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

　　——内生性扶贫和社会网络扶贫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6月24日在大理弥渡县举行的“滇西大讲堂”上的演讲录音整理修订而成。)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大理弥渡县跟各位交流请教。刚才州长说，此次滇西论坛，参加者包括大理州政府和弥渡县的朋友，还有来自红河、楚雄、怒江、临沧等地区的领导和挂职干部，还有弥渡青训班的学员们。大家一路颠簸远道而来，令人感动。今天跟大家共同探讨迎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反贫困是当前云南地方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座各位对基层贫困状况比我有更多的体悟和感受，我今天是向大家学习，抛砖引玉，有些观点可能不成熟，求教于大家。我今天主要讲最近几年我提出的 “内生性扶贫理论”和“社会网络扶贫理论”，结合大理和弥渡的情况以及其他地区调研的实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今天主要讲九个问题：第一，什么叫贫困，怎么来理解贫困?第二，怎么来扶贫，扶贫有哪些误区?第三，什么叫精准扶贫和社会网络扶贫，精准扶贫当中有哪些理解上的误区?第四，什么叫内生性扶贫?第五，什么是扶贫的根基?第六，扶贫的有效机制是什么?第六，扶贫的组织载体是什么?第八，扶贫的重要抓手是什么?第九，政府需要做什么?

　　一、什么是贫困?

　　中国是反贫困成效最为显著的国家，80年代以来，数亿贫困人口脱离了贫困，这个巨大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又是全世界贫困人群最为集中的国家，到现在还有一亿左右贫困人口，根据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这个数据稍有出入。中国虽然持续数十年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国家。所以我经常讲，中国人既值得骄傲，又不能骄傲。贫困人口的存在对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不要觉得贫困人群跟我们没有关系，贫困人群的存在，实际上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贫困者的存在导致我们每人每天都有可能面临很多问题，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贫困，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时不容易谈论清楚。贫困的原因，既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物质层面的，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因素，既有整体的因素，也有个体的因素。原因极其复杂，背后往往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宗教和历史的根源。所以我们在分析贫困的时候，应该用一种更加多元化的视角来分析。

　　现在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决策层面，对于什么是贫困，什么是真正的扶贫，还有很多认识误区，我想在座的各位地方领导对于这些误区有必要加以澄清。

　　第一，我们不要绝对地以收入水平为标准来看待贫困。收入水平不是一个绝对标准，贫困是相对的。一个人是否贫困，我们要综合来看，既要看收入，同时更要看当地的生态环境、当地的民风、当地人的幸福感、当地人的收入差距与平等感，这些都影响一个地区的人的贫困水平。假定一个地方看起来人均收入比较高，可是生态环境差，人们的平等感比较差，幸福感差，民风不好，这种地方我认为仍然是贫困地区。我们在云南调研过程当中，感觉很多地方民风淳朴，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人们之间收入差距小，农民的幸福感其实不低，但是，你要看他的收入水平，基本上人均在两三千左右。但是你能说这些人群就是绝对贫困人群吗?他们自己也不承认，他觉得我活得挺好的呀，山清水秀，民风又很好，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大，他们觉得很好。所以很多干部用收入水平作为贫困标准，认定人家是贫困人群，经常到这些所谓的贫困人群家里去访问，帮人家出主意搞创业，搞得这些农户比较烦，说我们过得很好，不需要你扶贫。这种情况的出现搞得基层干部比较 ，但是细想，他又有一定道理，问题出在我们一厢情愿地以绝对收入为标准来定义贫困，这个视角其实老百姓未必认同。

　　第二，所有的扶贫干部，包括挂职干部、外来帮扶人员等，千万不要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去看贫困人群。当你面对一个贫困人群的时候，不要觉得我们的生活状态就一定比他更好。这是很多挂职干部和帮扶人员心理上的通病，每次看贫困人群都以怜悯的眼光看人家，这是不对的。我研究贫困问题有年，我的经验是，你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你的生活状态就比人家更好，你要谦卑些，平和些，客观些，不要居高临下，不要俯瞰。我认为我们的很多人的生活状态还不如那些我们所谓的贫困人群的生活状态好，我们的幸福感有可能不如云南的一个所谓贫困农户幸福感高，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自省。

