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重建、城乡融合与区域协同发展

　　——河北七县考察的思考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

　　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3月22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今天非常高兴到对外经贸大学跟各位老师和同学进行学术交流，主要结合我2015年到河北去调查的一些观感，来谈谈我对乡村重建、城乡融合与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些想法。去年我考察了河北七县：大城县、巨鹿县、南宫县、张北县、宣化县、蔚县、沽源县，虽然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但是通过对村庄工业、合作社、农场、县域产业的调研，通过与当地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农民的接触，还是获得了很多感性认识。今天我想把这些思考跟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汇报一下，也希望得到在座各位的指正和批评。

　　今天的交流主要包括几个小题目：(一)河北七县调查的总体印象以及目前乡村面临的主要问题;(二)从乡愁到乡治，谈一谈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乡村治理的主要模式，尤其是提出“多元共治”的概念;(三)土地资源的流动与整合问题，主要谈谈农村土地的未来改革方向;(四)谈谈乡村文化的发展问题;(五)谈谈集体经济的发展及其重要意义;(六)从要素流动的角度谈一谈城乡融合的意义;(七)城市产业转型、县域产业布局与乡村工业化发展;(八)结束语。

　　一、河北七县调查的总体印象与乡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在中央提出“京津冀协调发展”，我们大家处于北京，假如不到周边看一看的话，就不太清楚北京跟周边的差距有多大。实际上河北跟北京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走了河北七个县，这七个县当然不可能代表河北的全部，但是我在这七个县调查之后，感觉我对于京津冀的协调发展与城乡互动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感触很大，大体说来，有这么几个总体的印象：

　　第一，最近几年，河北的县域经济十分活跃，商业机遇非常多，其经济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气象。以前我们把大量资源用在城市上，尤其是用在大城市的发展上。现在县域经济面临很多发展机会，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第二，县域经济的产业布局和产业转型正在迅速进展当中。我到这七个县去，跟他们的县长以及负责产业发展的部门官员聊天，我就感觉到，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实际上对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整套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布局的思路逐渐清晰，他们都野心勃勃，要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第三，县域产业的发展前景很好，但是县域产业的层级并不高，其提升潜力是很大的。很多产业在县域发育成长还不够，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还需要很好的引导、政策扶持和顶层设计，一些配套的东西还有待完善。

　　第四，河北县域经济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有些地方的发展非常迅猛，思路很清晰，定位很准确，对本区域的产业规划十分具有前瞻性，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跟先进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思路和定位不清晰，盲目追求“高大上”，没有分析好自己的比较优势。

　　第五，我深刻地感觉到，在河北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十分不均衡的地方，城乡一体化速度正在加快，但是在城乡一体化过程当中，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其实乡村跟城市的差别，最大的并不在收入方面，而在公共服务方面，一个公民生在农村跟生在城市，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差别很大。

　　第六，城乡融合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创新空间。目前很多制度正束缚着城乡进一步融合，未来各方面的制度创新有很大的空间。

　　第七，区域协同发展正在加快，比如说张家口、保定、衡水这些地方，正在寻找自己的增长点，争取加大区域协同发展的力度，形成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经济区、产业区、金融区。以前区域之间是割裂的、分离的，现在则要追求融合、互动、互通，把区域发展当做一盘棋来设计。

　　这是我在河北七县考察所获得的一些总体印象。总的来看，我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积极态度，你到河北去看，到处热气腾腾，大家干劲很高，都想使地方经济在未来几年中有一个飞跃。尤其你到张家口去看，感觉那个地方热得有点发烫，很多金融机构要谈发放贷款，谈合作问题。但是区域协同发展，包括京津冀的一体化，核心应该还在农村发展，不要把这个问题搞错了方向。很多人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给大城市更多投资，带动河北县域的经济发展，这个题目我想很可能搞错了。京津冀一体化，包括区域协同发展，我认为其关键还在于乡村发展，它的最终目的也是要使得乡村得到巨大发展与切实的转型。你仔细观察一下，京、津、冀这三个地方，最大的差别不在城市的差别，而是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是京津冀一体化过程当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你到全国各个地方去看，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一个省当中，城市跟城市差别并不大，比如你到贵州，贵州在全国来讲发展不是那么太超前，但是你到贵阳、凯里等大中城市去看，它的市政设施建设，跟发达地区的城市没什么大差别，人家也很先进，很整洁，公共设施十分完善。所以中国体现出的差距，不在城市之间的差距，而在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再比如我们生活在北京，假如出了北京城之后，大概行车一个半小时，就会突然发现进入乡村了，而且北京的乡村，像密云、延庆、门头沟、大兴这些地方，有的乡村落后得让你难以想象。你就会发现，北京是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当你在CBD、王府井这些地方转悠的时候，就会感叹，难道这不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吗?可是就在几十公里之外，就存在着一些最贫困的地方，这种城乡隔离和分裂的社会，十分令人忧虑。

