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姑娘媛媛住进了80岁的汪奶奶家。老太太免了她的房租，她下班陪老太说说话。两人既保持合适距离，又彼此陪伴。这种“同居”方式，是杭州长庆街道推出的“老青互助”养老新模式。

我在广西的亲戚家，几年前就这么做了。为了看护家中80多岁的独居老人，亲戚腾出了一间空房，免费给一个护校学生住。姑娘给老人作伴，还能提供医疗建议。她温柔勤快的脾气，也很讨老人喜欢。可惜，姑娘毕业后，在医院急诊工作，其作息对老人有影响。后来，又来了第二个姑娘，老太太却不满意，总觉得“人不如旧”。好不容易适应了，姑娘也毕业离开了。折腾了两回，老太太再没有找年轻“同居者”的兴致，还是请了住家保姆。

看到亲戚家的尝试，我问母亲要不要也试试找个大学生租客。虽然母亲独立惯了，不喜欢被子女管束，加上身体一直硬朗，没把“老”当回事。可她不知道，每当她长时间没接电话时，我总会脑补多少可怕的画面。 

那天和她讨论到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母亲居住的小区里，出了一桩惨烈的意外。一对老夫妻在家中中暑，身亡数日后才被人发现。这样的不幸，出现在新闻里和出现在身边，冲击力是不一样的。毫无意外，母亲对我的提议不置可否。她连跟女儿同住都不肯，又怎么愿意家中住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可见，“老青互助”养老，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这种模式下，“同居”的一老一少，不单是房东和租客的经济关系，还有陪伴关系。而陪伴，是一种情感需求。这也是世间最复杂、最难说得清的一种需求。 

报道中的汪老太遇到了媛媛，我亲戚家的奶奶遇到了护士妹妹，但未必人人都能这样幸运。双方既可能性格不合拍，也可能生活习惯、作息时间彼此不适应，还可能双方期待值的匹配度不一致。年轻租客的需求是很清晰的——低房租甚至零房租，以减少经济负担。但老年人的需求却是无法衡量的，新闻中的汪老太太觉得寂寞。可是，年轻的租客仅和她聊几句天，就能让她不寂寞了吗？难说。 

毕竟，双方仍是契约关系，而不是情感关系。为了避免麻烦，在签合同时，可能就得把责权说清楚。比如，什么是“陪着说说话”？每天陪伴多长时间？万一老人发生意外，租客是否要承担责任？责任大了不合适，责任轻了，年轻人可能住不踏实。要找到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平衡点，颇为费力。 

不过，即便这种模式有很多制约，像我母亲那样的性格，也不可能接受。但我得承认，它的出现一点都不意外，未来可能还是一种趋势。 

对老人的子女来说，租客的作用，可能只是帮着他们照看一下老人的安全，出了意外能及时发现和告知。对老人来说，他们注重的是精神陪伴和交流，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得到完全满足。 

美国医生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说，为什么很多老人宁愿独居于家中，也不肯搬进养老院，就是因为老人渴望自主生活。即使是身体失能而不得住进疗养院，老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也不仅是安全。一些老人一提及养老院，联想到的就是“行将就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也让“老青互助”，成为一种次于子女养老但优于机构养老的“次优”选择，在老人中有广泛的心理接受度。

如今，我年已80的母亲身体日渐虚弱，已经无法独居了，我只能搬回去与她同住。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让我自己成为她排遣寂寞的“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