　　第三，我们也不要把自己认为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想当然地带到扶贫当中。比如有些人觉得贫困地区通讯不发达，移动通讯不普遍，也不使用微信，所以这个地方很落后。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想法。你要注意，这个村子里面实际上不太需要移动通信来沟通，因为一个乡土社会的相互联络就靠面对面的交流，不是靠手机，也不靠微信，也不靠QQ，也不靠电子邮件。他们在这个乡土社会当中生活得很幸福，交流很充分，但是你偏偏要推广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把自己认为好的生活方式想当然地嫁接或是移入到这些贫困人群当中去，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第四，我们也不要用施舍的姿态来看待贫困人群。我们千万不要光看到别人的贫困，而看不到自己的贫困。同志们，我们要想象一下，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很好，当你看到贫困人群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贫困，你能不能反思你的贫困。你不要用施舍者的眼光去看他们，而要想到，你给他做的所有贡献，实际上不光是解决他的贫困，还要解决我们自己的贫困，这一点我们要端正态度。我们每帮助一个贫困家庭，实际上就在帮助我们自己，实在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你如果没有这种心态的话，你是做不好扶贫工作的。不要以为他贫困，你施舍他，给他捐赠，给他慈善，给他项目，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第五，我们在扶贫当中，不要只看到贫困地区的消极面，而看不到积极面，我们要换一种眼光看问题。你到所有的贫困地区去看，实际上这些地方都有闪光点，都有积极的一面，甚至有些贫困地区有发达地区所不具备的东西。比如说你到云南去，到贵州去，到青海和甘肃去，你发现这些地方民风淳朴，生活节奏缓慢，二元结构不明显，人们的幸福感挺高。难道我们每天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假如这个地方通过经济的发展，变得生活节奏非常快，人们的心态非常焦躁，生态环境变坏，民风变得不再淳朴，人们的平等感很差，我们的扶贫还有必要吗?我们是要前者，还是要后者呢?在我们的贫困人群当中，存在着大量的闪光点。所以，你要到一个地方去扶贫，恐怕我们最大的任务不是去发现他的弱点，发现他的弊病，这个思路不对的，我认为你要成功扶贫，就必须发现这个地方的优点，发现他们的闪光点。比如云南这个地方民族文化非常璀璨，有非常丰厚的文化资源，民风淳朴，生活节奏比较适于人的居住等等，你要发现这些优点，这样的话，我们的扶贫才有动力，才能抓到真正对的东西。

　　第六，扶贫不要唯GDP是论，要考虑综合的、系统的、可持续的、长远的发展问题。现在党中央提出来扶贫攻坚，要在短时间内全面地消除贫困，我们现在给地方下达的任务是三年之内脱贫，这个任务一下达之后，很多地方就开始在GDP上做文章，这个方法是不对的。我不是反对扶贫攻坚整个战略，而是认为唯GDP是论是错误的，唯GDP是论最后导致我们的扶贫工作变得非常焦躁，不够从容，往往造成形式主义，把GDP看成唯一的目标，忘记了我们要综合地考虑问题，长远地考虑问题。

　　第七，当我们在看待贫困的时候，我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物质上的贫困，而没有注意到精神上的贫困，文化上的贫困，伦理上的贫困。我们去看帮扶的对象，很多人会问这个村需要什么产业，这个家庭需要什么帮助。但是我们忘了去分析，这个村乃至这家人在精神层面、在文化层面，在伦理层面需要什么，应该如何提升。很多地方穷并不是仅仅因为物质层面的贫困，而是因为民风、文化、伦理和乡村治理层面的问题。一个村庄没有凝聚力，没有很好的文化，没有好的风气和氛围，这个村庄就很难富起来。我下面讲到的内生性扶贫和社会网络扶贫，就贯穿着这样的想法。

　　第八，政府在扶贫方面也不要唯项目是论。现在你去跟地方政府的官员谈论贫困问题，听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项目，他整天跟你谈项目，关心你带来什么项目。这一方面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政府不光要着急上项目，而是要从完善服务体系入手，确立服务理念入手，从转变政府行为入手，来提升当地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有些地方政府对于上项目比较热心，轮到他自己改变行为方式了，却很难改变，导致很多项目的实施有问题，项目的执行质量不理想，根源在于政府的行为方式有问题。

　　第九，我们在扶贫过程中，一定要知道，理念的改变是最要命的东西。要彻底改变人的理念，包括文化和道德观念，要加强乡村治理理念，要把一些软性的基础设施做好。我们现在硬件的基础设施改进很快，比如说云南的交通情况，十几年前我到云南，交通差，路不好走，可是现在基本上很好了。但是软性的东西改变起来比较难，比如说民风、比如说乡村治理。最近我到山东考察，泗水县有一家尼山书院，专门在乡村倡导儒家文化，原来乡村的风气不好，通过这种方式，农民的道德水平有所提高，民风变好了，这个村的凝聚力变强了，扶贫就有了基础。所以，我们恐怕要做一些无形的东西，既要抓有形的，又要抓无形的;既要看到物质层面的东西，也要看到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第十，怎么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呢?今天上午到弥渡县密祉镇去考察，路上我们还在讨论，地方扶贫干部“急得要死”，老想扶贫，但是贫困户一点也不着急，“死也不急”。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一厢情愿地、居高临下地去扶贫，去帮助贫困户脱贫，可是我们没有让他自己爆发出这种动力来，这是政府扶贫当中特别需要反省的问题。你上赶着去帮助他脱贫，但是农民不动，这说明他自己没有动力。现在上项目，应该建立一种竞争性的机制，设立一个竞争条件，大家都可以过来申请这个项目，政府来加以甄选。这样的话，就比单方面给他一个项目要好得多，农民自己就有动力去改善他的条件，积极去动，而不是被动。