　　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乡村。乡村到底有哪些问题呢?我认为现在有几个重大问题正在阻碍着农村的发展：

　　第一是乡村治理的真空化。由于乡村缺乏有效治理，现在大量乡村都出现了治理的无效、失效的情况，农村凋敝，治理没有效率，出现治理的真空。

　　第二，要素流动的静态化。农村有很多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人力资本)，可是这些要素都处于静止的状态，土地、房屋产权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要素得不到充分地流动，成为死的资产。因此，农村的要素是静态化的，而在城市当中，这些要素基本都可以充分流动的。

　　第三，集体经济的涣散化。中国大部分地方的乡村有一个特点，就是集体经济不强。而由于集体经济不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偏低。比如说交通、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农田水利、乡村卫生、垃圾处理等，这些都叫做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不能实现的。公共物品的供给靠什么呢?主要还是靠集体经济的发展，可是这方面，我走了河北这么多乡村，发现集体经济涣散的状态比较严重，这就使得大部分乡村的公共品供给基本处于不足的状态。

　　第四，乡村文化的停滞化。乡村文化大部分都在停滞状态，乡村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文化氛围比较沉寂，整个乡村显得没有生气，不是生机勃勃的乡村，而是死气沉沉的乡村。

　　第五，农业产业非规模化。你到乡村去调查一下，大概以小农为主。这样的状态对中国农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小农是很难抗拒农业风险的，包括自然风险和价格风险，小农也是很难实现规模收益的。因此，中国大量小农的存在，对农业产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这些年以来，同学们也许听到一些报纸或者是网络上的报道，经常是因为某些地方农业遭灾了，甚至因为农业丰收了，农民破产了。很多同学也许很奇怪，农业丰收怎么可能导致农民破产呢?最近大家都知道，山东苹果丰收了，现在苹果比大葱还便宜，我是烟台人，现在烟台苹果的价格降得很厉害。以前宋丹丹演的小品里，孕妇因为没钱买苹果，所以勉强吃大葱，现在这个段子要反过来讲了，没有大葱可吃而凑合吃点苹果。这样，山东的果农会大量破产。假定他有100亩的果园，贷款贷15万块钱，今年这100亩果园丰收了，但是苹果卖不出去，什么后果?这就意味着这个农民今年有可能破产。近些年以来，农民因为丰收而破产，甚至因为丰收而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小农为主体的乡村，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制约的。

　　第六，乡村工业的低端化。河北有很多淘宝村，乡村工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河北的淘宝村特别多，我看了几个著名的淘宝村，真的收获很大。淘宝村是什么形态呢?大部分都是比较低端的产业，比如说我去了一个淘宝村，专门做汽车的配饰和座套等，生产制作的场所比较脏乱。可是你不要忽视甚至鄙视这些淘宝村，这些淘宝村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闲余的劳动力(比如妇女和老人)，提高了农村的就业和收入水平。同时，淘宝村还使得农民可以在家门口致富，避免长途流浪到南方打工，这就保持了乡村的状态和家庭的稳定。这种乡村工业很初级，很原始，很粗陋，但是也很有活力，在生机勃勃的发展，它确实代表了中国乡村工业化的一个侧面。

　　第七，村庄的空心化。现在乡村大量人才外流，尤其年轻人外流，一些村要找到5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很难。以前都说“619938”部队在驻守乡村，“61”就是小孩，“99”代表老年人，“ 38”指的是妇女。现在你在乡村，50岁以下的妇女都找不到了。这种现象导致村庄整个的治理、村庄的产业等谈不上发展，人气都没有了，这个村庄怎么发展呢?一切都很难谈起。

　　以上这七个方面非常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的发展，怎么解决?下面我逐一来谈谈我的想法。

　　二、从“乡愁”到乡治：乡村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

　　今年过年之后，微信圈里疯传一些文章，大体上是一些博士、到外面读书的人，或者是教授回到家乡之后的观感。这些知识分子回到家乡大吃一惊，怎么现在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破败，这么凋敝呢?所以大家就想到一个词：“乡愁”。为什么叫“乡愁”呢?就是想起故乡来内心深处的一种惆怅、一种忧伤、一种遥远的迷茫的心绪。像我，从高中时代就离开家乡的小村，到现在大概30多年了，偶尔回去，感觉家乡的小村跟30年前差别不大，甚至更破败了，跟80年代初期那种生机勃勃比起来，现在的乡村显得更没有生气，很凋敝。现在的“乡愁”并不是回望故乡的惆怅，而是“故乡让人发愁”。这个“乡愁”本身反映出现在中国农村发展中一些非常令人忧心的现象，一些乡村处于被边缘化、空心化甚至崩溃的过程当中。

