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痛:市场、道德、信任与秩序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
(本文根据王曙光教授2016年5月27日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一、引言:中国之痛:信用、信任与信仰的缺失
从吃鱼谈起:一个以邻为壑的怪圈
今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中央财经大学,跟同学们做一个交流。近几年中国经济转型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很多方面让人感觉既喜又忧。喜的是中国现在还处在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阶段,经济总量不断扩张,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不断改善;忧的是中国现在整个经济转型出现了一种失序的状态,社会伦理也出现一种混乱的状态,给人一种“礼坏乐崩”的印象。今天,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经济失序和伦理失序的现象,怎样为未来中国重建一个好的市场秩序与伦理秩序,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今天讲五个问题:第一部分探讨中国目前信用、信任与信仰缺失问题,也就是我所说的“三信”危机。第二是尝试对“斯密悖论”做出我的阐释,从斯密的逻辑出发,来解释市场秩序、伦理秩序与人的自利本能之间的所谓冲突。第三部分谈谈为什么在经济转型时期会发生伦理失序问题,探讨一下背后的深层根源。第四部分探讨自由市场经济与经济秩序以及政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尤其是厘清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三位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领域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秩序到底怎么看。最后,谈一谈我对将来重建市场秩序的几个观点。
刚才在来中央财大的路上,我跟司机聊天,他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鱼,经常到密云水库钓鱼,现在市场上的鱼都不可信,养鱼的人都不吃鱼,只有在密云水库钓的鱼才敢吃,因为密云水库的水质非常之好。现在的食品市场实在堪忧,中国人进入了一个以邻为壑的怪圈,每个人都对市场上的产品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每个人在生产的时候都试图掺假投机,可是每一个人又不可能不参与市场交易而完全自给自足,于是每个人最终的结果都是在享受别人生产的“毒品”。很多人会说,既然菜不安全,我就自己种菜吧,于是好多人在昌平、密云、门头沟找块地,自己种菜。既然豆浆不安全,我就自己做豆浆。可是你自己生产 牛奶和白酒的难度就很大。一个市场经济本来是以交易为前提的,然而由于大家彼此不信任,这个经济慢慢就转化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交易半径越来越小,分工越来越不明显,经济发展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讲的就是两个基石,一个是分工,一个是交易,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了分工的专业化,促进了交易的发展,而市场经济越发达,分工越细,交易越频繁。可是如果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的话,那怎么分工和交易呢?一个市场经济岂不要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经济了?
为什么在经济转型时期人们对丧失伦理底线?
最近这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儿童疫苗事件的讨论非常多。为什么中国最近一些年以来,这些恶性事件,甚至直接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产品质量事件频发?很多人觉得这些事件的出现简直不可思议,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良知的底线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全世界的人都为此感到瞠目结舌。这些质量安全事件的爆发,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是中国目前转型经济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我一直认为,在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当中,发生类似严重危害伦理道德的事件的概率都比较低(当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在计划经济时期,很难想象会出现这样一些伤天害理的质量事件。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工厂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生产人员乃至销售人员一般都极其谨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不会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做出严重逾越道德底线的事情。至少在80年代之前,我们从来也没听说哪个工厂的奶粉出现故意掺假问题,也不可能出现类似于今天的儿童疫苗事件。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是有诚信底线的,这个诚信受一整套的计划经济制度设计的保障,包括对人们的精神激励、道德约束、政治压力、意识形态激励。因此,在计划经济底下,大家都觉得我要做一个正派的人,做一个被社会所信任的人,敢于丧失道德底线而违规的人极少,而且会受到社会的极大惩罚和谴责。