　　以上是贫困的一些误区，以及扶贫工作需要澄清的问题。

　　如果分析中国贫困的类型，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绝大部分贫困都是制度供给不足型的贫困。什么叫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缺失造成的贫困。比如说农村教育体系不完善、医疗卫生制度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金融信贷制度不到位等等造成的贫困，还有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方面的缺失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假如这些制度方面缺失的话，农民的很多权利就被剥夺了。我们在考虑扶贫工作的时候，要多考虑这些制度层面的完善，因为这种贫困是整体性的贫困。

　　部分地区的贫困属于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这些地方往往因为区域发展特点，其交通、通讯、市场设施不完善，有些地方因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从而引发贫困。这些地方大部分集中于西藏、云南、贵州、甘肃等等，这些地方高寒、多山、缺水、石漠化、荒漠化严重，容易发生贫困。对于这些由于基础的生存环境造成的贫困，一般来讲，要么需要大规模改善生态环境，要么需要移民搬迁。像贵州、云南很多地方，都需要进行大量的移民搬迁，移民安置工作很繁重。

　　还有一种是结构型贫困，也叫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这种贫困一般来讲是因为个体的能力不足造成的贫困。大家注意，这个不足不是身体的缺陷，而是因为他的其他能力不足。这种贫困的原因一般都是个体性的，包括一个人的生产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决策能力、沟通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是不足的。我一会讲到社会网络扶贫，其原因就是一个人在一个社会群体内难以获得交往资本，他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因此他的贫困永远难以消除。

　　当然在民族聚居区，存在着大量的族群型贫困。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大量因为生活方式、历史原因以及自然条件等原因造成的贫困，这种贫困我们称之为族群性的贫困。这种贫困的原因一般是综合性的，比较复杂。现在内陆边境国家级贫困县有40个，占全国内陆边境县的30%。云南省25个边境城市当中，有17个属于国家级的贫困县。全国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当中，有257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我们看到现在民族问题在中国为什么非常严重?主要是贫困问题。

　　二、如何扶贫?

　　中国大部分的贫困都是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我们的制度安排是不合理的，是缺失的。医疗制度、教育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制度，这些制度不弄好的话，你想搞扶贫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完善这些制度，推动制度变革。比如说在教育方面、在新型合作医疗方面，农村金融创新方面，新型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以及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方面，我们近年来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土地制度的调整现在慢慢开始了，土地流转比以前更加灵活了，为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制度变革型扶贫是一种普惠型的扶贫方式，对所有人都有作用。

　　另外，中国要大力推动基础型扶贫和生态恢复型扶贫，要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我去年到弥渡苴力镇的时候，路还没修好，现在苴力的九道湾，非常令人震撼。可是，我们很多乡镇，道路条件仍然非常差，这为发展设置了障碍。这些问题，国家财政、省级财政要想办法解决，我们不要以为强调精准扶贫了，国家这些事就可以不做了。精准式扶贫不是国家推卸基础设施建设责任的借口，不要说我们现在搞精准扶贫了，我们就忘记基础设施了。其实对于反贫困来讲，最有效的就是基础性扶贫与制度变革型扶贫，要变革制度，要提供基础设施条件，尤其是交通、通信这些基础条件，这些条件不好的话，你要搞精准扶贫是不可能奏效的。苴力镇九道湾工程，没有国家支持是不行的，这个事情靠精准扶贫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基础设施的提升必须快，现在国家是不缺钱的。我还考察了苴力镇雾本村的危房改造，这个问题，政府也要拿出相当的财力来解决。我们要保护生态环境，这也是基础设施，国家要出大量的钱来保护环境。环境不好了，你要搞扶贫，那是舍本逐末。还要搞好生态移民、异地安置，使贫困者能够跳出低水平均衡陷井，实现整体脱贫。昨天我考察了苴力镇白云村，看了异地安置后建立的集贸市场，政府出钱建设集贸市场，给移民一个摊位，让他搬得下来，还要住得下去，活得好。

　　我们还要重视能力增进型扶贫，针对可行能力不足的不同情况，进行结构性的扶贫，也叫造血型扶贫。我们老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些人有劳动能力，我们要给他提供更多的条件，增进他各方面的能力，让他自我脱贫，这方面中国在最近几年有过很多进步。其中一个途径就是通过融资，通过微型金融，来解决贫困人群的问题。弥渡县搞了很多政府贴息的小额信贷，增强农民的自我脱贫能力，这方面我们大有可为。我大概五六年前，到大理州洱源县、鹤庆县去考察，在鹤庆县大力推广的一个事情就是社区发展基金，我估计弥渡县也有，就是政府出资和农民自己出资相结合，共同打造一个基金，用发放小额信贷的方法来支持贫困户发展，这样的话，就达到了自我发展，不用等待别人的救济。同时，针对农民自我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政府应该加强合作社的教育，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现在中国的合作社发展很快，全国大概有120万家合作社，其中合作社发展最快的是山东、浙江、江苏这些地方。为什么要办合作社呢?因为合作社是增强农民自组织能力的重要载体。

　　最后一个是救济扶贫，这个要政府托底，民政部门与非政府组织进行慈善救济，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来解决特殊人群的脱贫问题。但是，即使是对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的扶贫问题，我们也要创新机制。我昨天在苴力镇调查，他们有一种新模式，就是把那些五保户和孤寡老人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养老院，办成“养老院+花园+果园+乐园”，这些老人们自己种花，自己种菜，以院养院，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有这种创新机制，就不要等民政部门来救济，他们可以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问题。

　　三、什么是精准扶贫和社会网络扶贫?

