论坛》上发表文章回应火灾，他写道：“巴黎大主教宣布所有人的房子都在燃烧。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圣母院是每个人的家。而在巴黎每晚都有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难民也经常被驱逐出这座城市。”他呼吁不要重建大教堂，以便人们想念它。

2019年7月，重建工作初期，巴黎圣母院被破坏的拱顶的图片。

在法国，国家公职建筑师，会因其考试的项目分流进行强制进修。从事文化资产保护类的会被要求进入夏约学院（l’École de chaillot）实习两年。受1964年《威尼斯宪章》启发，受对列入遗产保护目录的建筑进行修复要遵循严格的指导原则，其中规定“修复工作在遭遇假设（质疑）时需要停滞”，同时“任何修复必不可少的额外工作必须与建筑设计区分开，而且修复肯定会带有当代的印记”。

遗产建筑师们并未对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古建修复期间是火灾的高发期。但是，他们都对政客的反应感到困惑。“当我听到五年重建的消息时，我以为是疯了，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的职业是做什么，我们要恢复的是什么。”从事大教堂修复工作的瓦利·肯戈（Wali Kengo）说。她随后解释道，在法国，地方文化事务主管部门（DRAC）负责修复列出的建筑物，“因此，政府实际上在质疑修复工作的存在。”

修复中的巴黎圣母院

另一位遗产修复建筑师夏洛特·朗卢瓦（Charlotte Langlois）认为，政府以举办国际竞赛的方式来征集重建方案太糟糕了。“这传达出法国需要国际建筑师对如何修复法国的遗产提供想法，而且这件遗产还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巴黎圣母院。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这项竞赛似乎是让公众认为，只有大牌建筑师才能避免以同样的方式重建。事实上，法国建筑师也可以以不同的方案重建。”去年4月底，1170名遗产保护专家、学者和博物馆馆长在《费加罗报》发表的公开信上签名，呼吁马克龙谨慎修复圣母院。

夏洛特·朗卢瓦是反对“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的遗产建筑师中的一员。建筑师反对的是法案的一部分，但最终被驳回。朗卢瓦认为，“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是在短时间制定的，成文时根本来不及权衡利弊。其作用是政府可以根据法案行事，而不用通过法律，也不用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之间来回奔波。”

但维伦纽夫和乔治林将的意见也并不统一。当被问及五年内重建圣母院是否可行，菲利普·维伦纽夫认为可行，但前提是按原样重建。乔治林在参加国民议会文化事务委员会的会议时，显然也被马克龙最初关于尖塔的建议所困扰，他说维伦纽夫应该“闭嘴”，又被文化部长斥责。朗卢瓦说，让人担心的是六个月到一年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为了修复教堂，修复结构、屋顶和尖塔，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否会违反现有规则？”

“国际设计方案竞赛”计划的宣布也立即引出了世界各地建筑师的一系列非正式“方案”。英国建筑师霍朗明（Norman Foster）的工作室想象着一个更大的玻璃和钢制尖顶，并在玻璃屋顶上设有观景台。 位于法国的NAB工作室建议将屋顶改成温室，并计划将被毁坏的尖顶重新想象成一个养蜂场。瑞典斯德哥尔摩设计工作室UMA建议在屋顶上安装一个巨型游泳池，游泳池周围环绕着火灾被移走的12位使徒的雕像。关于这个大胆的想法，UMA的创始人乌尔夫·梅杰格伦（Ulf Mejergren）认为，“在什么都还没决定的真空状态下，一切皆有可能，甚至我们的游泳池也可以。”

NAB工作室的温室养蜂场方案。

这些提议都有一个共同点——把设计点集中在尖塔上，建筑师都往往热衷于想象在地标之上再建一个地标，仿佛圣母院的多重含义只能通过一个新建筑在天际线上显现出来。目前生活在巴黎的美国建筑历史学家、建筑师詹姆斯·D·格雷厄姆（James D. Graham）说，“在建筑界采取主动行动的这些时刻，总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建筑师渴望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却又面貌类似。对我而言，经验是打破平凡的方法之一，但经验又让人对建筑缺乏想象力。”