经典的市场经济底下发生这种严重逾越道德底线的事情的概率也很小。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使得人和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形成一种比较良好的契约关系,人们都遵守契约,有契约精神,企业家都遵循企业家精神,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比较严密的、基于契约的伦理道德规则,形成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因此,在成熟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当中,也不太可能出现今天中国人出现的这种儿童疫苗事件,当然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但是经典的市场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它。
因此,在一个经典的计划经济和一个经典的市场经济底下都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件,然而为什么今天中国就出现了呢?正是因为中国当下的经济是一种既不是计划经济、又不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我们叫转型经济。这个“转型”是中国今天所有道德失控的根源。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当中,人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一旦进入市场经济,则一切计划经济时代的约束,包括经济规则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政治压力都没有了,这样就可以无所不为了。因此,中国人在转型初期,误把市场经济当作“什么都可以做的经济”,是“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做”的经济形态。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视角看来,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点,但是中国人在最近三四十年当中,不少人都有这样的观点,无论在城市的企业当中,还是在乡土社会的农民当中,都认为传统的教条、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在计划经济底下形成的牢不可破的诚实守信的观念、做一个被社会所信任的人的观念都丧失殆尽。转型过程当中出现了大量道德的“真空”,出现了严重的信仰缺失和信任缺失的现象。
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把经济学当中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利润最大化,当作一个信条,这就麻烦了。我们要研究厂商理论,前提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就没有办法研究厂商行为,可是大家要知道,厂商利润最大化,它是个理论假定,它是不附带任何伦理约束条件的。我们在学经济学过程当中,已经把伦理方面约束剥离掉了,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在利润最大化上加很多前提条件,可是在现实当中是要有前提条件的。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润最大化的时候,需要有很多前提,你要诚实,要守信,要守法,要做一个有良心和社会责任的厂商、企业家,但是这些伦理前提没有进入经济学基本理论。我们假定利润最大化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没有任何前提的理想化的行为,这个假设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胡作非为、伤天害理,他的理由就是利润最大化,他们会说,这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吗?我认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应该有它的人格奠基,而不是简单地把那个抽离了伦理前提的“利润最大化”作为信条。
“三信”为市场经济进行人格奠基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它的人格奠基的,这个人格奠基,我把它概括为“三信”。第一个“信”是“信用”。市场经济人格奠基必须以信用作为第一个奠基。市场经济是一个信用的经济,信用经济实际上是契约精神的一种表现,没有信用,何来契约?又怎么遵守契约?如何来执行契约呢?没有信用,则契约的签订成本、执行成本、契约不能遵守之后的惩罚成本,乃至于契约完全被打破之后整个社会的振荡成本,都会特别高。因此这样的社会将不可维系。春秋战国时叫“礼坏乐崩”,一旦这个社会礼坏乐崩了,整个经济、社会就没办法维系了,就崩溃掉了。当下国与国之间面临着激烈的相互竞争,然而中国并不可能被美国所打败,也不可能被欧洲所打败,而完全有可能被中国自己的这种礼坏乐崩所打败,因为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完全错位了,搞乱套了,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转成本极高,甚至社会常常突破道德底线,出现集体的道德缺失,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没有力量的。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信用的经济,要遵守契约,要有高度负责的精神,而一个人一旦对自己不负责,就要为此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这就逼迫每一个人都守信用,尊重契约,有规矩,不乱来。