　　最近大家提“精准扶贫”比较多，但是关于精准扶贫误区也非常多。

　　其中第一个误区，有些人认为精准扶贫就是一家一户的扶贫，每家每户调查清楚，建立台帐，进行一对一的帮扶，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第二个误区，有些人认为精准扶贫就是一对一地通过社会捐赠和财政支持，让贫困户达到脱贫标准，不管怎样，只要当年收入超过贫困线，就算是脱贫了。

　　第三个误区，认为一家一户脱贫就是实行干部一对一帮扶，帮助他找项目，拉赞助，找贷款，最后让他实现个体脱贫。

　　这些都是对精准扶贫的一种误解。精准扶贫实际上是对制度变革型扶贫、基础型扶贫等普惠型扶贫的一种补充，但它不能替代。不能说我要搞精准式扶贫，国家就不着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就在制度变革方面不进行创新了，我认为这是不行的，替代不了。同时，大家要记住，精准式扶贫更加强调结构型的扶贫，即着重于贫困农户的能力建设，要通过教育培训、微型金融、社区发展基金、扶持当地的产业发展等等，使他在能力上得到拓展，这叫精准扶贫。我认为假如一个地方制度变革型扶贫与基础型扶贫没有到位，精准扶贫是不会没有效果的。我经常讲，精准式扶贫是扶贫最攻坚阶段后要干的事，不是最初要干的事，这个地方基础设施还不行，很多制度安排还是缺失的，这个时候谈精准扶贫能行吗?村里进不去汽车，道路很差，你要一家一户去扶贫，那是很难奏效的。要解决一家一户的贫困问题，必须抓住这些农户贫困的根本，要建立一种常态化的机制，而不是拘泥于个案去扶贫。我们不要光搞那种个体化的、分散化的、个案式的、零星的扶贫工作，而忘记根本性的、关键性的、长期性的、整体性的工作。零零散散的扶贫效果不大，有了效果也是打折扣的，甚至有了短期的成效也会不可持续，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干部为了要完成任务，就要“包装”这个农户，总要想点办法来短期解决问题，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精准扶贫的精髓在什么地方呢?其精髓在于就是精准地找到每一个农户致贫的根源，有针对性地通过扶贫机制的建立来彻底扶贫。这种扶贫有可能是普惠型的，也有可能是个体性的、结构型的。

　　我最近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这个理念我认为对于扶贫非常重要，叫“社会网络扶贫”。一个人陷入贫困不能自拔，主要原因在于在社会网络当中他漏下去了，这个社会网络没有把他粘住，他掉下去了，成为一个离散的、没人管的、孤独的、无助的个体，没有一种制度、没有一种网络把他托起来，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永远不能脱离贫困的个体。

　　想想看，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贫困人群，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贫困呢?因为我们背后是大量的制度把我们托起来了，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我们背后都有一个组织，我们都有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把我们紧密地凝聚起来，成为一个坚固的底座，把我们托起来，所以我们才很难陷入贫困。大家要注意，一个人要脱离贫困，不陷入贫困，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社会网络把他托起来，使他处于一个社会网络当中永远漏不下去。贫困人群的脱贫，就是要构建这么一个社会网络，让他永远在这个网络当中不漏下去，不成为一个孤独的个体。一家一户的分散型的扶贫不是精准扶贫的初衷，相反，我们要强调贫困农户一定要建立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凝聚、相互扶助的机制，要强调社会网络，要建立一种让他永不散落的机制，使贫困人群不成为一个孤独的个体，而要融入整个社会。归根结底，就是让他获得庞大的有效的社会资本。

　　一个人陷入贫困，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网络，没有社会资本，他不知道找谁，他陷入无人帮助的孤独境地，这种人永远是贫困的。怎么办呢?要构建一个社会网络，这里面包括发展合作社，让他在一个合作社当中互相扶持，互相沟通，共同承担风险，共同推出自己的农产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要有龙头企业带动农户，通过“企业+农户”带动那些分散的农民，由村里的种养殖大户带动周边的邻居，把零散的农户像珍珠一样串起来，形成一个项链。还要加强乡村的治理，使整个乡村有凝聚力，有感召力，使贫困农户不觉得孤独。我们还要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壮大了，贫困农户就有后盾，就可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产业发展问题、就业问题等等。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乡村治理和集体经济方面退步了，这是很多地方的农村陷入贫困不能自拔的制度根源。

　　我们要精准扶贫，首先是要考虑为农民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庞大的、非常有凝聚力的网络，不让任何一个农民漏下去。其实制度供给型扶贫就是为他们建立一种社会网络，一种制度性的网络。我们所有的扶贫工作都围绕一个核心，即构建一个结实的网络，让贫困者不漏下去。如果你的扶贫是单打独斗地针对一个个体，这是效果不大的。昨天我到苴力镇去考察，不断在与当地的领导讨论这样一个问题。雾本村冬桃专业合作社，就是依靠合作机制把农民联系起来了，形成一个牢固的有效的社会网络。上面说的集贸市场是一种集体经济，它也在构建一个社会网络，而不是单个地去扶贫。昨天我在苴力镇拜访了一个养牛大户，是一个残障人士，他养了二三十头牛，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同行的白书记跟他讲，你是不能单打独斗的，一个人养牛没有规模效应，谈判能力很低，价格风险比较高，而且养殖条件差，居住条件差，人畜不分，建议他联合其他养殖户搞成一个合作社，这样的话，这些贫困农户就有一个组织，就有一个联合，共同谈判，共同跟政府对接，提高他的防疫水平、养殖条件和规模收益。所以，社会网络构建是扶贫的核心。

　　四、什么是内生性扶贫?

