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国际旅游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动却使国际旅游承受巨大压力。“全球范围的国际旅游将出现何种变化”“跨国旅游合作将会有何新动向”等问题成为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在当今中国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背景下，这些问题的探索具有如下意义：第一，有助于构建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全球视野，从而在宏观层面上把握全球旅游系统变动机制，更好地理解中国旅游产业在全球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第二，有助于探讨地缘政治格局重构过程中中国不同区域的国际旅游发展、旅游区建设与跨国旅游合作的可能方向。有鉴于此，《旅游论坛》编辑部委托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翁时秀博士组织了主题为“地缘政治格局重构与国际旅游新趋势”的系列笔谈。尽管一期笔谈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讲透这一话题，但却可能激发有益的思考。
本专题笔谈全文已刊载于《旅游论坛》2021年第2期，凡转载、引用、评论，以见刊文本为准。
主持人导读
翁时秀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副教授）
近年来，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动使国际旅游流动承受巨大压力，新冠疫情的流行更使全球旅游业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出入境旅游将出现哪些新变化?中国不同区域的国际旅游发展、旅游区建设与跨国旅游合作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全球范围的国际旅游将呈现哪些趋势?尽管尚缺乏足够充分的数据和材料来开展这些问题的严谨分析，未来局势的变动也尚未明朗，但仍有必要结合地缘政治学和旅游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国际旅游发展的过往经验对此开展讨论，以使学界能以更充分的思考应对未来多样化的变局。
“地理想象”是激发旅游的重要驱动力，在本期笔谈中，胡志丁研究员注意到信息时代下旅游地缘政治想象与传媒文化的联结，指出联结的途径在于“描绘”，即传媒文化对事物的多元建构与营造。在everything is geopolitics的背景下，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旅游，是地缘政治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引导地缘政治想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旅游外交”的低烈度地缘政治行为中，传媒文化扮演了强大而又巧妙的角色。传媒文化对旅游的地理想象进行了新的创造，通过旅游过程中的接触，又催生新的地缘政治想象。因旅游者是整个旅游过程的中心，旅游的日常遭遇可能会引起接触双方的地缘政治想象的偏移，国家对于旅游者要适当引导和规范，避免负面碰撞的滋生。
刘云刚教授、骆华松教授和彭飞副教授等聚焦于中国不同区域的国际旅游发展，对“地缘政治格局重构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新机遇”“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地缘关系与云南跨境旅游区建设”与“中日韩地缘关系演化及其跨国旅游响应”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刘云刚教授认为岛屿常被作为各类政策实验场，也被视为逃离现实的“梦想空间”，海南也不例外，这是海南岛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地理基础。从地缘位势上，海南的主要功能是军事国防，是中国面向南海的门户和战略要塞，旅游并不是国家所需。但是，如果海南成为环南海周边地区的海岛旅游龙头和经济发展中心，对于改善环南海地区国家间关系将会有积极促进作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必须依托濒临南海的区位优势、热带农业和海岛旅游的资源优势和新的政策试验探索的制度优势，为海南内生式发展战略提供支撑。在当前特定地缘背景下，海南还是中国走向“海洋时代”的桥头堡，融入RECP和“一带一路”的重点战略区位。同时，还应注意到海南拥有的大量离岛战略空间，如果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置于更广阔的岛屿关系网络中，会使得海南的发展更具韧性，具有更强的机会把握能力，而这也是海南积极国防的一部分。
骆华松教授指出，地缘经济环境是制约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与云南省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而云南沿边地区也属于省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双边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限制了旅游生产要素向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有效聚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整体地缘政治环境(关系)较为复杂，直接影响了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其不利影响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信任危机和大国干预作用下，东南亚邻国参与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的程度和稳定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局部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牵制了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发展。此外，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边界屏蔽效应表现依然明显，而传染病传播、非法贩毒、恐怖主义、网络犯罪、人口贩卖、枪支弹药走私贩运等非传统安全以及大国干预等的影响，加剧了尚存的边界屏蔽效应。骆华松教授进而提出了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的建议。
彭飞副教授等分析了2001年以来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演化特征，指出三国地缘政治关系的动荡使国家间事件关注度和影响力在冰点和回暖间起伏变化，但总体上看，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向好发展，事件关注度和影响力在波动中大体呈增长趋势，三国间跨国旅游合作日益紧密，旅游流规模逐渐增大，旅游流结构日趋合理。他们认为，当两国关系良好时，国家间政治事件报道频繁且多为积极事件，民众对他国好感度提升，旅游往来密切。同时，一国选择另一国作为出境旅游目的地，这一行为本身就代表了重要的“示好”政治信号，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向好发展。然而一旦两国交恶，国家间冲突不断，报道多为负面事件且态度消极，民众情绪会深受影响，旅游发展会因此受限。而出境旅游体量大、购买力强的国家为了争取在外交领域更大的话语权采用抵制“跨国旅游”的方式将恶化两国旅游合作。
李鹏副教授和翁时秀副教授则将目光转向全球性的国际旅游重构与新趋势。
李鹏副教授注意到国际旅游的新现象旅游气泡(travelbubble)，即某些国家与自己的邻国或附近疫情状况相近的国家之间建立起的便捷通关政策。李鹏副教授认为，虽然旅行气泡计划在多个区域内均正在谋划中，也受到疫情反复状况的影响，尚未全面落实，但它是未来若干年国际旅游重启的必然路径。由此可以逐渐勾勒出疫情后的新国际旅游格局：首先，国家对于国际旅游的干预将变得更加强势;其次，“旅游气泡”的建立将依据特定对等原则逐步实现区域国际旅游市场的重建;再次，“旅游气泡”的建立标志着阶段性的全球统一旅游市场被区域性国际旅游市场所取代。翁时秀副教授在更加综合的层面讨论了地缘政治格局重构对全球旅游系统的影响。通过对全球化进程及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的分析，翁时秀副教授指出：第一，难以判断地缘政治格局是否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因而难以讨论全球旅游系统的深层变革，但这一问题值得思考;第二，短期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构十分明显，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现阶段的系统危机。翁时秀副教授据此分析了未来全球旅游系统的四个趋势：第一，交通通信技术发展会产生更强的全球旅游系统基础设施底层架构，这为全球旅游系统在未来更加紧密的联系提供了底层保障。第二，地缘政治重构过程可能导致国际旅游流动的“阵营化”，即具有更友好关系的国家之间形成相对紧密的旅游流动;这些阵营中的国家既可能位于同一区域，也可能是跨区域的。第三，资本在应对旅游者需求和国家管控时，可能出现“旅游沙盒(sandbox)的组织形式。第四，全球旅游系统的“块茎"(rhizome)特征可能会进一步突显。