　　最近我一个朋友，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他与我一样，也是农村出身的，考了北大中文系，后来当了中文系教授，最近他发了很多微信文章，他说回到家乡的感觉，就是四个字：“礼坏乐崩”。传统乡村当中那种邻里和谐、子孙孝顺、家庭和睦、礼仪周到的感觉已经消失殆尽，乡土社会的文明已经基本上看不见了。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没有伦理、不讲道德、孝道丧失、邻里互相默不关心、为了一点小利益而结怨甚至互相大打出手的状态。传统乡村当中大量的礼仪正在迅速地消失，比如他说春节回家，小时候的祭祀、祭祖等很多节庆仪式，都不复存在，到了春节，整个乡村就听到哗啦哗啦声，什么声音?家家打麻将，没有别的声音，就是打牌，赌钱，因为这帮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带着钱回乡，回去之后又没有任何的精神归依，怎么办呢?就是每天在酒醉之余打麻将。这就是礼坏乐崩。

　　当年孔子跟他的一个学生探讨地方治理问题。这个学生问孔子：老师，如果我到一个地方做官，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孔子说，“庶之”，指的是人口的繁庶，这是第一步，要使得这个地方人口多起来，如果人丁不旺，还讲什么经济社会发展? 这个同学又问：老师，如果我做到“庶之”之后，第二步要做什么呢?孔子就说，要“富之”，人口繁盛之后，第二步就要使得他慢慢变得富裕，成为富裕的人民，没有衣食之忧。这位同学紧追不舍，他问：老师，如果庶之、富之我都做到了，第三步我该干什么呢?孔子说，“教之”。孔子这个“教之”不得了，他认为如果人民富了之后，你还要教化他们，所谓教化，即“教以人文，化成天下”，人要懂礼仪，要知道什么才是合适的行为。现在中国乡村的礼坏乐崩，传统礼仪丧失得特别快，伦理道德的约束慢慢变得越来越微弱，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回到孔子的命题，应该把这几件事协调统一起来。

　　现在很多地方特别注重经济的发展，比如我们去做扶贫工作，地方上特别关心你会带来多少投资。但是我认为，多少投资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乡村文明的复归、乡土社会道德传统的复归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即使富了，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因此，怎么来解决乡村治理的问题呢?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主要靠非正规制度，主要不是靠政府，中国古代官方的治理到县为止，乡和村这两级是不派官员的，乡和村靠什么呢?就靠乡村的自治。自治靠什么呢?就靠乡贤，靠那些乡村的精英，地方的贤达，家族中有名望的老人，退休的官员等，这些精英参与了乡村治理。所以，古代乡村治理得井井有条，中国维系了两千年的传统社会，其稳定的核心就在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中国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清朝，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乡村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稳定呢?因为它依靠乡贤。我们现在乡村的凋敝，需要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来维系乡村的治理。

　　这几年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提出一个命题，叫“多元共治”。我觉得现在的乡村不能靠一元化的治理，并不是仅仅有个村委会就可以治理好乡村了。我提出的“多元共治”，实际上是多元参与，实行协商民主，来打造一个真正的乡村治理，摒弃原来一元化的治理模式，吸引各种各样的力量来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中。有哪些力量呢?

　　第一个是村委会。这是乡村治理中的正式的官方力量。这个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而且在事实上它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

　　第二个是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经济组织的力量也非常重要，代表着组织化了的农民，代表着农村生产力中比较先进的一部分力量。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往往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有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有凝聚力、有社会资源，他们是现代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全国有120多万家合作社，北京有几万家，山东、江苏、浙江各有10万家以上。这些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地位，应该成为多元共治的关键一方。

　　第三个是宗族、宗教力量。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些宗族的力量，乡村的长老，他来负责乡村治理，出现什么问题之后，大家习惯找这个长老来评断。以前中国的祠堂是非常发达的，为什么发达呢?因为祠堂不单单是祭祖场所，实际上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治理的职能，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物品。现在尤其是南方，像福建、江西、广东、浙江这一带，祠堂非常多，现在还在发展，还在恢复，可以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四个是乡村的企业家。这些人在乡村有自己的产业，通过发展产业先富起来。这些企业家往往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他们熟悉乡村，又熟悉外部世界，实际上是乡村的精英力量。他们对农民有很强的带动作用，本身的创业经历也使得他们在农民中有一定威信和说服力。