　　我去年研究了福建宁德的扶贫模式。宁德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各级干部和老百姓一起奋斗，宁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宁德也是习总书记工作过的地方。我在研究宁德模式当中就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内生性扶贫”，就是要在扶贫过程中着重于各种要素整合和机制创新，激发和挖掘内生于贫困人群自身的力量，使贫困人群产生一种持续的自我减贫的动力和创造力。

　　内生性扶贫引发了扶贫模式的三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的扶贫模式要从外生性的，借助外部力量到内生性的转变。比如说基础设施不好，制度条件缺失，这些都要通过政府的力量，外部力量来解决，这叫外生性的扶贫。外生性扶贫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内生性扶贫在后期必须接上来，要通过机制创新，通过贫困人群自身的能力建设实现贫困人群的自我脱贫，只有这样的脱贫，才不容易返贫。

　　第二个变化，中国的扶贫模式慢慢由粗放型的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在扶贫工作的攻坚阶段，普惠式的扶贫慢慢要转变为精准式扶贫，由面上的扶贫转到点上的、精确的的扶贫。当然，我上面谈到，点上的扶贫也离不开面上，这是一个点面结合的东西，不能把点状的东西搞成分散化的扶贫。我们就要深刻的分析每一个贫困者致贫的根源，寻找他致贫的原因，有针对性的讨论个体化的脱贫方案。

　　宁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畲族的聚集区之一。宁德地方政府提出，在扶贫的过程当中，要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更加注重因地、因户、因人施策，确保扶持对象更精准，项目安排更精准，资金使用更精准，措施到户更精准，因村派人更精准，走一条精准脱贫之路。他们在建档立卡上提高精准度，对于现在的贫困户建档立卡，定期走访，找准贫困根源，精准施策，健全台帐，确保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在措施方法上提高精准度，推动项目、政策、资金、力量向扶贫一线聚集，通过组织发展生产、异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保兜底这“五个一批”工程，靶向定位，滴灌帮扶，这是他们非常好的经验。

　　第三个转变，就是从单一型的扶贫向系统型扶贫转变。我们在扶贫的早期阶段，一般都是政府的单一型扶贫，通过注入财政资金、人员帮扶等等来扶贫，不能有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现在我们做扶贫，确实应该八仙过海，各展其能，不能单一化的扶贫，要开展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多元化的、全方位的扶贫。第一，政策取向多元性。在政策当中要发挥各种方面的作用，在政策层面鼓励他们发挥不同的作用。第二，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更多的鼓励企业家、社会公益工作者、政府人员、教育工作者、金融机构等不同主体参与到扶贫工作当中来，形成扶贫的合力。第三，强调扶贫要素的多元性。社会的各种要素都能带来自己的资源，都有自己的优势，要广泛动员，多方借力。

　　内生性扶贫最终要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扶贫干部急得要死，贫困户死也不急这个情况必须改变，一定要培养农民的独立自主性，培养农民的主体性，让他变为脱贫的主体，而不是单单干部去着急。不能让农民对补贴和各种帮扶资源产生依赖性，而要发挥农民自己主动的创新精神，这样的话，才能实现彻底的脱贫。今天中午在密祉镇吃饭，有一个朋友聊到一个例子，帮扶人员到一个贫困户家里去，说你现在这个水平差不多要脱贫了，结果那个农户大叫，我不想脱贫!为什么呢?他对帮扶和外来的补贴以及各种资源已经产生依赖性了，他不想摘掉贫困户的帽子。内生性扶贫的关键目的是要让农民自己有主体性，他是脱贫的主体，外在的政府以及其他力量是协助者，要让他树立这样的理念。

　　第二个目的，要实现机制性。通过各种机制设计来实现农村的发展，而不是直接的、明显的、物质的补贴或者是支持。要重视机制建设，拿看不见的机制来支持农村的发展。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可能更重要。

　　第三个目的，实现农村发展的长期性与可持续性。一次性的发放资金、物资、财政补贴不能解决长期的问题，政府的思路应该是要实现农民发展的可持续性，自我的可复制性与长期性，不能采取短期的做法，不要急功近利。

　　五、扶贫的根基是什么?