“描绘”的力量：传媒文化与旅游地缘政治想象
胡志丁 (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研究员)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一流传甚广的广告词是Ayer公司在20世纪为了保持市场的高涨，在宣传推广过程中将与婚姻相关的情感概念与钻石联系起来，建立了钻石与浪漫爱情的关系概念。在信息流强烈翻转的传媒时代，传媒文化裹挟着较多“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等话语，勾起个人冲动或者给人以思想烙印。或者说，个体或群体的日常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所获得的信息所操控，进行一些被引导性质的社会经济实践。旅游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活动，是推进社会生产的手段，也常被赋予归属、尊重及自我实现的精神意义。作为带有规划性质的日常行为，其目的与路径选择多是信息与心理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世界政治实践的形式下移，旅游也成为国际政治的推介枢纽之一，被认为是低烈度的地缘政治接触媒介。从国家层面而言，旅游本身的效力与国际外交、社会管制和边境政治紧密联系，可以将其看作一种主动的地缘政治战略，例如在瓦良格号航母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土耳其方就以中国开放入土旅游作为通行条件。从个体层面而言，作为个体的人在旅游实践过程中，也进行了潜在的地缘政治互动，带来非经济的行为价值，比如旅行中的感受会转换为对目的地评价的一部分，从而可能升华到对旅游地所在国家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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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下旅游地缘政治想象与传媒文化的联结
在地缘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不断对地缘政治要素进行泛化补充与建构，研究关注点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发散。随着批判地缘学的兴起，学者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地缘政治学应从单一关系认知转变为对多元实践集合的解译;对地缘政治的发生场所而言，从实在的、显而易见的物象过渡到潜在的、意识的物象。除了军事占领、暴力冲突之外，贴近于日常生活的思想传播与意识形态引导也被权力行为体所重视，对政治主张者的成长背景和战略层的地缘政治想象研究也逐渐凸显。同时，伴随着后现代主义与信息技术的蔓延，传媒文化实现了快突进及强扩散，传媒地缘政治实践被纳入研究集群。作为日常生活的旅游，也名正言顺地渗透至地缘政治组织手段当中。后现代主义认为对于给定的某一事物可能有多层面的解释，同时强调个人的喜好与意愿占主要地位，对于某一事物，是需要贴近于人的需求的，是可以进行多种表述的。由于现代化社会再生产秩序愈加向信息传播倾斜，人类生活被媒体信息所笼罩，对事物的认知可能是媒体再加工的结果。出版、影视、网络等缩短了人类相互了解的距离，“陌生地方”带给人们的割裂感被较多削弱，在话语与权力相连的无形过程中，传媒也被套上了权力绳索。
地缘政治想象虽没有一个恒定的定义，但基本围绕对特定对象政治活动和战略意义的看法及反应。影响地缘政治想象的因素众多，主要包含本地背景、地方性文化和信息获得等方面。在网格化的信息传媒时代，网络平台、电影等传媒介质因其手段的高效性与手法的巧妙性，潜移默化地催化大众的地缘政治想象。同样的，传媒手段在国家间的旅游交流中发挥了极强的枢纽作用，媒体描述一方面引导旅游行为的发生和改变，在深层面重新建构了旅游者的游览地意象图景，另一方面使旅游者对当地的地缘政治想象产生变化。例如韩国推动影视产品传播造就了“韩粉”群体的出现，并且在其心中塑造了较为正面的韩国社会生活图景，在推动了入韩旅游的同时造就一批社会“亲韩派”;此外日本动漫、美国电影及游戏等附有异域情调的产品都有着类似的作用与效应。此外，传媒文化与旅游地缘政治想象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存在着持续接触。若旅游地传递给游客比较正面的感受，游客本身又会成为对外宣传的节点，例如在旅游网站上分享游记，看到相关内容的浏览者往往会受到“第三者效应”的影响，产生新的旅游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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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途径——“描绘”的过程与特征
“描绘”既是过程，也是目的。这里的描绘是一种较艺术性的表达，也包含“建构”“塑造”等意味，是现时传媒文化中对事物的多元建构与营造，在沟通传媒单元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影响个人或集体的感受将其实践行为嵌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中。对信息受众而言，因人类与生俱来拥有丰富的感受，在媒体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会倾向于顺从人的生理与心理需要，设置一种对人较强诱导性的信息空间。这种环境弱化了传统的权力关系，通过“话语”不断塑造意象情境和内心期待，激发受众的刺激性感受，最终呈现的是一种“意义再造”的结果。例如，旅行社通过宣传“泰国微笑”行为，使大部分潜在的中国游客认为泰国人比较友好，同时增加了前往泰国的可能性;此外，旅游网站、社交媒体常常将乏味的景观配以优美的滤镜图片和华丽的辞藻，换句话说，吸引人的往往不是旅游景观，而是围绕景观的话语修辞。即“描绘”这一过程在思想层面连接了跨地方的社会现实，利用“编造”“修饰”唤起情感刺激，并改造了原本的旅游地缘政治想象。例如，美国常通过设置电子游戏中的NPC(Non-PlayerChar-acter)属性，塑造了科技先进、风光美好的国家社会形象;新西兰利用《指环王》这一影视文本，利用网络旅游媒体将自身宣传为神话般的“中土世界”，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建构了新西兰神秘、平静的国家形象。
作为“描绘”过程本身，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特征：(1)引导性特征。“描绘”本身就是行为发起者有意识灌输信息的过程。在塑造特定的信息空间的过程中，利用倾向性的传播学、心理学技巧，对宣传目标进行预设性的信息指引或暗示，最终达到宣传目的。(2)多中心性特性。后现代的传媒文化立足于立体的信息传递网络。“描绘”的发起主体是多类型、多样式、多层次的，包括旅游经营者、国家和地方政府、历史著作、博客、旅游者个人等，信息的发起者同时也是其他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流动过程中的媒介。旅游者往往在最开始时是信息的接受者，后来又普遍成为传播者。(3)动态建构特征。从实操层面上讲，“描绘”不是一蹴而就的，更多地表现在长时序、潜在地唤起对象情感、塑造想象。与此同时，文化差异、地域差异被信息流所调和，包括地缘政治想象在内的意识活动在变化。(4)低确定性特征。为了引起情感、情绪的波动，“描绘”的过程在传播学中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贴标签”化的操作，因此标签与旅游地并不一定就是贴切的，言过其实、言不符实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此外，在传媒网络中，传播者身份也存在着不确定性。(5)去背景化特征。与低确定性紧密关联的就是去背景特征，因为被人为构筑的信息空间掩盖了被描述物象较多的现实特征，在遮蔽历史、政治、经济背景的同时，将多种情绪、感受嵌入到特定语境中，形成新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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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旅游地缘政治想象的思考与展望