　　第五个是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现在一些乡村里面都有很多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社会工作者，他们有知识、有资源，在农民中有一定声望和话语权，实际上是极其有利于乡村治理的。

　　我前几年前在成都蒲江县、邛崃县等地作了一个调查。成都很多县都在推行村民议事会，现在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试点。村民议事会就是把乡村当中各方面受尊重的人选出来作为议事会的议员，参与村庄的共同决策，把村委会的执行权和议事会的决策权分离开来，议事会负责决策，好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样，负责制定法律和决策，而村委会，包括村干部是执行决策的，这样就避免了村干部在利益纠纷当中承担过多的责任和义务。我到成都周边的地方去调查就发现，这些地方进步非常大，地方干部跟我讲，本来我们这个村是上访专业村，村民整天为了土地、房屋纠纷去上访，自从实行了村民议事会制度之后发现，上访村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矛盾交给了村民议事会，由村民议事会自己解决，这就是西方的协商民主在中国基层的实践，这种实践非常宝贵，有可能形成中国未来真正基层的民主制度，真正的村民自治。不要说中国人素质差，不能搞民主，其实我们的制度设计只要到位，农民自己就可以实践民主，在实践中学会民主。

　　三、土地资源如何实现流动与整合?

　　我们刚刚讲到，中国的小农经济很难适应农村的发展，也很难适应农业的产业化，很难适应未来农业转型的需要。怎么办呢?如何把小农改造成“大农”呢?如何把分散的、抗风险能力低的小农主体改造成为抗风险能力强的、有一定规模的“大农”行为主体呢?前提就是土地制度的变革。现在农村大量的土地抛荒，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农民都出去打工了，河北农民跑到了北京、江苏、浙江去打工，他的承包地自然就抛荒了，没人种了，没人种的原因是土地收益太低。假定他一年雇人种的话收益可能不到1000块钱，而他在深圳打工的话，一个月可能挣5000块钱，因此，他的收益还抵不上他一个月收入的1/5，还要有很多其他的花费，像化肥、农药、人力等等。所以现在农村土地集约化利用的程度非常低，大量土地抛荒，土地这种要素变成一个边际效用很低的要素。

　　土地制度要不要改呢?现在在土地改革方面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我们叫“福利主义派”，即很多人认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讲不光是生产资料，还是一个代表着一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功能的要素。这个道理非常好明白，确实如此，在农村，如果把土地仅仅看成一个生产资料，那就比较幼稚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农民之所以这么放心地跑到大城市去打工，正是因为有土地作为保障，他一旦在深圳过得不好，他觉得家里还有三亩地，饿不死，所以在外面打工的这些农民，他的心理安稳度，那种心里有所依靠的自信是拉美国家的农民所没有的。拉美国家很多农民之所以成为城市的贫民，是因为他丧失了土地。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也比较好理解。

　　另外一派是“自由主义派”，这些人认为土地是一种市场要素，市场要素必须流动才能获得收益。像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刘易斯这些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自由出售、自由抵押担保就可以解决了。为什么不做呢?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担心农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受损失，担心一旦农民失去土地，他在外面打工极容易成为城市的贫民，。但是我们必须在福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之间做一个均衡，既要照顾到福利主义的社会保障功能，又要使农民的要素流通起来，不能使土地成为死的资产。

　　我们看到最近，尤其是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关于农村土地的流转、农村土地的抵押担保(包括住房担保抵押)方面的改革正在突飞猛进。近期，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当中，提出“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坚持依法有序、自主自愿、稳妥推进、风险可控的原则，按照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有关要求，以落实农村土地的用益物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为出发点，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稳妥有序地开展两权抵押贷款业务，有效盘活农村资源、资金和资产，增加农业生产中长期和规模化经营的资金投入，为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和模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这里面就体现了自由主义的观点，要让土地要素流动起来，要让土地成为一个活的资产。农民其实没有多少财产，他的财产主要就两块，一块是他的房屋产权，另外一块儿是他的承包地产权。当然我们知道，农民只是在农村土地产权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即承包权和经营权，因为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归集体。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是“土地的经营权转让和流转”，而没有说所有权。但即使是经营权转让，对农民来讲可能都是致命的，为什么呢?假如他把经营权抵押给一个银行，将来这个贷款收不了，银行把经营权拍卖了，这个农民怎么办呢?这个农民有可能流离失所，没有生活的来源。所以，即使是经营权的转让和流转，恐怕也得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作为托底，才使得农村社会有稳定的基础。但是不管怎么样，农村土地的流动一定要流动起来，因为这个要素不流动的话，会阻碍农村的发展，会阻碍农民的增收，阻碍农业的产业化。