　　扶贫的根基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扶贫的根基是乡村治理的完善和集体经济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分田单干了，我们在短时间当中看起来是释放了很大的活力，农民人均收入在80年代初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了。但是各位也要对1978年以来的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它的弊端在什么地方呢?它的弊端在于重新把农民变成分散化的个体，农民的耕作方式、生产方式重新又回到非常原始的生产方式和耕作方式。一个原子化的、分散的小农，他有可能短期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对于发展问题，对于奔小康的问题，对于富裕的问题的解决，却无能为力。所以小岗村的领导说：“小岗村一年解决温饱，三十年未走进富裕”。在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短时间当中经济发展很快，可是你发现，到了90年代之后，农村好像进步不大了，农村的各种问题突然出来了，什么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变得非常凋敝，乡村治理出现很多真空地带。你现在到很多村去，村集体大都非常涣散，乡村治理基本失效。没有很好的乡村治理，没有强大的集体经济做支撑，农村的发展滞后，甚至倒退，很多农村村容不整洁，脏乱差，村风不正，甚至有些村子流氓当道，邪气盛行，经济凋敝，社会混乱。人民公社被取消之后，集体经济慢慢崩溃掉了，农民都分散化了，你要组织农民起来共同探讨一件事，难度非常大。乡村治理的真空化与集体经济的薄弱，我认为这影响农村长远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

　　乡村治理是扶贫的基础，要彻底扶贫，还需要好的乡村治理，换句话说，这个乡村得有凝聚力，一个没有凝聚力的乡村是不可能搞扶贫的。一个项目落到一个治理得比较好的乡村就能变活、扎根，最后发展起来。一个好项目，落到一个乡村治理比较差的村庄，就死了。

　　所以我最近提出一个概念“多元共治”。我们现在的乡村治理，当然已经不可能恢复到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今天的乡村治理是要鼓励多元参与，实现协商民主，要摒弃原来一元化的模式，吸引各种社会力量来参与乡村治理。村委会是村庄治理中核心的领导力量。之外还有合作组织等经济治理力量以及宗族力量、宗教力量、企业家等乡村精英的力量，另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这些力量都可以参与到乡村治理当中来，保证乡村有很好的治理，而不是一盘散沙。最近微信群当中大家流传一些文章，都是教授或者是博士回乡之后的观感，很多人回乡之后很震惊，发现自己的家乡比二十年前更差了，怎么家乡变得如此凋敝、衰败、没人治理、风气又差，简直是礼崩乐坏，实际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一个村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加强乡村的治理，要打造新乡贤，把村里那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威望的人集中起来，让他们在村庄发展过程当中、村庄的治理当中有更多的发言权。打造新乡贤，就是要全面的重新塑造一个强大的乡村治理。我觉得各位扶贫的干部，不光要去拉项目，还要观察这个村到底是不是有凝聚力，这个村庄当中哪些人有能力、有知识、有奉献精神、有威望、有权威，把这帮人拢起来之后，你的扶贫工作就有一个基础，你去开展各种项目，那就是如虎添翼。

　　成都的村民议事会值得借鉴。什么叫村民议事会呢?村民议事会独立于村两委，每三十户左右选出一个议员，组成一个村民议事会，村庄的重大决策归村民议事会来讨论决定。这个村民议事会相当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决策机关。村委会是干什么的?村委会相当于国务院，是最高执行机关，后来我到成都的几个县去考察，这些村委会的主任都愿意搞这个村民议事会。以往很多事推不下去，农民意见很大，上访的很多，现在通过村民议事会，自己决策，村民愿意接受，村委会只是去执行，这样避免很多矛盾纠纷。村民议事会发挥了民主协商的作用。有了村民议事会之后，村庄决策变得有效率了。

　　同时，我特别强调要发展集体经济。一家一户的、原子化、分散化的小农是不行的，将来还要鼓励集体经济的发展。现在所有乡村的公共品靠向政府来伸手来解决，因为集体经济缺位。但是有了集体经济之后，这些问题村庄自己可以解决。我们回想一下人民公社时期，一个村庄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后盾集体提供了所有的公共品，有合作医疗，有赤脚医生制度，有村集体办的教育，有自己的养老和五保户等等，都能解决，为什么呢?因为集体经济有实力。如果没有强大的集体经济，乡村的公共品就不可能很有效地提供，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要加以重视，要壮大集体经济，政府应该给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条件，要盘活集体资产，尤其是土地问题，要鼓励发展乡村的集体产业。

　　在1978年之后，党的文件当中一直强调农村要实行双层经营，什么叫双层经营?个体经济跟集体经济同时发展，这叫双层经营。小平同志有一个著名论断，叫“两个飞跃”，他说第一个飞跃就是人民公社解体之后，老百姓分到了地，通过承包制激发了他劳动的热情，提高了积极性，这是一个飞跃。他说不要忘记“第二个飞跃”，就是由个体经济再飞跃到集体经济。这是大概30年前，小平同志一个高瞻远瞩的思想。可是，我们现在理解小平同志的思想，把后半段忘记了，小平同志讲“两个飞跃”，可是我们飞跃第一次之后，第二次没有飞跃起来，我们现在只有一层经营，只有个体经济，没有集体经济。我们的农村缺乏集体经济，所以老百姓的扶贫工作很难到位，乡村水利、农田改造、道路修建、文化设施、医疗卫生都靠上面拨钱，因为集体经济没有了，这个都影响到了村庄的发展和扶贫工作。所以我想，我们在扶贫当中要把发展集体经济提高到议事日程，要实现小平同志讲的“两个飞跃”中的第二次飞跃。