地缘政治想象会塑造未来的地缘政治行动，而地缘政治想象又受到所获取信息的约束。在everything is geopolitics的背景下，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旅游，是地缘政治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引导地缘政治想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低烈度的地缘政治行为中，传媒文化扮演了强大而巧妙的角色。在年轻群体中，旅游、国家形象与传媒文化之间的碰撞效应更为明显，例如随着日本电影《天气之子》的上映，影迷们在社交平台建立起众多的讨论小组，并且开展“圣地打卡”(去取景地旅游并分享的举动)活动，同时经常性地发起中日动漫发展的讨论，并不时上升到对国家文化战略的争论。
旅游作为一种流动的过程，在跨界与跨域的背景下会激发不确定的社会现实效应。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是需要模糊现实和知识隔阂的，被传媒文化所处理过的文化信息有利于被不同群体所接纳。传媒文化对旅游的地理想象进行了新的创造，通过旅游过程中的接触，又催生新的地缘政治想象。由于世界经济低迷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了争夺旅游市场、维持旅游经济，旅游活动可能会更换一些形式，例如催生“产品周边经济”、云旅游、群旅游、众筹旅游等，在这样的情境下，传媒宣传的吸引效力愈加重要。旅游地在宣传方面也在与时俱进，2020年以来很多旅游景点通过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扮演“第三者”进行推广。此外，传媒文化对国家而言也是软实力的组成单元，例如，可以利用传媒产品讲好国家故事、传播国民形象，消解一些文化冲突。最后，因旅游者是整个旅游过程的中心，旅游的日常遭遇可能会引起接触双方的地缘政治想象的偏移，国家对旅游者要适当引导和规范，避免负面碰撞的滋生。
地缘政治格局重构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新机遇
刘云刚 (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海南为何要建设国际旅游岛?
首先是因为海南的地理条件。从政治地理学视角看，岛屿是独特的地缘政治体，也是独特的地缘经济体。岛屿是大陆文明向海洋文明渗透的桥头堡，反之也是海洋文明向大陆文明传播的试验场。受水陆两种不同力量的交互影响，岛屿一般都有独特多样的地理景观。长期以来，岛屿常被作为各类政策实验场，也被作为逃离现实的“梦想空间”，海南也不例外，这是海南岛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地理基础。
海南因何要建设“国际”旅游岛?
从国内看，海南是国内唯一的面积较大的热带岛屿，资源特色优势突出，其旅游条件毋庸置疑;但是和周边的巴厘岛、普吉岛、马尔代夫等岛屿相比，海南的优势并不明显。目前海南入境游客占比不到2%，主要是俄罗斯及周边的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游客，而北美、欧洲等主要客源国的游客并不多。从地缘位势上，海南的主要功能是军事国防，是中国面向南海的门户，战略要塞，旅游并不是国家主要需求。1988年海南从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升级为一个省，被确定为中国第五大经济特区;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海南省国际旅游岛规划;2018年中央提出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年中央提出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这些举措，本质上是地方诉求获得国家认可，是变换了形式的另一种“积极国防”。海南面向国内旅游会怎样?如果海南成为环南海周边地区的海岛旅游龙头、经济发展中心，那对改善环南海地区国家间关系将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和夏威夷类似，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是地方诉求的体现，但也是国防战略的一部分。
海南如何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
当代的国际旅游，不仅是个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也与国家间关系、外交、边境管控政策等有关。国家间地区争端和恐怖活动是国际旅游的天敌，如伊朗为报复美国限制美国游客入境，萨德事件后中国赴韩旅游人数骤降，等等。南海地区的局势变化直接影响海南旅游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经贸环境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正处在新常态减速换档期，存在以开放促改革、求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在乱局中，首先要提高自身内生式发展的能力。
海南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一是濒临南海的区位优势，二是开发热带农业和海岛旅游的资源优势，三是新的政策试验探索的制度优势。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必须依托以上优势，为海南内生式发展战略提供支撑。这其中，与港澳台及周边岛屿联动发展，融入更广阔的全球岛链经济体系;向中央政府寻求更多的分级管理主权政策支持;更多地引进开发当地农业、旅游等资源所需的高端人才，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内生能力建设的重点。
在此基础上，就是面对外部变化的韧性和机会把握能力建设。在当前特定的地缘背景下，海南也是中国走向“海洋时代”的桥头堡，融入RECP和“一带一路”的重点战略区位。这其中，有一个韧性法则尚未被充分考虑，就是海南拥有的大量离岛战略空间，尤其是三沙市。此外，也包括外围更大的东南亚岛屿群。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置于更广阔的岛屿关系网络中，会使得海南的发展更具韧性，具有更强的机会把握能力，而这也是海南积极国防的一部分。
当前国际局势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不管我们主观意愿如何，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持续建设，使之成为环南海地区热点区域的可能性都将大为增加。未来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最值得思考的话题，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 如何突出海南岛屿旅游特色。和周边国家相比，海南的旅游资源、气候条件等并无明显优势，因而面对旅游岛同质性竞争需要有清晰的旅游定位、明确的旅游品牌，这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2) 如何推动持续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岛屿区位优势，遵循岛屿地缘经济体发展规律，可考虑在港澳“一国两制”试验的基础上，在海南试验新的主权制度形态，比如当下的免税政策试验等，进一步推动岛内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要素的优化重组。
(3) 如何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融入全球岛链网络。应积极建构海南岛与其他岛屿城市的关系网络，并将相互关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嵌入到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记忆中。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多中心的群岛关系网络，并在此基础上避开同质化竞争。
(4) 如何处理三沙离岛对海南主岛的影响。由于殖民历史、地缘政治争端及资源开发冲突等，环南海地区的开发极易触发周边国家敏感神经，南海岛屿经常成为有争议的领土。海南是中国控扼南海的要塞，对维护南海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采取灵活的行政区划创新等手段，适度弱化三沙离岛与海南主岛的行政隶属关系，为主岛建设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旅游业本身是脆弱性与敏感性较强的产业，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当前各国实行边境管控，各国旅游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如海南三亚原为俄罗斯等俄语区国家游客的热门旅游地，但在疫情之下，去年境外游客数量锐减，众多商店、酒吧、旅行社等关门。在此背景下，需要寻找旅游岛建设的新思路。旅游岛建设的主体是旅游业，而旅游业发展不仅是社会经济活动，更与国家、海南的地缘政治紧密相关。基于上述背景，探究旅游与地缘政治间的相互关系，是今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内涵之一。