　　比如说现在我在河北巨鹿考察看到，巨鹿是北京市的“菜篮子”之一，有大面积的蔬菜种植。同时，巨鹿中草药种植业非常厉害，据说全国金银花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河北巨鹿种植的。可是，这种大面积金银花的种植，假如没有土地流转作为前提，怎么可能呢?你要说服农民把土地流转给你，才能把周围的几千亩、几万亩地改种金银花，而金银花假如种一亩、两亩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几万亩一块儿种才能保证它的质量，要统一施肥，统一进行田间管理、统一收获、统一包装、统一品牌，这是农村产业化的必要条件和前提。

　　四、乡村文化的发展：重建集体凝聚力与文化认同

　　由于乡村文化这几年发展不好，整个乡村社会活力不足。但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是这个地方有人，有了人才有文化，如果一个村里面都是些老太太，看不到几个年轻人，这个文化怎么发展呢?所以我觉得，乡村文化的发展，首先要有人气才行，要有一定农民的聚居才行。

　　如果我们仍然是采取鼓励农村人口外流的政策，乡村文化是没有办法发展的，乡村的凋敝仍然会加重，乡村文化的消失的速度会加快，乡村的危机会加深。农村这几年硬件设施建设进步非常大，比如贵州、云南等地，交通等方面进步神速。但是硬件好办，软件不好办，这个软件就是文化的建设。要找到缺失已久的村庄集体凝聚力和文化的自我认同，这个事情很难。现在很多地方对乡村文化认同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农村的孩子们，对于本乡村的文化认同越来越少，他也不了解自己的家乡，因此缺乏认同感。包括在座的同学们，有一些可能来自于乡村，可是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有多少呢?这可能是跟农村经济滞后、农村治理的涣散有关系，但是农村文化衰败也是重要原因。乡村文化不仅是一个产业，而且能够凝聚人心，能够使得农民产生对乡土文化的自豪感。很多乡村文化的符号非常重要，能够使得我们产生一种认同感，产生一种凝聚力。

　　很多人热爱家乡，都缘于这种对本乡文化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比如有祠堂，就有了一种归属感。现在很多退休的老人在城市里获得了一定的声望、学问和财富，但是回不到家乡，因为家乡的文化符号已经大多丧失殆尽，他没有祠堂可以拜，回去也得不到任何土地，成不了“乡贤”。可是在古代，退休的官员可以再回到他的乡土，回去做一个乡贤，在乡土文化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举一个小例子，我们从小老背诗，贺知章《回乡偶书》，写得很有意思，他告老还乡，“少小离家老大回”，家乡话没改，但是回去之后，小孩都不认识他了。但是这个人回去之后作用非常大，贺知章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官做得很大，在长安做了这么多年官，人脉总是有的，认识那么多官员与名流，认识那么多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他告老还乡肯定会对家乡的文化和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至少给年轻人写封推荐信是可以的，老朋友们总得买贺知章一个面子吧。祠堂这种文化符号的存在，使出去的人跟乡村仍然保持紧密的心理联系，保持永久的血肉联系，这是一个重要纽带。这种人终身对自己的文化有种自豪感，他要定期回家拜祠堂，他骨子里对这些传统家族文化符号有自豪感。这是发展乡村文化很重要的一方面。

　　乡村文化的发展需要动用两方面的力量。首先，从内部来讲，乡村文化要挖掘、维护、开发，需要当地人的努力。同时，乡村文化还要有城市文化产业与外来精英的注入。城市聚集大量的人才。最近我跟一个香港大学毕业的学生聊，他本科毕业之后，竟然没有找工作，而是跑到福建一个小村去做志愿者，做乡村文化的保护工作和扶贫工作。那个村是一个几百年的老村落，有非常完整的书院、女子学堂，古建筑非常漂亮，风景非常优美，有丰富的民间手工艺术元素。这种古村落光靠当地人的发掘、维护是不够的，一定要借助乡村之外的城市精英的介入，因为这帮城市精英才知道那些文化符号有什么价值。比如说当地有些工艺品，当地人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经过这些外来的城市文化精英介入之后，发现这个产业很有价值，可以与时尚文化对接，可以为当地的农民带来丰厚的收入，它不光是一个文化符号，而且是一个产业。