奥利维尔·德·查勒斯（Olivier de Chalus）是一名工程师，他也在巴黎圣母院做了11年志愿者和导游。“和大多数法国教堂一样，巴黎圣母院属于法国政府，由政府负责维修和修复，而教堂则供神职人员使用，并免费开放供礼拜。查勒斯认为，目前争论完全集中在是否要重建一模一样的建筑上，这是一件憾事。“而且我们一直在讨论维欧勒·勒·杜克（Viollet-le-Duc）的尖塔。但尖塔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我认为除了外观，花时间了解一下巴黎圣母院里拥有的其他遗产会更好。”查勒斯说。

巴黎圣母院塔尖、面向圣路易岛的照片。查尔斯·马维尔（Charles Marville），1860年，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藏

“尖顶在建造时就是19世纪的当代建筑风格。”艺术史研究者尼娜·德雷恩（Nina Derain）解释说，“在1980年代对‘欧勒·勒·杜克项目’进行了积极的评估之前，纯粹主义者也一直质疑欧勒·勒·杜克的尖塔。当时中世纪的尖塔已经被摧毁。他在一栋建筑物顶部，再建了一栋巨大建筑物，使得建筑变得更高、更华丽，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他对中世纪的想象。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种强烈的当代建筑姿态。不按原样重建可能意味着将欧勒·勒·杜克遗忘，但重建一个相同的‘遗物’却可能会掩盖那场令人落泪的火灾。”

火灾前，从蒙帕纳斯大楼远眺巴黎圣母院。

由于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尖塔上，因此关于这座建筑的意义以及其重建的其他可能性等潜在重要问题的讨论可能会被遗忘。弗雷德里克·埃波德（Frédéric Épaud）是法国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哥特式木结构建筑的考古学家之一。他原本已经将巴黎圣母院的哥特式木结构的研究提上日程，这个木结构被称为“森林”，但是在他开始研究之前却已经烧毁了。他说，法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旅游业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但人们却对这一“传统”一无所知。中世纪的历史似乎只向10岁的孩子传授。而且与传统建筑师不同，很多当代建筑师对遗产却知之甚少。他们的无知，也导致了常常对古建筑带着蔑视。”

巴黎圣母院三座门，马利亚门、末日审判门和圣安妮门

埃波德认为，用木头重建圣母院的木结构尤其重要，而且要用古老的技术，这与大火后媒体的观点不同。他认为用古老的技术重建是可能的，也是生态的。如果可能的话，传统建筑师们会热衷于使用古老的技术复原巴黎圣母院。“13世纪的工匠们，像上世纪50年代一样，用斧头建造木结构，只砍伐需要的树木，也就是说，选择直径与所需横梁直径一致的树木。”对于木匠来而言，这是一个重新学习手艺的机会。建筑工地可以成为一所开放学校。

不过，像法国兰斯大教堂（Reims cathedral）或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建造金属或混凝土结构，甚至可以做一个3D打印的塑料结构，也不是不可行，而且可能是21世纪一种新的建筑姿态，但这是不是失去了历史和灵魂？
夏洛特·朗卢瓦还担心，“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是否有改变大教堂周围的环境的潜在企图。巴黎圣母院所在的斯德岛 (Île de la Cité)有多处保护建筑，2016年，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曾建议在岛上建设休闲和购物设施，但最终没有推进。但如今有了特别法案，建购物设施的计划是有可能实施的。

在新冠疫情之前，尖塔被烧毁的巴黎圣母院依旧是巴黎游“打卡”重要的一站，但却变成了一种“灾难旅游”而不是“遗产旅游”。目前，巴黎圣母院仍处于关闭状态，但重建已经复工。在居家令实施期间，警方还发现了两名喝醉酒、试图盗走圣母院旧石头的小偷。

2020年6月1日，巴黎圣母院前广场重新开放。

西里尔·伊斯纳特（Cyril Isnart）是一个由15位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将在未来5年研究人们对大火的反应。“我们很幸运，圣母院还在那里，就像一个受了伤，但仍然活着的纪念碑。未来圣母院还将留在那里，见证所发生的一切。”

注：本文编译自《阿波罗杂志》2020年5月号，作者瓦莱里亚·科斯塔·科斯特里斯基（Valeria Costa-Kostritsky），原标题为《烈火的考验——急于重建巴黎圣母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