第二个“信”是信任。因为人们都有契约精神,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遵守合约,因此,长久而言,人们之间会产生一种信任关系。在这种信任关系底下,大家就会产生一种默契,产生一种“默会的知识”,即大家不必相互防备,而是会绝对信任对方,这样的话,所有的交易都很容易达成,这样的社会中法律的执行成本就会很低,甚至很多法律根本存而不用。在传统的中国精神当中,假如别人委托自己一件事,则这件事在中国人看来是无比重大的,一定不要辜负别人的信任,宁可丧失生命,也不能丧失别人的信任。这种事情古代很多。先秦时代有一个故事,一个老船家受托把一个人送到河对岸去,这个渡河的人叮嘱老船家一定要保密,不要透露自己的行踪。为了取得别人的信任,老船家把这个人送上岸之后,就自杀了。视别人所托胜于生命,这个精神,中国人现在很少了。有了这种精神,则人们之间的信任将无比牢固。
第三个“信”是信仰。信仰特别重要。我说的这个信仰,不光是指信仰某一个宗教的单一神,而是广义上的具有超越性的信仰。宗教的信仰以及对于所有不可知、不可控的生命的信仰,乃至于对于日常伦理道德的高度信仰,实际上都是信仰。中国古话说“伤天害理”,“头上三尺有神明”,有些事打死也不能干,这也是一个信仰。中国传统社会当中,这种信仰是根深蒂固的,人们即使从来没读过书,他也知道什么是伤天害理,什么是做人基本的道德准则。中国人读书并不是简单的读《论语》《孟子》,中国传统的伦理是渗透到每个人的实践当中,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即使是文盲也具有高度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以识字为标准,而是指他心里有一整套的道德信仰,这套信仰是使他在传统的社会当中能够安身立命的所有支撑物。比如说作为子女要孝顺,这是一个信仰。孝表现了一种信仰,这是无条件的信仰,所有的伦理道德中,只有孝是无条件的,不能因为父母道德上有瑕疵你就不孝,世界上唯有孝是没有任何前提的一种道德行为,这就是信仰。当然,最高的信仰、最具有持久制约力的信仰还是一种宗教信仰。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一个人不承认自己借了朋友的钱,因为没有任何书面的契约,所以他就想赖账不还,所以死不承认。但是在法庭上,法官把观音像往那儿一放,说:“你敢对着观音像发誓吗?”这个人想了两分钟,就立刻承认,这个事确实是他干的,为什么呢?这表明他内心还有一个信仰,有一个良知,他还有道德底线。一个朋友到美国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差别很大的,前者是有规矩、有底线、有良知、有道德基础的,后者是没有道德基础、没有伦理底线的。当然这个“教堂”指的是泛化的一种信仰,广泛意义上的信仰。
这就是“三信”,信用经济导致人们相互的信任,有契约精神,同时,还需要更高的价值信仰最为支撑,这是市场经济的三大支柱。没有这“三信”作为支柱,这个经济没办法维系。中国现在城市当中企业无所不用其极,出现很多不诚信的行为;同时,乡土社会当中也是礼坏乐崩,传统的礼仪和伦理也在迅速地消失。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最大的风险和危机。因此,我们要重新反思我们的经济转型,重建整个国家的伦理基础,使这个国家重新树立信用、信任和信仰,使我们全体人民都知道市场经济要有它的人格奠基,否则,再多的产值也是脆弱的。
二、如何解释“斯密悖论”:自由市场经济的道德属性
“斯密悖论”是一个伪命题
什么叫斯密悖论?这是一个争议了两百年的老问题。亚当▪斯密一生有两部最有名的著作,一部叫做《道德情操论》,一部叫《国富论》。传统信条以为,前者强调在道德领域内,要以同情心为基本价值取向,后者强调在经济领域,要利己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好多人说斯密好像是一个精神分裂者。他在前一本书特别强调人跟人要互相信任,要有同情心,要有道德情操,伦理价值观念对整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是后面这本书却认为每个人的利己主义反而可以导致国家的繁荣。我在很多年前就研究“斯密悖论”问题,我认为“斯密悖论”实际上是个伪命题。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本书的两个理论体系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在斯密的逻辑体系中,他把人类的同情心跟经济的利己主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并没有矛盾,问题是我们要找到解释这个表面上的“斯密悖论”的密码。
每一个人从自我利益出发,如何达到社会的总体和谐与繁荣?用斯密的语言来说,一个人的“自我赞同”,是如何慢慢过渡到一种“社会赞同”?我从《道德情操论》当中挑选了四个关键的核心词汇,即“内心的旁观者”、“合宜性”、“同情”和“一致的估价”。我们看看斯密的逻辑是怎样的,就知道斯密本身是没有矛盾的,斯密没有得精神分裂症。
同情
“同情”这个词在《道德情操论》中,指的是对人能在感情上彼此分享的认识和理解。换句话说,“同情”意味着我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理解你的价值观,能够理解你的一切,这叫“同情”。“同情”不是说对方发生什么灾难,我表示怜悯。“同情”意味着我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需要什么。我认为“同情”是《道德情操论》当中最核心的词汇,它是一个社会粘合剂。也就是说,我的个人行为如何通过自我赞同而过渡到社会赞同,其中的粘合剂是“同情”。从这个“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自我的评价怎么过渡到一个社会的一致的评价。
公正的旁观者
“同情”很重要,但是“同情”还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把一个人内心的自我赞同过渡到一个社会标准。这里又引出两个词,一个叫“公正的旁观者”,一个叫“合宜性”。