　　所以，乡村文化的建设，不仅仅是繁荣一个产业，不光是为了挣钱，关键还要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刚才我讲的祠堂，祠堂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生活空间，大家在祠堂里面敬拜的时候，表面上敬拜的是祖宗，实际上他们是建立了一个精神的共同体，建立了一个伦理共同体，建立了一个互帮互助的社会共同体。古代的祠堂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祭祖场所，更是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风险控制制度。因为在祠堂背后，有大量的义田、义庄、义学，这些干什么用呢?就是为了抚恤孤寡老幼与贫困者，祠堂承担了社会保障功能。现在农村孤寡老幼、贫困人群靠什么人救济呢?靠政府救济是不够的，所以要重建公共生活，包括村民活动中心、图书馆、民俗博物馆、祠堂等等。这是乡村文化建设起到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凝聚人心的作用，让大家重新在一个公共空间当中得到一种文化的认同，得到伦理的重建。

　　五、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公共品提供

　　我认为现在乡村涣散的根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人口大量外流引起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么多年以来，集体经济慢慢式微，慢慢消失，这是乡村公共品供给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经与大城县县长搞了一个座谈，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座谈会上他谈到，我们现在很多村庄比较破败，你问问各家各户，其实不缺钱，并不是贫困人口，但是村庄极其破败，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集体经济不发达造成的。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我也有同感。因为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单个的农民，一个小农去主动承担公共品的供给职能。比如农村的垃圾怎么收呢?以前农村的垃圾很少，像我小时候，农村是基本不存在垃圾的，所有的垃圾几乎都是有用的，都被自我循环使用了，但是现在的农村垃圾成山，这个问题的解决靠农民个体是难以胜任的，只有靠集体经济。其他的公共品，像农田水利设施、道路建设、文化设施、医疗卫生、养老等等，这些公共品的提供，都不可能靠单一的农户来解决，而要靠发达的集体经济。

　　毛泽东那个时代，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集体经济比较发达，可是那时候农民的收入水平确实比现在低很多。集体经济的发达导致在毛泽东时代，集体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品供给，比如说当时农村有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所以农民看病花几分钱就可以，甚至不花钱。农村有养老制度，靠集体来养老，五保户就是集体养老制度。那时候农村大多有很好的幼儿园和小学，靠什么呢?靠集体经济的发达。所以我小时候，尽管我们那个村非常穷，可是村里有很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条件不错，为什么呢?因为集体经济发达，可以有专职的幼儿园老师和村办小学教师，尽心尽意教我们。现在想来，这在一个贫困村庄是很奢侈的，现在很多乡村都没有这种基础教育设施。再比如说像乡村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农田水利方面，中国到现在还在吃老本，还在使用毛泽东那个时代所建造起来的农田水利设施。1978年以来，这些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已经大量废弃，现在你动员一个农民去义务修水渠，怎么可能呢?只有毛主席有这个力量，现在没有这个力量。

　　因此，我认为改革开放最大的一个失误是集体经济的式微，使得中国的农村一时间退回到小农时代，现在看来，保留部分的集体经济是有很大作用的。现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很大，政府应该给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要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包括土地等等，发展乡村的集体产业，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更加有效。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发展集体经济，这个说法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就谈到要发展集体经济。

　　我们以前把小农捧得太高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走得太过头了，以至于我们今天要回归，重新认识集体经济。对于集体经济的认识，我们走过了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1978年之前是肯定的，1978年之后又否定了，而现在我们要“否定之否定”。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农村经济在1978年之后必须经过“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由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飞跃，解放生产力;但第二个飞跃更重要，就是由小农经济到集体经济的飞跃。我觉得现在恐怕就是这样的时机，因为现在小农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弊端，有很多的局限性。从公共品供给的角度来讲，必须发展集体经济。

　　六、城乡联合体：双向要素流动和两个下乡

　　很多人说中国是“二元结构”。我认为中国“二元结构”还不是单向的二元结构，而是“双重二元结构”。第一重二元结构指的是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假如把中国分成两块，一块城市一块乡村的话，城乡有很大差别，形成一个二元结构，这是我所说的一重二元结构。另外一重二元结构叫做“区域二元结构”，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个地区内部又分“二元”，又有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差异，因此每个区域的“二元”跟城乡总体的二元结构形成中国的“双重二元结构”。形成双重二元结构的最大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城乡要素没有双向流动，是单向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靠什么支撑了巨大的增长呢?我认为主要是靠大量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资金、土地——由农村单向地流动到了城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根源。比如说人力资本，大量的农民工跑到城市来，支撑了城市的发展，那些廉价的劳动力，带来了城市大规模的发展和进步。每年有几亿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每年春节的时候，数亿农民工由城市返回乡村，地球上最大的人口迁徙就发生在那几天当中，多么壮观啊。但是这个壮观背后是什么呢?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加深，是区域差异的加大，农民工的大量流动既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同时也拉开了城乡的距离。