　　我在2008年的时候去了安徽凤阳，既看了小岗村，也看了另外一个村赵庄，小岗村是分地的典型，把地全分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小岗村仍然是一个不太发达的村，相对比较落后的村，因为一家一户分散的经济不可能让它发展得很快。赵庄正好相反，把分掉的地全部收回来，集体经营，全村根据每个地块的特点重新规划土地，因地制宜，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整治，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同时建立集体企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相隔十几公里的两个村庄对比，说明了一个问题，集体经济的发展是村庄发展的基础，所以现在我们要转变思想。

　　六、扶贫的有效机制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扶贫要机制化，不要一锤子买卖。什么才是扶贫的有效机制呢?这里面包含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我们要大力塑造市场主体，给当地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大量农民出去创业，但是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也有很多回乡创业。这些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很好的工作经验，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我们地方政府更多地要考虑如何用市场机制来扶持这些人，给他们良好的创业条件，在企业注册、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创业场所等各方面给他优惠待遇。这样就把企业家培养出来了。

　　第二，要大力完善要素市场。要素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劳动力要素。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培育很重要，要进行大量劳动力培训，政府要做大量的中介服务，让农民工能够出得去，让外面的人能够进得来，劳动力市场要建立起来。第二个要素是土地。要有一个很好的土地流转的市场。昨天我到苴力镇去考察，弥渡县土地流转这一块儿也慢慢开始做，我们要建立起比较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这个对于农民的规模化经营非常重要。一个合作社，一个家庭农场总要几百亩、几十亩地经营，土地流转市场必须建立起来。

　　第三，还要建立广泛的社会力量动员机制。一个社会组织过来了，怎么跟政府对接，怎么发挥作用?这方面要建立很好的机制。我一直强调动员社会力量，把内生资源跟外生资源有效地融合。

　　七、扶贫的组织载体是什么?

　　现在中央一直强调我们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这里面包括四个新型主体：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这四类主体都能起到农业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的作用，都能把农户连接起来，都能达到刚才我说的塑造一个社会网络、让农户不漏下去、不成为一个孤单的个体的作用。

　　新型主体目的是干什么呢?目的是让一个小农变成大农。未来中国农村的出路就是要把小农改造成大农，要消灭小农。消灭小农大家不要误解，以为中国的小农都不见了，全部成为规模化经营的大农了，不是这样的，小农在一定阶段、一定地区仍然会大量存在，可是它一定不是主导性的力量。因为小农在经营过程当中风险极大，而收益有限。举一个例子，地方上有很多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的推广如果由小农来承担的话，风险极大，比如有的地方一推广一种新品荔枝，就推广种几千亩，结果来年荔枝的价格一落千丈，小农就破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议价能力，没有谈判能力，没有信息处理能力，没有预测能力，没有抗风险能力。最近山东苹果大丰收，可是今年山东的果农甚至亏了，为什么呢?苹果的价钱比大葱还便宜。由于苹果不赚钱，可能果农要破产了，因为可能他背负着几十万的贷款。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对接大的市场。因此，扶贫过程当中要着重于扶持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组织和种养殖大户这些新型经营主体。

　　在推广合作社当中我提出两个概念。一个叫全过程合作，农民的合作实际上是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从种子开始到生产，到销售，到资金，都可以合作。全过程合作就把农业生产的上下游打通，从上游的化肥、种子、生产工具、农药这方面的合作，到中游的生产过程、技术培训、灌溉、农作物管理的合作，一直到下游的营销、品牌建设等等的合作。一个是全要素合作，把劳动力、土地、资金、信息、技术、管理进行全要素合作，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总之，通过全过程合作和全要素合作，我们的农民就不再是一个原子化的小农，他有一个社会网络，能够实现各个要素的整合。

　　八、扶贫的有效抓手是什么?

　　我认为扶贫有效抓手就是农业产业的打造，没有产业作为有效抓手，扶贫就会落空。一个地方必须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而且这个产业要适合于当地的发展，能够带动贫困户持续脱贫致富。

　　打造产业是扶贫当中的重中之重。而且，在产业扶贫当中，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也得到了培养，各地的产业品牌也培育出来，最终实现整个地区全面的发展。比如说昨天我们考察了苴力镇的养猪产业，要把这个产业链做好，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一村一品，一镇一产业，要把产业精心打造起来。

　　打造产业的过程当中，宁德有一个经验，即“三个动”，一是农业先动。很多地方的农业产业特别发达，像宁德，利用自己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三色经济(绿色林业、白色水电、蓝色海洋)，打造十几个农产品的全国之乡品牌，54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年政府安排5000万元扶持资金建设11个千亩高优农业示范园，76个现代山地农业开发示范基地，414个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000多农民合作社，覆盖80%以上的村。政府在农业产业方面要起到引导性的作用，帮助农民建立产业园，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第二个是工业带动。一个地方要发展，还是要结合自己的特色经济来发展工业制造业，像宁德，工业带动方面吸纳大量的就业，使得当地农民劳动力转移之后掌握了技术技能。第三个是三产联动。一二三产可以联动，鼓励贫困地区的群众农忙种地，农闲经商，参与农林牧副渔配套的加工、储存、包装、运输、销售这些业务，包括发展旅游服务业，观光农业等等。