云南周边地缘环境与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
骆华松（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地缘环境是地缘政治形成和演化的基础，对地缘政治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有着本质性的影响。地缘环境指影响地缘体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的所有内、外部地理环境条件的总和。地缘环境由多元要素构成，具有滞性特征的本底要素、具有流特性的关联要素和具有地缘重量特性的位势都是地缘环境的组成部分，即地缘环境包含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跨境旅游合作区是相邻两国或多国在边境双方或多方划定一定国土面积，由双边或多边共同规划管理的以旅游产业为主导，通过促进旅游者和旅游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形成的旅游要素规模聚集的区域。因其跨境的属性，对境外地缘环境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深受周边地缘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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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现状
云南省邻近东南亚，边境线长达4061km，是我国通向中南半岛的陆路通道及经贸联系与合作的枢纽地区，具有发展跨境旅游合作区的良好区位条件。“十三五”期间，云南省重点建设中国磨憨—老挝磨丁、中国麻栗坡—越南河江、中国瑞丽—缅甸木姐、中国河口—越南老街、中国腾冲—缅甸密支那等5个跨境旅游合作区，目的地化建设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目前，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依托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实施，受多方面条件制约，存在口岸建设相对滞后、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未转化为产品、旅游吸引物不足，旅游公共服务设施不健全等问题，旅游合作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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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环境是制约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
与云南省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低是制约云南跨境经济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越南、老挝、缅甸人均GDP分别为2698美元、2811美元和1215美元，三国人均GDP位居世界排名末端。一般而言，跨境旅游消费相对要比境内旅游消费高，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低抑制了大众跨境旅游消费需求，跨境旅游合作区境外客源不足成为发展的重要障碍。
另一方面，云南沿边地区亦属于省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由此导致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境内外均在落后的地缘经济制约下，双边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云南沿边高速公路尚处于规划中，景区内部道路建设明显不足;境外越南、老挝、缅甸边境地区交通条件较中方更为落后，基本交通设施尚待中方援建。基础设施的短板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旅游生产要素向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有效聚集，成为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的又一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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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环境直接影响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整体地缘政治环境（关系）较为复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关系总体上双方陷入了“安全困境”，双方的不信任感和猜疑加剧。大国对东南亚的干预非常显著，在地缘政治（安全）领域，东南亚各国对美国及英、法、德等盟友的依赖较高，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也表现出重要影响;在邻国地缘政治关系上，中国对缅甸和老挝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但俄罗斯在越南的影响力是他国无法比拟的。局部地缘政治环境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南海争端，围绕南海问题，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良性发展的负面因素，特别是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强烈干预，使南海地缘环境更加复杂化。如，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南海争端对两国关系正向发展的掣肘力不断增大。此外，缅北局势的动荡是局部地缘政治环境演变的典型负面事件，该事件是指2009年8月至今，缅军与“民地武”之间冲突的过程及其发展态势，缅北局势致使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受到阻滞，也给中国邻近缅甸的沿边地区带来重大安全隐患。
中国处在东南亚周边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对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的不利影响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信任危机和大国干预作用下，东南亚邻国参与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的程度和稳定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东南亚各国既希望搭上中国崛起的经济快车，希望在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与发展中获益，另一方面又想借助美国制衡中国，避免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太高，事实上东南亚邻国在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中实际投入很少，有持观望态度之嫌，更多期待中国单方面投入。二是局部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牵制了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发展，特别明显的是，缅北冲突一度造成相关口岸、通道关闭或处于低迷状态，缅北局势的动荡成为影响瑞丽-木姐中缅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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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边界屏蔽效应表现依然明显