　　除了人力资本之外，还有资金要素的单向流动，大量的资金由农村流向城市。我们看到这么多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农村大量资金通过邮政储蓄、通过农信社转移到城市金融体系当中来，像个“抽水机”一样，把农村的资金都抽跑了。农村形成了资金的真空地带，我们叫做“系统性负投资”，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很少，导致农村的收入增加很慢。

　　还有土地要素。有人说，土地能流动吗?当然，土地本身是不能动的，但是土地产权是能动的，农村城镇化过程导致大量农村土地成为建设用地、城市用地，支撑了城市的繁荣，但是，农民并没有从土地功能的转变中获得足够的级差地租。

　　这种单向的要素流动实际上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我觉得现在应该重新反省我们的发展道路，应该走一条城乡交融、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促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相互流动。要建立“城乡联合体”，要建立城乡发展的共享机制。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农民不能分享到或者是共享到这个增长带来的好处和红利，那这个增长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很高了，成为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成为全世界不平等感最强的国家之一，这样能行吗?这个国家并非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安定，而是因为人们之间的平等感更强而变得安定。现在人是变富了，可是骂人的多了，为什么?他心理上不平衡了，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农村人口没有分享到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所以我觉得要建立城乡联合体，要建立一个共享机制，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要素转移，转变为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既可以把要素从农村吸引到城市，也可以把城市的要素移到农村，这种增长才是真正的互惠的增长，而不是单向的向城市转移。

　　这方面我们要有实实在在的举措。比如说要鼓励农村人才回流，鼓励农村中的青年和妇女创业以及大学生的回乡创业。假定一个农民他在深圳工作十年，有很好的工作经验和创业经验，他回到农村创业，要给他各方面的鼓励和扶持政策。为了让更多的农村人才留在农村，我们可以在农村更多地进行免费培训、职业教育，鼓励他们创业，鼓励他们建公司，鼓励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鼓励农民家庭农场的发展。同时，在当地要有更多的农村金融机构为他放贷，让他发展生产。同时还要加强农村产权的交易，像土地、房屋的产权交易。所以，在建立城乡联合体、建立城乡共享机制过程当中，最根本的还是要提升农村本身的发展潜力，降低一个农民在农村创业的成本，这样的话，才能够吸引人才，把人才留在农村。

　　这里面有“两个下乡”：资本下乡和精英下乡。先说资本下乡很多人说资本下乡就是资本掌握了土地，掌握了农民，那都是很可怕的，他不会剥夺农民吗?我觉得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担心资本下乡会侵害农民的利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要素应该流动，应该吸引城市要素到乡村，去参与乡村各个产业的发展，引发农村的创新创业。很多城里的资本到乡村之后，引发了农村要素的流动，比如说土地产权的转移，这难道不好吗?促进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经营，这难道不好吗?促进农村原有的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发展，这难道不好吗?当然，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防止负面的因素出现。有些城市资本，到农村之后流转了土地，但是没有对当地的农业产业和农民增收带来正面效应，反而侵占农民的利益，跟当地政府勾结，这个当然是要避免的。但是，并不能以此为理由，来阻碍城乡要素的双向整合。以张家口为例，它的农业产业化，如果没有大资本进行整合的话，这个产业是注定是低端的，也是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的，另外它的特色农业、旅游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农业资本下乡，才能保障它的发展。

　　资本下乡进行资源整合，才能够带动乡村产业的发展，包括文化产业、农业产业、旅游业等等。原来的产业有可能处于低端状态，比如说我到河北的蔚县调查，那里有丰富的乡土文化产品，蔚县剪纸知名度很高，可是它的产业化程度不高，收益不高。当地也有很好的文化景点，可是当地农民的开发力度还不够，不能适应旅游产业发展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资本下乡很重要。

　　二是精英下乡。以河北为例，县域经济的发展，乡村经济的发展，十分缺乏人才，很多地方的资源特别好，比如说张家口、保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可是由于没有人才，就难以开发。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跟我谈了他们的抱负和理想，但是由于当地缺乏人才，这些想法、规划不能够落地，难以实践。我去巨鹿县考察，巨鹿县县长跟我说，我们特别想在当地建立一个金融服务中心，促进县域金融的发展，吸引大量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到我这儿扎根落户。当时我听了这个主意之后感觉很不错，互联网金融发展现在多么迅猛，如果在这个地方建立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的话，一定会吸引大量的金融企业过来落户。可是你发现，在这个地方缺乏金融人才，很难把它真正搞起来，甚至做一个好的规划都很难。再比如说南宫县，要搞一个电子商务城，把当地的特色产业，包括皮革业、农业产业发展起来，可是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所以他现在尚处于初步设想阶段，还没有落地实施。所以我觉得城市精英下乡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各位同学，你们将来毕业之后，到一些县域去发挥作用，可能比你蜗居北京要好得多，你在这些亟需人才的县域经济中会有很多用武之地。