在斯密的体系当中,“旁观者”不仅指真正独立于行为人的旁观者,而且指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个假想的旁观者。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旁观者”,当你做出一个行为之后,自己会对你自己做出一个评判,我们每个人不光互相评判,而且我们自己也会给自己一个评判。而且这个“内心的旁观者”可能更加重要。中国人讲“良知”,“良知”这个词实际上是从孟子开始谈的,后来王阳明又谈到了“致良知”。王阳明所有的学问就两句话,一个叫“知行合一”,一个叫“致良知”。什么叫“致良知”呢?王阳明说“良知”本来每个人都是有的,杀人者的良知跟好人的良知完全一样,但为什么他要杀人呢?就是在杀人的那一刻,他的良知被泯灭掉了,被遮盖掉了。所以王阳明说得很清楚,每个人要回到良知很简单,叫“致良知”,就是要回到自己内心的深处,去掉自己的遮蔽,回到自己的良知。
斯密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更多的是指“内心的旁观者”。这个“公正的旁观者实”际上是存在于人类本性中的一种良心。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们在理解市场经济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说,为什么不用法治呢?为什么不用政府来监督呢?靠法治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每个公民的每个行为都要靠法治来解决的话,13亿人的国家可能需要12亿人当警察、法官、律师、政府监督者。因此在斯密的体系当中,他更加强调“内心的旁观者”。斯密也说过“内心的大法官”,就是我内心有一个法官,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在法庭上看到观音像就招供的人一样,如果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观音像的话,大家就有敬畏了。所以孔子在《论语》当中有句话:“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一个人如果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怕,那就太可怕了。实际上“内心的旁观者”就是让你有畏惧的,让人有“头上三尺有神明”这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只有毫无信仰的人才毫无畏惧。
合宜性和一致的估价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合宜性”。“合宜性”就是社会上有一个对某个行为是否合宜的共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是中国人古代所说的“义”。《说文解字》中说“义者,宜也”,就是“合宜性”。这个“合宜性”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交往和沟通,从而沉淀和产生出来的伦理道德原则。
“内心的旁观者”、“合宜性”、“同情心”,它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共同的目标是达成一种社会的均衡与和谐,这种均衡与和谐不是依赖于个人的道德判断,而是依赖于一个社会的总体判断,我们叫做“一致的估价”,即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与价值观。
斯密的理论体系分两块,一块是在私人体系当中,他强调私人利益是正当的,比如说我想赚钱,这是正当的,赚钱没有什么错。但是同时他认为,理想的道德一方面要满足人类的利己主义本能,另一方面更要满足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繁荣。所以一个好的道德应该满足这两方面,既能满足人的自利,又能把人的自利动机整合到社会公平当中。斯密的逻辑非常清楚。通过以上四个词,我们发现每个人具有自己的自我赞同,从自己的利益诉求出发,但是经由“同情心”的相互理解,经过自己“内心的旁观者”的监督、自制与反省,他慢慢地把自己的自我赞同转化为社会赞同,走向一个社会“一致的估价”。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既能够让每个人的自利动机得到充分发挥,同时还能把自利动机整合到有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当中。
所以说“斯密悖论”本来就不存在,斯密体系当中的逻辑是自洽的。这个体系的前提是“同情心”,“同情心”就是沟通自我价值跟社会价值的能力,他能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从而把自己价值的实现建立在别人的价值实现基础之上。你作为厂商,希望每个顾客用到你的产品的时候都很开心和放心,这样你的价值不就实现了吗?所以同情心是非常重要的,它沟通了自我价值跟社会价值。同时,如果没有这个“旁观者”,它就没有监督和约束,所以“旁观者”是一个监督者,当我做了坏事之后,内心会不安。而它的标准是“合宜性”,你要衡量一种行为是不是能够完美地连接自我赞同和社会赞同,前提是“合宜性”,就是你能够达到社会公认的标准。假如每个公民都能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是完美的社会,最终达到社会的“一致的估价”,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底线伦理,共同的价值判断标准。
斯密的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斯密所说的“内心的旁观者”、“合宜性”和“同情心”的根本目标,乃是达成一种促使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道德行为,这种道德行为不是建立在某些个人的伦理判断之上,而是基于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一致的估价”之上,以此来维系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与其自利本能相融洽的社会合作。“一致的估价”将人类社会中道德行为的极为纷繁的差异性整合到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普遍价值观念体系”中