边界效应指边界对跨边界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分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边界既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屏障，也是两国接触的前沿。跨境旅游合作区具有明显的跨境属性，是地缘关系活动的窗口，并成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双向开放重要平台。边界两侧政治体制和文化景观的差异及边界本身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跨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边界而建立，虽边界冲突整体不明显，但因各自双边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跨境旅游合作区内的边界屏蔽效应仍然存在，加上传染病传播、非法贩毒、恐怖主义、网络犯罪、人口贩卖、枪支弹药走私贩运等非传统安全以及大国干预等的影响，加剧了尚存的边界屏蔽效应。边界屏蔽效应对跨境旅游合作区内旅游要素汇集、旅游合作机制建立及旅游合作效益发挥都有着直接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东南亚新冠疫情局势作为一种新的突发传染病已成为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边界屏蔽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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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周边地缘环境的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思考
作为旅游开发区，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首先应考虑加强合作区内部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旅游通达性和舒适性;强化旅游目的地化建设，立足“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构建旅游产品体系，打造旅游产业要素集群，满足旅游者多样化需求，打造一站式旅游目的地。
作为特殊的跨境经济合作区，从周边地缘环境视角，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首先应全方位提升云南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加快沿边高速公路、泛亚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整体区域可达性；加强河口、磨憨、瑞丽、腾冲、麻栗坡等边境口岸城镇建设，为跨境旅游合作区提供极点支撑。其次，提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互信与交流水平，合理应对和处理好南海问题和缅北争端，遵循合作共赢原则，切实建立跨境旅游合作区有效的旅游合作机制，统筹实施旅游规划、旅游整体形象设计，面对境内外市场联合促销。最后，在跨境旅游合作区内，强化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为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和宽松的政策环境。在对等原则下，开展跨境旅游合作区内国家主权的适当让渡，双方协商核心区内国家主权让渡的具体内容，依据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中的需求变化，循序渐进。同时，强化边境非传统安全治理，保证跨境旅游安全。落实2020年澜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议上提出的“加强灾害管理、传染病防控、打击非法贩毒、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贩卖人口、走私贩运枪支弹药等非传统安全事务合作”，共同维护跨境旅游合作区内游客安全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演化及其跨国旅游响应
彭飞（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淑琴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不断重塑，地缘政治的研究尺度与内容均得到极大拓展与丰富。跨国旅游日益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成为重要战场，其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在学界成为话题焦点。Webster等从宏观视角对旅游流展开研究，认为旅游流的规模、结构和方向深受6大地缘政治影响：即美国的衰退、金砖国家和pine国家的崛起、不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日渐重要的区域跨国组织、全球尺度内对个人的管控、跨国公司权力和重要性超过政府。此外，边境景观、边境地区以及跨境过程和流动性等具体领域日益成为旅游地缘政治研究的焦点。随着流行地缘政治的兴起，旅游和地缘政治有关的身份认同、地缘政治与旅游接待及事件中的地缘政治等对地缘政治话语和旅游实践的研究逐渐成为相关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中日韩跨国旅游活动在全球旅游市场占据着重要地位：2018年中日两国分别成为全球第2和第3大旅游经济体，韩国则在东北亚跨国旅游中扮演着“区域通道”的重要角色。本文首先利用GDELT数据库统计2001—2018年每年中日韩各国对另外两国政治事件报道的数量，绘制事件关注度曲线图，表征国家对政治事件的关注程度；其次计算各政治事件的戈登斯坦得分和平均语调值的归一化值并综合处理，绘制事件影响力曲线图，表征国家间政治事件的影响力；最后根据双边国家事件关注度和影响力之和对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的演化进行探究和梳理，并依据中日韩双边出入境游客人次绘制堆积柱状图，借此反映旅游流规模的变化及各阶段旅游流结构特点，从而分析其跨国旅游响应。探讨地缘政治与跨国旅游之间的关系，预测未来中日韩跨国旅游新趋势，冀求为中日韩旅游合作提供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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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关系演化及其跨国旅游响应分析
1.1 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总体演化特征及跨国旅游响应
自1999年以非正式早餐会举行历史上第一次中日韩首脑峰会，到2008年第一次举办独立领导人正式会议，再到2012年开始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中日韩三国在诸多领域取得丰厚成果的同时也遭受着各种挫折和磨难，尤其在领土与历史方面。三国地缘政治关系的动荡使国家间事件关注度和影响力在冰点和回暖间起伏变化，但总体上看，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向好发展，事件关注度和影响力在波动中大体呈增长趋势，三国间跨国旅游合作日益紧密，旅游流规模逐渐增大，旅游流结构日趋合理。21世纪初是中日韩正式合作的重要起点，恰逢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日韩间地缘政治关系自美国2010年“重返亚太”战略实施后日趋复杂，因而本文以2001年为研究起点，2010年作为划分节点，将2001-2018年分为两个阶段，分析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演化与跨国旅游响应，其结果如图1所示。
1.2 中日地缘政治关系阶段演化及跨国旅游响应
2001-2009年：此阶段前期，中日之间由于台湾问题、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政治事件，两国事件关注度起伏波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事件影响力在2003年明显上升，民众情绪深受国家间紧张关系的影响，这一时期中日旅游互动明显减少。随着2006年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中日最高领导层频繁互访，两国间政治事件报道次数增多，关系回暖；同时事件中传递出的积极态度使得两国民众关系缓和，来往日益频繁，旅游流规模增大。这一阶段中日双边旅游流结构呈现中国出境游客小幅增长，日本出境游客稳中波动的趋势。
