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阚道远

 

摘要：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围绕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问题，提出了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具体表现为：坚持党的领导，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决条件；注重运用党“总的领导”的方式、方法；加强监督确保党“总的领导”的政治方向和贯彻落实；培养各条战线高素质干部，提高党“总的领导”水平；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巩固和加强党“总的领导”。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和思想借鉴。

关键词：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总的领导”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6.002

收稿日期：2022-01-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19ZDA0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列宁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思想与实践研究”（22BKS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阚道远，男，安徽广德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E-mail: kan_dy@fudan.edu.cn。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回望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关键所在。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思想基础上，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深入探索党在全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理论和执政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尽管历史和时代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重温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对我们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意义。

　　一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内涵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的执政党。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成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的全新课题。在此过程中，列宁通过不断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提出了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从列宁的著述来看，先后有十余处提及“总的领导”一词，主要出现在其晚年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若干论述中，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核心观点和政治判断，成为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开展和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决条件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逐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如何在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新生政权，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其一，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件。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对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和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要想保住革命的胜利果实，必须依靠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因为“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3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版增订版，第27页。按：本文所引《列宁全集》各卷，皆系这个版本，特此说明。)。“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4页。)。布尔什维克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表现出突出的革命性、纪律性和战斗性，正是其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使得苏维埃迅速摆脱了十月革命后异常艰险的境地，避免了被反动势力扼杀在摇篮中的命运。对此，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半以后，我们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说，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注：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41卷，第35页。)。

　　其二，党的领导是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面对“管理俄国”的艰巨任务，共产党是“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注：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41卷，第85页。)，“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注：列宁《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1913年9月），《列宁全集》第24卷，第38页。)。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优势决定了共产党要带领一切阶级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党的领导首先体现在对苏维埃的领导上。列宁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注：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41卷，第55页。)，“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7页。)，“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注：列宁《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宁全集》第42卷，第381页。)。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对群众组织的领导上，在“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中，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必须发挥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传动装置”作用(注：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2月30日），《列宁全集》第40卷，第203页。)，以此来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而各个群众组织则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针对质疑和削弱党的领导的行为，列宁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和反击。1920年10月，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强调文化工作的所谓“特殊性”，宣布“自治”，反对党对协会的领导。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74页。)列宁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文化领导权，实现党“总的领导”。在列宁这里，党“总的领导”的首要条件是“领导”，明确界定了党与其他组织之间十分清晰的领导（主体）与被领导（对象）关系，这一点决不能出现含糊、偏差和背离；同时，在领导对象和范围上，“总的”带有“全面”、“全方位”的含义，意指党对包括政权机关在内的各种组织、各个领域的领导，包含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意思。

　　（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注重运用党“总的领导”的方式与方法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应对艰难复杂的内外局势，布尔什维克一度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由各级党组织直接管辖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工作的“军事共产主义”，为集中国内一切人力和物力粉碎外国武装干涉、赢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然而，伴随着政权安全形势好转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各级党组织事无巨细地决定和干预各个领域具体事务的工作方式，例如进口法国罐头、出售莫斯科库存图书、划拨土地播种糖用甜菜等十分具体的事项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议决，不仅大大影响了党的政治决策和领导能力，而且干扰了包括苏维埃在内的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使，破坏了工作规律，损害了工作效率，不利于有效执行新经济政策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

　　列宁敏锐观察到党越过国家政权机关而直接管理和干预国家事务带来的弊端，他尖锐地指出，“甚至最琐碎、最枯燥、一连讨论几个小时简直叫人想去跳水自杀的这么一些问题都经常提交中央全会”(注：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12月），《列宁全集》第40卷，第167页。)，“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注：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5页。)。针对这种情况，1922年3月23日，列宁在给莫洛托夫转交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注：列宁《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1922年3月23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68页。)。