在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中,私人的利益目标和自利的行为本身并不自然带有道德上的贬义,他十分强调私人利益的正当性;在斯密看来,理想的道德总是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要满足于私人利益目标与人类的利已主义本能,另一方面又要克服这种利已主义,将人类自利的动机整合诱导到有利于经济走向公平、和谐和繁荣的社会道德谱系之中。
由“公正的旁观者”、“同情心”、“合宜性”和“一致的估价”所组成的独特话语系统,建构了斯密富有特色的伦理学体系,解决了以“同情”作为粘合剂的人类社会如何以“合宜性”为标准,通过“公正的旁观者”对他人和自我行为的道德评价,来维系整个社会在伦理观念中“一致的估价”,从而解决了斯密体系中莫须有的所谓“斯密悖论”,调和了利已主义和同情心的矛盾,完成了“自我赞同”向“社会赞同”的完美的过渡。
三、经济转型期的伦理失序:历史根源与现实困境
两个转型
我认为197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两种转型,一个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转型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进行了大约40年。还有另外一个转型更加深刻,就是由原来的乡土社会,或者熟人社会,逐渐转为契约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恐怕比前者来得更深刻,前者是个体制转型,而后者是整个社会的交往原则、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型。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世代相守,很难违背契约。乡土社会强调世代相传的口碑。这种世代相传的口碑对人的约束实际上是很大的。所以我在北大教《农村金融学》的时候,我就说,对农民的信用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农信社和银行,也不是法院,而是村里面的老人家在门口晒太阳的时候互相之间的聊天,这是维持信用和惩罚不道德行为的最好的机制,是软性化的但是是极其有力量的一种惩罚机制。
但是从乡土社会这种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过渡到一个契约社会之后,我们就发现,很多问题就出来了。一个人的行为方式突然变了,因为他锁面对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举个小例子,原来在北大门口经常有大量的卖假证的人,操着各地的方言。我原来对他们很反感,也感到很气愤。但是现在我想,这帮卖假证的人,他们既是可恨的造假者,又是些很值得怜悯的人,他本来有可能在家里务农,结果因为亲戚介绍说卖假证赚钱,他就去卖假证了。这个人在乡下,极有可能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可是出了那个村之后,来到北大门口,他就变成一个卖假证的违法乱纪者。可是对这个人能不能简单地谴责一番就行了呢?如果简单地从道德和法律角度对他们来进行评判,我认为是不公平的。问题没那么简单。
从熟人社会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交易规则发生了变化。而且你发现,越是发达的社会,越是更多地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交易。比如说现在大量的金融交易都是看不见交易对手的,你还能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像淘宝网,你根本不知道谁在卖这个东西,他长的什么样子,你也根本没必要打听他的祖上是不是守信,因为网上交易,互相不见面。传统的银行还要见个面,填个表格,可是在P2P平台上,借贷双方是不见面的,所以这种社会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传统乡土社会的一套伦理规则都不管用了,这时候不信任就产生了。我认为一个社会前进的标志就是,当陌生人出现交易的时候,仍能互相信任,这是一个前进的标志。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说“良好的商业行为有点像氧气,只有缺氧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到它的存在”。现在我们确实感觉到中国人普遍缺氧,缺乏信任了。斯密写过一本书叫《天文学史》,他在这本书当中也谈到:“一件事物我们很熟悉,天天见到它,可是不觉得它美丽,只有失去它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它很重要”。一个社会的相互信任就是这样的,失去了才觉得重要。
共同体内外的行为悖论
这就出现了“共同体内外的行为悖论”。一个人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是好人,一旦出了共同体之后,就突然变成一个坏人,他不惜欺骗他的交易对手。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的社会格局是差序格局。圈的核心是自己,根据血缘和亲缘关系,越往外的圈层,交易成本越高,因为对陌生人不信任。当一个经济没有信任的时候,它的交易半径十分小。现在中国人的好多问题都出在信任关系上,交易半径越来越小。一个共同体内部,其好处是:第一,他的行为容易被观察到。第二,行为具有长期性。第三,共同体内部通过平时的舆论进行监督,可以对非德行为进行惩罚。但是到共同体外部,惩罚机制就没有了,它往往会诱发人的短期行为,他觉得终于可以无法无天了。
所以我说中国人现在缺乏“三信”,市场经济没有秩序,就是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当中,由一个乡土社会,突然转到一个契约社会,每个人的契约意识还不是很强烈,这种社会最容易发生信任的崩塌,每个人都互不信任,公民不信任政府,政府不信任公民,公民之间也不信任,交易成本极高。
民无信不立:中国古人是最重视信用的
可是中国古代人是很强调信任的,中国人把信任这个事情看得比天还大,说“民无信不立”。庄子讲过一个“尾生抱柱”的故事。尾生是一个山东青年。一天他约他的女朋友在一个大桥下见面,可是不巧这时候上游来了大水,尾生比较较真,他想我如果走的话,女朋友就找不到我了。为了守信,他就抱住那个柱子不走,结果被水淹死了。所以后来说一个人有信用,就说他有“尾生抱柱之信”。