2010-2018年：继美国重返亚太，日本政府随之在中美之间调整站位，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前提下不断改善中日关系。然而2010年“钓鱼岛”渔船事件、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及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事件中日之间事件关注度随之上升并一度成为两国外交话题热点，双边关系急转直下，持续恶化的关系导致中日游客人次大幅下降。随着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顺利召开，中日领导人开始修复关系，两国政治事件报道较多且以积极事件为主，事件关注度和影响力均居高不下，民间关系迅速升温，并在2015年中国出境日本的游客人次首次超过日本入境人次，随后几年双边游客人次保持高位增长。这一阶段中日双边旅游流结构呈现中国出境游客波动骤增，日本出境游客小幅下降的趋势。
1.3 中韩地缘政治关系演化及跨国旅游响应
2001-2009年：这一时期中韩两国关系平缓向好，事件关注度和影响力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两国双边旅游流规模呈上升趋势，到2009年时双边游客人次高达454.33万，是2001年双边游客人次的2.1倍。这一阶段中韩双边旅游流结构呈现中国出境游客平稳递增，韩国出境游客高速增长的趋势。
2010-2018年：2010年韩朝之间爆发“天安舰”事件及延坪岛炮击事件，中国为维护朝鲜半岛稳定而引发了中韩之间的外交矛盾，两国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事件关注度随之上升，同时事件影响力波动频繁，民众情绪受到影响，双边旅游流规模小幅下降。2013年中韩关系日趋缓和，两国事件关注度和影响力平稳上升，民众来往频繁，同时中日钓鱼岛事件的爆发使中国赴日旅行动机大幅下降，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替代效应导致中国赴韩旅游人数增长，从2012年283.7万人次骤增到2016年612.7万人次。然而2017年的“萨德”事件又将中韩关系推至风口浪尖，两国事件关注度提升，相关报道频繁，双边关系骤然跌入谷底，民众深受政治事件的影响而来往减少，中国赴韩游客人次只达2016年出境游客人次五成。这一阶段中韩双边旅游流结构呈现中国出境游客稳后骤跌，韩国出境游客整体稳定的趋势。
1.4 日韩地缘政治关系演化及跨国旅游响应
2001-2009年：这一阶段前期，日韩之间虽有摩擦但整体关系向好，事件关注度和影响力走势平稳，两国首脑互访频繁，民众关系和谐，双边旅游规模整体呈现小幅上升趋势。然而2005年的“独岛”事件导致日韩关系紧张，国家间事件关注度大幅上升，但事件影响力没有明显变化，民众往来受国家关系影响较小，出入境游客仍保持小幅增长；此后，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不断挑衅，事件关注度保持高位增长，事件影响力也随之上升，韩国民间对日本的好感度日益下跌，赴日游客人次由2006年的211.7万降到2009年的158.7万。这一阶段日韩双边旅游流结构呈现日本出境游客起伏平缓、韩国出境游客稳中波动的趋势。
2010-2018年：2010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美日韩在朝鲜问题上达成一致，一定程度上恢复并推动了日韩两国关系，日韩双边游客人次保持平稳增长。然而自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安倍政府在“慰安妇问题”多次挑衅及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使日韩关系再次陷入低谷，两国政治事件报道频繁，事件影响力在2014年达到历史峰值，民众态度由于国家关系的恶化进入冰点，双边旅游规模在2014年跌至此阶段最低点。2015年，随着日韩之间持续半个世纪的“慰安妇问题”的解决以及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导致中韩关系龃龉，日韩关系回暖，事件关注度在2015年到达峰值随后恢复至之前水平，国家间的积极态度使得民众来往密切，2018年双边旅游流规模增至2015年的2倍。这一阶段日韩双边旅游流结构呈现日本出境游客先降后升，韩国出境游客波动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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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通过分析发现，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与跨国旅游活动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当两国关系良好时，国家间政治事件报道频繁且多为积极事件，民众对他国好感度提升，旅游往来密切。同时，一国选择另一国作为出境旅游目的地，这一行为本身就代表了重要的“示好”政治信号，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向好发展。然而一旦两国交恶，国家间冲突不断，报道多为负面事件且态度消极，民众情绪会深受影响，旅游发展会因此受限。而出境旅游体量大、购买力强的国家为了争取在外交领域更大的话语权，通过抵制“跨国旅游”来获取旅游相互依赖中的权力，从而导致两国旅游合作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后疫情时代，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疫情的有效掌控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无疑会促使旅游市场发生转移，大量的中日韩游客会选择中短程的国家出游，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将成为首选之地，作为东亚地区跨国文旅战略项目的“东亚文化之都”日益成为带动东亚区域文旅事业繁荣昌盛的主导力量。此外中日韩在未来跨国旅游的发展中，应当继续加强彼此间旅游合作，提升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文旅事业在世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巩固中日韩一体化顺利实现的人文社会基础。
旅行气泡与国际旅游新格局
李鹏（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国际旅游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2019年，世界旅游组织（UNWTO）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旅游总收入5.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6.7%，旅游就业岗位约占全球就业岗位的10%。除少数国家以外（比如中国），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产业主要是由国际旅游（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构成的。国际旅游最近半个世纪的蓬勃发展受益于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相对和平稳定的全球化发展时代，交通成本的持续下降和国家间日益密切的商业、文化和政治联系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流动。半个世纪之前，跨国旅行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都还只属于极少数富裕人群和特权阶层的专属行为；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世界每年有超过14亿人次进行跨国旅行，跨国旅行的客源市场也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扩张，跨国旅行对于越来越多的当代人而言，更像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必备品，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标配。虽然有学者认为，国际旅游具有外交功能，是外交力量的“第三轨道”，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2020年之前的国际旅游格局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及旅游者等非国家行动者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国家虽然可以通过签证政策、客源管制等手段干预国际旅游，但是市场的自由性、国家间的开放性、非政治性和非国家干预构成了这一阶段国际旅游发展的主要特征。