　　由此可见，列宁告诫各级党组织，在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党“总的领导”的方法，明确党的领导的内容与方式。这可以作如下方面的理解。其一，党的领导主要是间接领导而不是直接领导，要充分赋予苏维埃处理日常国家事务的权力和职能，同时，通过苏维埃等国家机关和各类群众组织中的党团、党的干部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在列宁建议下，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决议提出，“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1919年3月18日至23日于莫斯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0-571页。)。为了使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摆脱一些纯粹属于苏维埃范围的问题，列宁还建议，必须提高和加强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使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具有最大的计划性和明确性。其二，党要善于开展政治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本国的特点，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战略和策略，从事关全局和大方向的路线、方针、政策上领导国家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正如列宁指出的：党的领导“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5页。)。其三，“总的领导”的对立面是“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注：列宁《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1922年3月23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68页。)，要把握经济工作与政治、军事工作的区别，“无论如何不能像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注：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列宁全集》第34卷，第5页。)，把握党的工作和国家政权机关日常工作的区别，即党不直接插手十分具体的事务和环节，避免面面俱到、无处不在的干预，也避免党出现事务化、行政化的蜕变，这样有利于党集中精力开展自己的工作，不断提高战略谋划力和政治领导力。

　　（三）加强监督，确保党“总的领导”的政治方向和贯彻落实

　　党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后，还必须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使得各条战线上的党员干部和苏维埃机关真正贯彻落实党的意志，保证党“总的领导”的政治方向和实践效果。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伴随着各级党员干部被赋予了领导经济工作的更大权力，权力异化的巨大风险和苗头随之产生。列宁警觉地指出，必须清除“混进党里来的人”(注：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列宁全集》第37卷，第217页。)，“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注：列宁《关于清党》（1921年9月20日），《列宁全集》第42卷，第158页。)；否则，不仅会影响经济建设成效，甚至会动摇党“总的领导”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偏离党“总的领导”方向，后果十分严重。对此，列宁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即通过建立、完善和加强党内监督、人民监督和国家权力监督体系等一系列措施，消除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等一切不利于党“总的领导”的消极因素，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断优化党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在党内监督方面，列宁主张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这样既能防止党内权力过于集中，又可以避免党内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导致的无人负责的局面，也是对党员干部监督的现实需要。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年会制，最大限度地发扬党内民主，全体党员均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民主讨论。将党员参与权、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就每一个党组织而言，“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注：列宁《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1907年1月13-14日［26-27日］），《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9页。)。同时，促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干部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使广大党员尽可能在信息对等的情况下开展民主生活。

　　在人民监督方面，列宁指出，“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注：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5页。)。在他的提议下，建立了包括工会制度、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制度、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制度、工农检查院、同情者小组、报刊舆论监督制度等人民监督制度体系。他还指出，“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注：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0月下旬），《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页。)，只有通过宣传教育动员等方式大大提高群众的监督觉悟，才能有利于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防止国家政权机关及工作人员蜕化变质，确保人民政权的本质不改变，体现了党“总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紧密结合、有机统一。

　　在国家权力监督体系方面，列宁提出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注：列宁《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20年9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23页。)，从而加强对党中央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后，为了将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结合起来，列宁还要求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工农检查院合并，形成党政融合的监督模式，以便加强党对苏维埃政权的监察机构的领导，并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监督作用。列宁坚信，这种模式之下的监督机构能够充分参加每次政治局会议并对文件具备审查权，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因“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注：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1923年1月23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0页。)而出现的问题，进而保障党和国家战略、政策和工作部署的有效落实。

　　（四）培养各条战线高素质干部，提高党“总的领导”水平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把挑选、培养和分配干部作为落实党“总的领导”的关键。他指出：“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注：列宁《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1922年1-2月），《列宁全集》第42卷，第403页。)“组织局真正首要的任务是分配党的干部，而政治局的任务是解决政治问题。”(注：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3-4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3页。)党对干部的分配则能够最直接地体现党的意志，实现党的意图。他深刻揭露了马克西莫夫斯基、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民主集中派”要取消党中央委员会分配干部权力的实质，指出：“政治领导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由人来领导，那又由谁来领导呢？如果不是调配人员，那又怎样领导呢？”(注：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3-4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0页。)

　　列宁挑选干部的条件是很严格的，他要求党的有关部门从政治立场、业务知识、管理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威信等方面来进行考察。1923年3月，列宁向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建议，在挑选干部过程中，除了要有几名党员介绍外，还“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党和国家机关中来(注：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2、386页。)。实现党“总的领导”，除了抓紧分配干部之外，还要重点解决“没有人”和“身兼数职”的问题，促进干部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注：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列宁全集》第34卷，第160页。)。而从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党员干部知识文化水平不高，更缺乏经济社会管理的必要能力和科学方式方法，“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这种人少得可笑”(注：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3页。)。列宁号召全党掀起学习热潮，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习，而且要通过实践锻炼学习，“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座电站都变成教育的据点”(注：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12月），《列宁全集》第40卷，第161页。)，甚至要保持谦虚开放的心态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注：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289-290页。)。