在中国传统里面,是很重视信用的,可是现在这个转型时期礼崩乐坏,我觉得现在要恢复公民之间的信任,恢复整个市场经济的秩序,需要几个条件。第一,要有舆论的监督。新闻媒体不能说假话。第二,要建立某种社会机制,鼓励那些符合伦理的行为,而约束那些不符合伦理的行为,简单说就是鼓励好人做好事。最近我在海南有一个演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出现大量的非法集资事件?是因为政府没有把民间非法集资引导到合法的借贷上来,我们的金融门槛太高,大量的社会资本不能进入正规金融体系,所以他才进行这种民间集资。如果公民没有得到一个做好事的机会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做坏事。第三,要有一个比较有力的惩罚机制。社会对违背信用的人没有多大的惩罚,使得他没有畏惧心。
传统伦理体系遭遇的三次巨大冲击
礼崩乐坏的根源在哪里呢?一个根源是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崩溃。百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三次大的冲击。一次冲击是五四时期。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中国传统的家族、宗族、社群的关系受到严厉的批判,好像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是处。五四运动过去了将近一百年,我们对这个事情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客观了。对传统伦理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都否定,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失误,而这个失误付出的代价极大。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以客观的眼光看传统伦理资源。
第二次冲击是文革时期,我们更严厉地批判传统伦理,革命的话语代替了传统社会的伦常秩序,传统道德大面积塌陷,传统的文化符号被严重破坏。中国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受这些传统道德的约束,可是在文革之后,这些传统观念迅速地消亡掉了。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文化以强势姿态进入中国,中国固有的伦理价值再次遭遇严重冲击。
社会分层的固化与二元分裂
经过这三次大的冲击,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体系已经七零八碎,不复是一个自成逻辑的牢固体系。但是伦理观念的丧失还不是现在道德失序的根本原因。从更深层次来讲,我觉得我国当下社会道德失序还有三个方面的深刻根源:
一个方面是社会分层。中国现在的社会形成一个二元社会,社会不公平在增加。最近一二十年以来,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90年代初期,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农村来的孩子跟城市来的孩子的机会差不多,而现在则差别甚大,因为大家要去“拼爹”。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非常稳定,我认为其奥秘在于社会实现了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并不是神话,而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社会流动现实。中国现在社会分层固化,问题很严重,社会底层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改革成本,而社会上层却只占有改革收益,而不承担成本。这个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导致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越来越焦虑。
贫困化
第二个是贫困化。贫困化现在非常严重按照联合国每天1.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我国现在还有约 1.2亿贫困人口。大量的人群还处在低收入的状态,这些人在金字塔的底端挣扎,在财富分配格局当中,属于最低的层次,因此他的不平等感非常强,怨气非常重。所以为什么说中国人戾气很重,就是因为不平等感太强,社会差距太大,二元结构过于明显。
选择机会
第三个深层原因是选择机会。弱势群体在社会当中得到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少,所以很多人铤而走险,做一些不合乎伦理道德的事情,我认为不能单单从道德方面来评判,你不能站在一个道德高地,居高临下地说,你在北大卖假证就是一个坏蛋,恐怕不见得。他挣钱之后就去养活他的家人,当天晚上他就把钱寄到农村去了,因为他的贫困父母与妻儿还在老家等着他赡养。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反省社会伦理的丧失,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深刻地反省,我们这个社会能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权。可行能力的剥夺是一件更重要的事。人的可行能力被剥夺,人的选择权被剥夺,你让他守信,那是一厢情愿。
四、市场经济与秩序:斯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观点
不同的规则意识、契约意识和价值观