但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得蓬勃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国际旅游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国际旅游人数减少约11亿人次，降幅在70%至75%之间；国际旅游收入损失1.1万亿美元，导致世界经济损失2万亿美元。疫情发生之前，世界前十大旅游接待国分别为法国、美国、西班牙、中国、意大利、英国、德国、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其中欧美地区构成了国际旅游的主体，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近年也处于上升的态势。疫情发生后，中国、美国、欧盟等国际旅游主要的客源地和接待地先后出台了旅行限制政策，部分国家几乎完全关闭了边境，这是自二战以后的首次全球性旅行限制，几乎一举摧毁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旅游格局。随着疫情发展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分化，世界所期待的如当年非典之后的旅游业的迅速复苏并没有如期而至。新冠疫情的发展使得各国出台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尤其是针对新冠疫情传染性强的特点，新冠病毒检测与入境14天隔离措施被普遍采用。加上游客对于新冠疫情传播的恐惧，跨国旅行受到极大限制。这对旅游业占GDP比重较大的经济体造成了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在防疫抗疫的同时，纷纷为复苏旅游业做出努力，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旅游气泡”(travel bubble)政策的提出。
“旅游气泡”又名“旅行廊道”或“新冠廊道”，是指某些国家与自己的邻国或附近疫情状况相近的国家之间建立起的便捷通关政策。确立“旅游气泡”关系的目的地政府和相关机构建立一定的工作机制，互认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允许检测呈阴性的旅客乘坐专门的航班不受隔离检疫限制来往于气泡内的目的地之间。“旅游气泡”的提出可以解除或降低协议国(地区)之间出入境的病毒检测和入境强制隔离时间的限定，并增强游客跨境旅行的信心。最早提出并执行“旅游气泡”政策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受益于三国早期都较为成功地控制了新冠疫情的暴发，三国于2020年5月份建立起“波罗的海旅游气泡”，该协议规定在过去14天内没有离开过波罗的海国家、没有自我隔离，且没有呼吸道疾病症状的前提下，波罗的海国家的公民和居民被允许在“波罗的海泡泡”内部旅行，穿越内部边境时无须隔离。在亚太地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家随后也相继提出了旨在重振旅游业的“旅游气泡”计划，旨在向良好控制疫情的国家和地区游客开放和允许入境。
“旅游气泡”政策的提出与执行要以新冠疫情在各国的发展情况为前提。只有能良好控制新冠疫情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才有实施“旅游气泡”的可能性。疫情的反弹随时都有可能延缓甚至暂停国家间的“旅游气泡”协议。因此，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之前，“旅游气泡”只能是一种极具脆弱性的特殊旅游通关政策。“旅游气泡”的脆弱性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都得到了证实。比如，最早开启“旅游气泡”合作的波罗的海三国，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两国的新冠疫情传染病例激增，导致9月初拉脱维亚宣布终止之前的“旅游气泡”合作，单方面启动了入境者的14天隔离观察措施。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原定于2020年11月22日启动的“航空旅游气泡”也因香港11月份出现的新冠疫情恶化而延迟执行。
虽然旅行气泡计划在多个区域内正在谋划中，也受到疫情反复状况的影响，尚未全面落实，但是，它是未来若干年国际旅游重启的必然路径，并由此逐渐勾勒出疫情后的新的国际旅游格局。首先，国家对于国际旅游的干预将变得更加强势。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国际旅游格局是在国际秩序稳定、市场自由发展、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新冠疫情发生之后，“防控疫情”成为开展旅游活动的前置条件，国家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通过对旅行签证、游客新冠筛查和隔离、航空线路限制等方面实施诸多干预，明显取得了介入国际旅游市场发展的主导权。某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旅行限制政策乃至“旅游气泡”的建立，国家都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比如，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离任前发布行政令，取消了针对部分国家的旅行限制措施，而新任总统拜登上台后随即宣布恢复实施新冠疫情期间的国际旅行限制，还将限制范围扩大到最近去过南非的游客。作为美国国家代言人的政治精英，通过对“疫情防控”成效的不同表述，可以出台完全不同的国际旅行政策，这说明新冠疫情之后国际旅游市场的复苏必将打上深深的国家印记，旅游受到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将更加明显。其次，“旅游气泡”的建立将依据两个对等原则逐步实现区域国际旅游市场的重建。第一个对等是建立“旅游气泡”的国家和地区间的疫情防疫状况的对等，即相同的疫情发展状况和相同的防控措施；第二个对等则是建立“旅游气泡”的国家和地区间的出入境政策的对等。比如欧盟各国在2020年5月份就取消了联盟内成员国公民的跨境旅行限制，并一直延续至今，虽然欧盟内部部分国家遭遇了二次疫情的暴发，但是基于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对等开放原则，其内部的自由旅行政策一直得以维持。而反观欧盟与美国、中国之间则一直未能建立起类似的气泡政策，就是因为没有满足对等的原则。从美国方面看，美国的疫情防控一直不尽如人意，未能达到和欧洲对等的状况，且美国对欧盟也采取了旅行限制措施，因此，欧盟对美国游客的旅行限制措施一直没有放松。中国的疫情状况明显好于欧洲，2020年实现了数个月的清零成绩，有鉴于此，欧盟于2020年7月取消了中国国民前往欧盟成员国的旅行限制，但是同时提出解除限制的前提是中国给予欧盟成员国同等政策，考虑到欧盟疫情经历二次暴发且与中国国内疫情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方面没有办法满足欧盟提出的对等要求。由此可见，疫情防控虽然是建立“旅游气泡”的前提条件，但是并非疫情防控得越好，就越容易建立起“旅游气泡”合作，更重要的是要在出台气泡政策的国家间达成两个对等条件。最后，“旅游气泡”的建立标志着阶段性的全球统一旅游市场被区域性国际旅游市场所取代。新冠疫情之前的国际旅游市场格局已经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全球化状态。新冠疫情的防控要求导致原有的全球一体化旅游格局将难以为继。特别是一些严重依赖旅游业的海岛型国家，原先多元化的客源市场结构将对新冠疫情防治造成直接困难。比如2020年7月马尔代夫为了恢复旅游业，面向全球推出了“无检疫、30天签证免费”的政策，但是随着确诊病例增多，马尔代夫旅游部宣布自9月10日起，入境人员需提供病毒检测证明。马尔代夫的案例说明，既往面向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国际旅游发展模式已受到严峻的挑战，未来更有可能形成的是基于两个对等原则建立起的区域旅游合作格局。比如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在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取得积极成效、与中国内地就防疫措施达成了对等条件后，中国内地居民已于2020年9月恢复了赴澳门自由行的签证。与此同时，新加坡、日本、柬埔寨等东亚国家与中国都有希望在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局面的前提下推出区域性的旅游合作政策。除此之外，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南太平洋区域，非洲内部，加勒比海区域都具备建立起区域性“旅游气泡”合作的潜力。因此，在疫情防控情况接近的区域内部率先通过“旅游气泡”政策的推出，实现国际旅游的重启，可能是未来国际旅游发展的新形势。
地缘政治格局重构对全球旅游系统的影响
翁时秀 (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
得益于过去全球化的推进、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旅游流动的整体性越来越强，一体化的格局也越来越明显。然而，过去几年，全球化的波动与暂停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地缘政治格局重构将对全球旅游系统产生哪些影响的问题也被很多旅游研究者所讨论。本文将首先陈述笔者对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的理解，然后探讨相关影响。