　　咱们弥渡县苴力镇核桃、葡萄、蘑菇产业都非常好，可是这些产业要把它产业化，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当地的领导要多考虑为农民打造一个电子商务平台，通过网络的销售，通过微信平台推送，把特色农产品的名气打出去。现在很多地方淘宝店非常多，有些地方甚至把做淘宝店当成政府工作的重点来抓。我去年考察了河北的七个县，县县都有淘宝村，把自己的特色农产品通过淘宝网卖出去。我看到一个标语，“与其东奔西跑，不如在家淘宝”。很多农民到外地打工很辛苦，撇下妻儿老小，生活很孤独，到外地人生地不熟，很孤单，甚至居住条件很差，他其实更愿意在家里创业，怎么办呢?通过淘宝网，不要东奔西跑了，不如在家家里守着老婆孩子，开一个淘宝网，把当地的农产品卖出去，不是很好吗?这方面我们要结合一村一品，结合产业，做好产业扶贫。

　　我今天到弥渡县密祉镇考察，很有感触。这个地方是名曲《小河淌水》的诞生地，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有大量的古迹。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丰富的民族文化，有极为纷繁多样的工艺品，我们要把它利用起来，打造一个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不能守着宝贝去要饭，要强调产业扶贫，把当地的文化产业做起来。

　　九、政府需要做什么

　　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一个概念，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使政府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到更好的作用。这句话说得非常艺术，一个是决定性作用，一个是更好的作用，说明我们现在政府还没有发挥更好的作用，还不够好。在扶贫攻坚阶段，政府实际上有大量的行动空间，在很多方面大有可为，但是需要有三个转变。

　　一个转变是政府的行为应该实现从硬到软的转变。我们以往更加注重硬件建设，道路、基础设施这些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现在要更加重视软件设施的建设。什么软件设施呢?就是机制建设，比如刚才我讲的鼓励合作社发展、建立社区发展基金、加强乡村治理，这些都是软的、看不见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扶贫非常非常重要，是扶贫的血液，具有造血功能。

　　第二个转变是从明到暗的转变。以前的扶贫往往政府站在明处，用明的补贴来扶贫，这个方法要说好也好，但是不可持续，容易造成贫困人群的惰性。政府就要把这个补贴变成暗的补贴，要采取“竞争性发放”的方法。政府有一笔补贴，不是每个人免费发放的，而是要竞争性的。假定这边有一百万，可以搞一个回乡青年创业项目支持基金，不要免费发放，而是要求回乡创业的青年递交申请书，把他的优势、条件、设想、商业计划书、以前做的工作等告诉政府。如果一个青年要写好这个申请书的话，就必须想，我有什么优势，我有什么长项，要让政府知道我能够办成这件事。政府在收到的几十份申请当中，挑选优秀的给他补贴，给他支持，这叫暗的补贴，竞争性的发放。这个思路需要转变。

　　第三个转变，由直接向间接的转变。很多地方扶贫把干部派到这个村里去蹲点扶贫，这个干部千方百计找政府要钱，协调各方面的资金放到村里面去，给村里做好事，但是我觉得这种直接的方法不如用间接的方法。什么叫间接方法?政府不直接介入农村的各种事务，只是提供一种机制，让农民主动发展。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在农村发展方面有很多教训，有些地方政府一拍脑袋，觉得这个产业不错，推广了，推广之后效果很差，不仅浪费了政府很多钱，农民也没有脱贫。所以我们还是要转变思路，从直接的介入变成间接的机制支持。政府应该是发挥巨大的引导作用，在精准扶贫当中发挥协调作用，而不是直接介入者。

　　这么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以来，政府下达的扶贫攻坚任务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紧迫，有些地方制定了不切实际的指标和目标。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我们在扶贫当中急躁、冒进的情绪。要克服这种冒进情绪，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功近利，也不要做花架子，不要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我们要高瞻远瞩，着眼于长远，着眼于机制建设，着眼于可持续。消除贫困自然是越快越好，但是快也要讲究科学，讲究实事求是，否则欲速则不达。

　　我个人认为，现在有些地方的扶贫攻坚战有点形式主义，有点冒进主义，有点短视，追求短期效果，而忘记了抓一些根本性的、长远性的工作。这就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那就是：越扶越贫，扶了又贫，边扶边贫。我们在扶贫当中，越是急功近利，越是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扶贫当中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搞扶贫大跃进。

　　我在很多年前考察大理扶贫模式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把贫困送进博物馆》。今天我们大家面临这样一个重大使命，就是把贫困永久性地消除，把它送进博物馆。但是要把贫困送进博物馆，我们得有科学的方法，不能急功近利，要为中国农村发展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条件，要从各方面夯实农村发展的基础，从机制和制度层面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