　　苏维埃机关作为直接领导经济建设的部门，必须不断提高干部素质，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管理国家的需要。针对苏维埃机关中人员配备不足、能力不强和责任心不够的问题，为深入解决党的机关与苏维埃机关之间的职能交叉，列宁指出，要选拔“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的人，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注：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4页。)。当然，促进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之间的人员流动，实现更充分的政治领导和工作交流，会有助于党“总的领导”的优化，也有助于加强苏维埃机关建设。因此，列宁建议，从党员中选定一部分有相当才能和志向的同志，把他们从苏维埃工作岗位调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同时从非党同志中选择适当的人来担任各种苏维埃工作，目的是通过干部的选拔和交流，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贯彻落实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有力地保证了国家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同时，经历多岗位锻炼和洗礼，也更有利于培养充足的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来实现党“总的领导”。

　　（五）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巩固和加强党“总的领导”

　　在党“总的领导”之下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党奋斗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在巩固和加强党“总的领导”中，人民群众不能“缺席”，因此，必须发动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参与和支持，获得党“总的领导”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力量。列宁深刻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仅仅依靠共产党是不现实的，“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因为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共产党员只是“沧海一粟”(注：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0页。)。

　　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共产党只有真正深入到基层群众中，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人民群众的想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党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唯有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巩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不可能不巩固”(注：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 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4页。)。列宁主张通过制度建设强化党和群众的联系，通过信访制度、报告制度和领导视察制度等，让人民群众反映利益诉求、了解党执政的基本情况，从而密切干群关系，提高群众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厚植党“总的领导”的群众基础。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国家建设和管理。列宁深刻指出，苏维埃政权与过去一切旧政权、旧机关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人民群众的专政，是依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注：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287页。)。因此，要注重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列宁还强调，要尽可能吸收人民群众进入国家机关。根据他的指示，1920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中，工人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注：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1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56-57页。)。而这种“创造力”、“创造性”，在共产党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中喷涌而出，体现于党执政的全过程，为实现党“总的领导”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智慧和力量。

　　列宁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发动群众中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树立党组织的形象和威信，以取信于民并形成有效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吸纳。列宁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活动家”(注：列宁《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列宁全集》第2卷，第416页。)。他坚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力量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主张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善于团结人民群众，勇于教育启发人民群众，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获得人民群众的真心信任和拥护。同时，为了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列宁呼吁人民群众入党，并从中挖掘出真正的人才以壮大党的队伍。他说：“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者敞开党的大门”，“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注：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 日），《列宁全集》第37卷，第218、219页。)。事实证明，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将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吸收到队伍中来，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创造性，有助于将党“总的领导”的思想深入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并大大促进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综上所述，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是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的一个“整体思想”，尽管这个思想形成的时间较为短暂，也未能建构体系化的理论成果，但依然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它既坚定主张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也突出对“总的领导”方式的重视和强调；既提出了保障党“总的领导”的监督制约机制，也提出了为党“总的领导”培养充足人才队伍的保障支撑机制；既立足于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实现党“总的领导”，又注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巩固党“总的领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应当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不能将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生硬割裂开来，孤立、静止地分析只言片语而缺乏系统性、总体性把握；更不能将“总的领导”等同于“抽象的领导”，或者将“总的领导”仅仅从字面上解读为“反对绝对领导”、“主张党政分开”，这都是与列宁的初衷完全背离的。

　　二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思想的当代意义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有利于巩固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地位，促进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开展，对世界各国共产党执政角色定位和执政方式选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列宁时代相比已经有极大不同，但重温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启示和时代价值。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一方面，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并与各种削弱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求党从具体事务和直接领导中“抽身”出来，更善于通过加强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引领和带动各苏维埃政权部门、各群众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党的领导体现在方方面面，从而形成较为正常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领导模式。列宁这一思想，既符合当时俄国党和国家的实际，又具有较强的战略性、方向性和前瞻性，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方式探索的先河，对之后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经过进一步探索和发展，形成了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和一整套制度体系。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注：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尤其是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任务极为繁重，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的危险局面，实现中国梦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制度”，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同时，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要反对党的领导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也要大力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现代化。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健全决策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改革和完善党对人大、政府、政协、司法、人民团体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领导的方式方法，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促使各种社会力量协调行动、形成合力，建立健全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增强政治领导、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等本领，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