1500年以来的地缘政治格局由西方所主导，西方大国推动的全球化在过去500年中确立了全球秩序，其所取得的成就为整个世界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发展路径，现代化基本可以等于西方化。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大体体现了这一轨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似乎也表明，按照西方已经探明的现代化路径发展，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最经济、最快捷、发展结果最可预期的。
过去几年全球化的波动与暂停却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到了一个根本上无法扭转的拐点，还是说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短暂波折?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至关重要。如果目前只是短暂波折，那么未来不管由哪个国家主导，全球化进程的路径和模式不会改变，全球旅游系统和其他全球系统一样，所面对的都只是暂时波动，我们所要讨论的将是这种波动中的短期调整而已；如果是到了一个拐点，那么有没有可能衍生出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这或许是一个新的全球议题，在此背景下讨论全球旅游系统，讨论的将是系统更替的问题。
换言之，从长期看，全球化还是大势所趋，但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否依然是大势所趋?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内核是资本主义，在无法遏制资本逐利之本性的情况下，时空压缩和越来越深重的不均衡发展似乎是必然趋势，其结果是：各国内部民粹主义日益盛行，而国际间的隔阂日益深重。如果资本主义内部无法克服这些矛盾，那么其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或许将走向终结。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主导人类文明500年，经历了从兴起到繁荣的过程，走向衰退的迹象似乎已经出现，毕竟人类文明中没有哪种模式能够长盛不衰；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对于人类发展来说，具有很明显的加速作用，各种“发明”和技术创新具有很明显的指数增长趋势，这种指数增长趋势如果无法遏制或转变为逻辑斯蒂曲线，系统必将崩溃。我们现在暂时无法判断资本主义在当前阶段是否具有足够的内在修复能力，因此，对于以上问题还无法给出经得起检验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比较肯定的：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已经难以在西方主导的这种全球化模式中不假思索地走下去。因此，现在的情况可归纳为：(1)西方自身出现问题，正在积极谋求修复之道，已经无法给非西方国家很明确的道路启发；(2)非西方国家经历这么多年发展，内部所出现的问题很多已经不是学习西方就能解决得了的；(3)如果“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依然是大势所趋，新崛起的大国将不得不走资本输出的道路，那么，在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市场争夺中，也需要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实践与理论的创新，这一过程可能在现有地缘政治格局中创造一些新局面和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以上分析冀图说明两点：(1)从长远看，地缘政治格局是否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仍难判断，因而难以讨论全球旅游系统的深层变革，但这一问题值得思考；(2)短期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构十分明显，其根源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现阶段的系统危机，其对全球旅游系统的影响可做适当分析。
基于此，下文首先将全球旅游系统分解为四层结构：最底层为交通、通信等构筑的基础设施结构层，倒数第二层为地缘关系、国界管控等构筑的地缘政治结构层，倒数第三层为资本介入下的旅游组织形式层，最上层为游客流动所构筑的全球旅游流动网络层。然后做出如下四点非常不成熟的影响分析。
第一，交通通信技术发展会产生更强的全球旅游系统基础设施底层架构，所带来的“时空压缩”也会持续加强，地缘政治重构虽然可能导致技术壁垒的加高和相关贸易摩擦的增多，甚至出现直接以遏制他国技术进步为目的的经济行动和政治行动，但技术进步仍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地缘政治或许会阻碍全球技术交流与技术扩散，但从长远看，技术进步带来的世界互联仍是大趋势，这也为全球旅游系统在长远未来更加紧密的联系提供了底层保障。
第二，地缘政治重构过程中可能出现更多的“旅游外交”现象，边界管控和货币管控也可能加强，重构过程中甚至会出现“文明的冲突”和地理想象的人为操控，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国际旅游的便捷性、安全性和旅行成本，最终影响国际旅游流动规模与流动方向。例如，边界管控的加强会影响旅游签证等出入境手续办理的便捷性，而不恰当地宣扬文明冲突或出于政治目的而建构贬低性、冲突性地理想象，将使普通民众的种族关系趋于紧张，使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增多，针对国际旅游者个体的不友好行为与犯罪行为也随之增加，影响游客安全。由于国际关系在地缘政治重构中容易出现相对失序的情况，客源大国有可能更频繁地发布旅游禁令或指导性意见，并通过相应的出入境管理措施落实旅游管控，从而引导国际旅游的流动规模与流动方向。由此，可能导致国际旅游流动的“阵营化”，即具有更友好关系的国家之间形成相对紧密的旅游流动。这些阵营中的国家既可能位于同一区域，也可能是跨区域的。
第三，资本在应对旅游者需求和国家管控时，可能出现“旅游沙盒（sandbox）”的组织形式。此处所说的“沙盒”，借用于计算机安全领域，原意是指在计算机正常运行的操作系统中所创建的一个虚拟程序运行空间。为了确保系统安全，操作系统通过各种安全措施使该空间与计算机其他环境隔离，限制在该空间中运行的程序（尤其是不受信任的程序）对系统关键资源的调用。一旦程序运行完毕，则可销毁沙盒，不在系统中留下任何痕迹。此处借用“沙盒”创造“旅游沙盒”一词，并不是说地缘政治重构使国际旅游者变得不受信任，而是指资本（尤其是大型国际旅游中间商）为应对地缘政治格局重构所带来的影响，更好地满足游客的便捷性需求并确保游客安全，有可能通过各种措施与客源国和目的地国家协商，确保游客便捷通过国界、不让游客在目的地接触其他群体以保证其安全，即以一种与外部环境相对隔离的形式组织旅游活动。“旅游沙盒”与“环境泡”（environ-mentalbubble）的不同之处在于，“旅游沙盒”更强调旅游组织的安全保障，同时也体现了在相对失序的地缘政治格局中，资本为创造相对稳定的旅游流动、旅游体验和旅游安全所做的努力。当然，这只是笔者大胆的设想，未必会成为现实。
第四，全球旅游系统的"块茎"（rhizome）特征可能会进一步突显。Frankln（2O04）曾借用法国哲学家Deleuze的“块茎”概念来描绘全球旅游系统。据此，全球旅游系统可以被想象为各种线条（如游客空间流动所产生的线路）的不断生成、消逝与连接，多样化的线条在区域差异影响下产生特定的汇聚与联系，形成“块茎”。各个“块茎”通过无数线条的相互联系而构成去中心化的全球旅游系统。又因线条的不断生灭，块茎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反复结合、阻断或碎裂的运动，块茎因而永远处在流变和生成状态中。尽管Franklin试图以此描述全球旅游系统的一般特征，但是，可以认为，当地缘政治格局明确而稳定的时候，相对容易出现结构性更强的旅游系统，反之，一旦格局不稳或秩序重构，支撑全球旅游系统的国际政治基础将处于变动之中，国与国之间在贸易、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协商机制与协商结果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在地缘政治格局重构中，全球旅游系统的这种不断流变与生成的“块茎”特征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体现。
以上四点仅仅是对未来的推测，期待以此引发关于全球旅游未来的更多讨论。
引用格式
⊙胡志丁，刘云刚，骆华松，彭飞、李淑琴，李鹏，翁时秀.“地缘政治格局重构与国际旅游新趋势”系列笔谈[J].旅游论坛,2021,14(02):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