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的经济,恰恰相反,市场经济更加强调经济的秩序。它有着明确的规则,有着很清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一个段子说一个中国学生到美国之后,找了一个美国女朋友,深夜开车,遇到红灯,他就直接开过去了,他的美国女朋友很生气,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干呢?这是红灯。他说,路上没人嘛,何必死心眼?最后美国女朋友跟他分手了,说你这样的人不可信任,连这么点交通契约都不遵守,将来我们的婚约怎么遵守?后来这孩子在美国读了十年书,拿到博士学位,回到北京,交了一个中国女朋友,深夜开车遇到红灯,他一脚刹车停下来了,这是在美国十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女朋友就催他赶快走。他说,红灯呢,走什么走?女朋友说,现在没人呀,赶紧走呀。他仍然不走。后来这个中国女朋友跟他分手了,说你这种死心眼,跟你还有什么希望?这个笑话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不同的契约意识和规则意识。
斯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论伦理和秩序
市场经济是讲规则和秩序的。市场经济不是大家所理解的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是不要任何规则和伦理的利润最大化。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三个提倡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都是特别强调秩序、伦理和规则的。亚当▪斯密说,整个经济一方面受“看得见的手”的影响,比如说政府,另一方面也要受“看不见的手”的影响。我们在阅读斯密的过程当中,往往把“看不见的手”理解为价格体系,整个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会引导资源的配置,这是对斯密最大的误解。什么叫“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话语体系中,实际上就是内心深处的伦理道德,这是看不见的手。所以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当中讲到,一个市场经济必须以一种更高的道德来协调人性的自私自利。什么道德呢?就是“理智、原则、良心,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和仲裁者”,就是“公正的旁观者”,这才是维持我们这个社会秩序的根本的东西。所以他认为,在整个社会当中,每个人都要有自律,政府要用必要的手段来克服市场的缺陷。
哈耶克是最讲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可是在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当中,他说:“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当中没有一个静止的教条,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原则。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单纯从经验主义出发的一种顽固态度,而尤以自由放任的原则为甚”。这话是什么意思?自由放任其实不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更强调秩序,所以哈耶克说,政府应该在提供法律框架、维护产权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不重要,也不是说秩序不重要。
弗里德曼写过一本名著叫《资本主义与自由》,他是一个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自由是一种稀有的、脆弱的东西,为了保护自由,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它要维持一种秩序。所以我们在理解市场经济和自由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偏废,不要说自由就全部自由,不要秩序了,可以什么都做,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最有害的一种误解。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应该保护法律的尊严和实施,维持经济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持竞争性的市场。他强调游戏规则,强调政府应该维持游戏规则。
五、结论:重建市场伦理与秩序:传统道德资源与现代契约精神
以上我们讲了对斯密伦理体系的理解,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道德属性;我们也探讨了经济转型时期的伦理失序问题,探讨了伦理失序的历史根源及其深刻的现实原因。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跟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它的区别在于,好的市场经济是以伦理和秩序为前提的,好的市场经济必须具备它的人格基础,即平等、公正、诚信、人道。而我们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所有目标,都应该是公民的尊严和社会的和谐,我们要有尊严感,要有幸福感,要有安全感,要有信任感。
未来怎么做呢?一方面,我们要利用好传统道德资源,义利合一、诚实守信的精神,传统的人格操守,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塑造现代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就是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当中也要遵守契约,这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每个人都要履行契约,有契约精神。因此,我觉得中国将来要迈向一个更加幸福的社会,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来说,每个人都要突破囚徒困境,要有公民精神、工匠精神、契约精神,要建立整个社会普遍的信任关系,这样的话才能解决“中国之痛”的问题,才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不至于以人格崩塌为代价、以信任丧失为代价。