　　（二）着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强大勇气

　　在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中，党的自身建设是至关重要的“领导主体”建设，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和先导。他明确提出，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坚强的组织，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针对布尔什维克一度出现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题，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清党工作的决定，将不忠诚于党、对党别有企图的党员清除出党，提高党员质量，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确保党正确而有力的领导。总的来看，正是在列宁时期不遗余力地重视党的建设，加强党内监督，避免个人专断，防止权力滥用，与各种不良现象进行持续斗争，消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才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不断发展壮大、生机勃勃的局面。也正因为此，党才能充分发挥“总的领导”政治优势，带领俄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辉煌胜利。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作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保持强大的自我革命勇气，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习近平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注：习近平《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页。)伟大社会革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可以说，党在什么意义和程度上实现了自我革命，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历史高度和实践深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伟大社会革命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更加突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经受的考验更加严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更加隐形变异并侵蚀党的肌体，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持续腐蚀党的执政根基。因此，“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注：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第15页。)。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筑牢思想防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进一步突出制度建设的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和反腐败斗争，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不”机制，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从而完成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

　　（三）抓好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针对俄国较为落后的社会文化状况和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匮乏的实际，列宁指出了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在党“总的领导”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他强调，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没有一批能干的干部，社会主义事业将寸步难行。他曾多次在党的有关会议上指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注：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2页。)。在列宁的积极推动下，布尔什维克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高度重视考察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思想政治素质，下大力气提高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经济管理水平。正因为如此，一大批高素质干部脱颖而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贯彻党的意图，落实党的指示，树立党的形象，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党的领导和苏维埃政权。否则，因为缺乏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支撑、保障和落实，党“总的领导”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句空话。列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探索执政党干部队伍建设规律，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注：习近平《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411页。)，“光有思路和部署，没有优秀的人来干，那也难以成事”(注：习近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020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99页。)。在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接续奋斗中，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面对党执政的复杂内外部环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要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干部队伍。首先，要看干部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能不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将此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同时，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使干部能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管理工作中实现人岗匹配、各展所长，最大限度发挥党的组织工作优势和干部资源优势；还要让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攻坚克难中增长胆识和才干，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尤其是与各种不利于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的精神和本领。总之，要在选育管用的各个环节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将合格的干部充实到党治国理政的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坚实可靠的干部队伍保障。

　　（四）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团结和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严肃批判了忽视人民利益、轻视人民力量的错误倾向。他明确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不能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党领导的“整个机器就要散架”(注：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3页。)，“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注：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列宁全集》第34卷，第49页。)。正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始终站在人民一边，充分调动了俄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使得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而其后由于苏联共产党背离了列宁的忠告，日益脱离人民群众，逐渐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遂失去了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导致了亡党、亡国、亡制度的政治悲剧，教训十分惨痛。同样，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在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过程中，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无论执政环境如何变化，党都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要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制度的功能，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继续加强群团工作体系，“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着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注：习近平《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2015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56页。)。党还要善于掌握“大团结大联合”的克敌制胜法宝，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的关键问题，使党的全面领导持续获得强大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

　　三　结语

　　列宁将建设社会主义比喻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注：列宁《政论家札记——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1922年2月底），《列宁全集》第42卷，第458页。)，并为之做了毕生艰辛的探索。在俄国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他基于俄国的社会现实、俄共（布）的政党情况和执政实际，深入思考、大胆实践，形成了党“总的领导”的思想，明确了党领导国家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运用的方式方法，正确反映了共产党活动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目的；同时，体现了列宁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和思想风采，对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尽管因为英年早逝，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未能继续发展和深化，但是其思想精髓亦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一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和共产党，尽管面临的执政环境与列宁时期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我们要立足于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其思想精华，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改进创新党的全面领导方式方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政治保障，不断开创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何毅］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