　　这种城乡的共享机制，实际上体现在各个方面。我认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关键是公共服务一体化，公共服务当中有两块最重要，一块是高等教育，一块是医疗。如果把北京市的优势产业，比如医疗和教育这两个产业搬到河北去的话，河北会很快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建立一个共享机制，如果北京市把大量垄断性的文化资源、高校资源、医疗资源放到河北去的话，河北一定会有飞速的发展。一个医院、一个大学会改变一个县乃至一个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我绝对相信这一点。你到美国去，会发现在美国很多地方，一个城市就是一所大学造成的。美国的大学大都在一些偏僻而风景秀美的地方，大学发展起来了，就会带动当地的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教育和医疗资源共享方面应该是有前景的，但是不要搞行政的强迫命令，要用市场手段。

　　七、城市产业转型、县域产业布局与乡村工业化：联动机制

　　刚才我讲到了淘宝村。淘宝村实际上是中国当下乡村工业化的一个缩影。我到河北去调研，路上看到很多标语，其中有一个标语给我印象深刻：“与其东奔西跑，不如在家淘宝”。你作为一个农民，尤其是有知识的农民，别整天到广东打工了，东奔西跑，那多累啊，不如在家淘宝，用手机或网络终端，建立一个淘宝店，就可以在家里淘宝，依托当地资源做好一个产业。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汽车配件产业，依托这个产业，一个农民就可以获得很可观的收益，在家里当老板多舒服，每天跟夫人、孩子、父母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比东奔西跑在深圳打工要好得多，幸福指数要高得多。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淘宝村，应该有更积极的看法，不要以为他们低端、落后。不要瞧不起这些条件很差的乡村工业，温州这些地方的乡村工业就是从这个起点上发展起来的，最后成为全世界知名的制造业基地。

　　同时，作为一个地区来说，要有一个全盘的产业规划。一方面是依靠农民淘宝村自我的发展，自主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要有意识地改善本地区的产业布局。

　　第一，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每个地区有什么产业，有什么优势，要摸清，不要主观性地盲目“创造”一个高大上的产业。

　　第二，要构建自己的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注重产业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发展。你要考虑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城县的红木产业，由红木产业到设计、加工制造、销售，再到古董文物市场、乡村旅游业、酒店服务业、金融业等各方面，形成一个产业链。要着力打造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不要依靠一个单一的产业孤军奋战。比如说像南宫市的商贸业、电子商务，要与当地的淘宝村的产业升级结合起来考虑，让它逐渐转型，提升档次。

　　八、结束语：区域协同发展的机遇

　　以上我们讨论了区域协同发展的很多方面。我认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核心是资源共享，要使得城乡要素互相流动，消除人为的政策性垄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消化大城市的过剩产业，防止大城市病。在北京，大城市病已经非常非常严重，很多产业高度集中，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恶性竞争。很多人才集中在北京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甚至很多年轻人在北京没有很好的生活质量，忍受着城市的拥挤、肮脏的空气和低下的待遇，而不知道在县域、在乡村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同时，我也反对简单依靠行政力量，把大城市资源搬到不发达地区去。最近这种行政化命令越来越严重了，我觉得行政命令式的强迫把大城市资源迁移到不发达地区，这个迁移短期内可能起到作用，但是长期还是不可持续。我们要出台系统的扶持和鼓励政策，鼓励要素的自由流动，让市场去引导要素流动，而不要老用行政方法。一些大学城依靠行政命令搞起来，最后成为空空的鬼城，要引以为戒。区域协同发展的精髓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加大市场竞争，政府进行相应的政策指导，这样会导致区域的协同发展更有后劲，更具有可持续性。我们要创造条件，使大城市的优质资源(包括医疗、教育、文化、技术、资本)能够自然地向不发达地区转移，以获得更大的效应。 要鼓励区域间的产业互动、产业融合、资本连结，发挥产业之间的上下游关系，构建跨区域的产业链条。

　　我刚才在演讲中特别谈到了几个关键词：乡村治理、公共品供给、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文化复兴、城乡联合体，这几个问题，我相信都是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必须面对、也必须办好的重大问题。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但中国未来的希望还在广大的农村，正是由于中国农村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富有发展的空间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